据邹长新介绍，目前生态红线划定的主要技术流程已经厘清，主要是围绕国务院要求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来确定范围，先要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评价来确定这些区域的保护现状，最关键的是把目前最重要的区域识别出来。红线落地需要一些基本数据，包括明确的边界、面积、保护对象，最后还要把每一种类型的红线进行叠加，形成一条总的生态红线。
红线落地的难度
在邹长新看来，目前尽管生态红线被提得很多，也很有高度，但是国家层面还没有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或配套政策、管理办法，这也导致了红线划定在摇摆不定，落地有难度。
首先，林业部门管森林、湿地和荒漠，农业部门管草地，国土部门管土地，水利部门管水环境……跟生态环境相关的政府部门众多，统筹协调起来比较困难。据记者了解，在环保部宣布开展全国性生态红线划定工作之前，国家林业局已出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 年）》，提出将划定林地和森林、湿地、荒漠植被、物种4条红线，且都有精确的总量控制；更早的2012年10月，国家海洋局在渤海海域启动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其次，据邹长新介绍，他们在划定生态红线的过程中还要和地方政府博弈：“在一些试点地区，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地方要保护，到了实地，却已经马上要开发了，而且是合法的土地规划，已经报政府批准，要么建工业区，要么建港口，矛盾很尖锐。”
此外，邹长新表示，划定生态红线不是目的，最关键的是划定之后的管理要有严格的制度保障，要像对待耕地一样，有总量的保障，还需要建立监测网络或监测平台、分级管理的长效机制。划定红线肯定会牺牲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机会，所以，生态补偿也要跟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将口号变成实际。很多东西只在口头上，没有实际行动，而且对‘没有落实’也没有跟进的惩罚措施。”任景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要想让生态红线真正有效，就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把它跟干部考评机制结合起来，变成一项考评指标。“我们在研究，将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纳入自然资产核算，将一个领导任期开始前的家底和5年、10年任期结束时的家底比较，看看为取得的经济成果付出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是什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改善了最好，至少不能恶化，不欠债。”
“环境好不好，跟官帽挂钩，就是最大的约束。”任景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