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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自然观回归柏拉图主义

【核心提示】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反思,以澄清近代精神和科学的起源,即澄清原初动机和思想运动。为此,特别需要反思新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精确自然科学)的原初意义,并将“原初的直观”和“生活世界”置于首位。而这恰恰是经由欧洲科学危机所激发出来的先验现象学的深层动因。

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的伽利略据说1590年在比萨斜塔进行过著名的重物自由下落实验。图为意大利比萨斜塔。资料图片

柯瓦雷在《伽利略》一书中揭示出:在近代探究自然的过程中,伽利略通过将物理学数学化或者通过对自然的数学构想,促进了西方近代自然观的柏拉图主义回归。就数学的本质和作用这一基础性问题而言,柏拉图主义者强调数学在物理学研究和关于实在的构造中具有较高价值,而伽利略代表了近代物理学中的数学构造趋势。

希尔贝克强调,对伽利略而言,为新物理学而战就是为新本体论而战。在各种关于自然的经验或实验的研究中,伽利略追问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数学的作用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自然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展现在我们眼前打开的一本大书,我们只有使用这种数学语言才能读懂它,自然的真理存在于数学的事实中,自然中真实和可理解的是那些可测量和可定量的东西。如此,宇宙就成为一种被均质化的几何空间,这涉及一种均质性空间基础上对自然的数学化构想。

数理自然科学研究的乃是可感自然“之下”的几何学均质化、量化的自然,它乃是一个理性化的“理念世界”,它抛弃了感性自然的可感性质和感性杂多,追寻感性事物和自然现象背后那种本质、纯粹的“形式”,数学理性乃是我们把握自然本质的唯一有效工具,它指导着我们对自然的经验、实验性考察。

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两门新科学》为我们讲述了一段重新发现自然所使用的(数学)语言的历史,揭示了向自然提问所应该采取的方式。自然的本质是数,亚里士多德曾以“性质不可能被数学化”和“从数学中不能推导出运动”为由,反对将自然数学化的企图。但伽利略却以运动服从于一个数学—力学定律来回答运动的难题,并建立了空间、时间从而是世界自身同数学定律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开启了近代科学研究中“自然的数学化”途径。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在新自然科学的奠基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切自然现象都可加以量化和量度,进而可以进行数学化构想,几何学概念和语言尤其适合于解决机械、技术问题,甚至深刻地影响到艺术创作,并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界的量度、测量和自然资源、能量的开发。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曾阐释了“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这一课题,深入地剖析了伽利略所开启的近代自然科学普遍新观念中“数学革新”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的数学化”意义与局限所在。

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在新的数学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是作为数学的宇宙。只有数学作为一种系统的、事先建构世界及其因果无限系列的方法被设计出来,我们才能在严格科学的方式上(即在哲学上)认识世界。新的数学通过两种方式为此开辟道路。首先,通过时空的形状方面将物质的世界加以观念化,数学创造出观念的对象,从而将那种主观相对、模糊表象的感性对象和世界变成观念性的客观知识;其次,通过“经验的测量技艺”被应用到感性世界中。这种新数学突出表现在纯几何学上。

借助于纯数学和实践的测量技艺,我们能够根据已知、被测定、涉及形状的事件,以绝对的必然性来“计算”无法直接测量的未知事件。于是,这个“观念的”几何学变成了“应用的”几何学,甚至于变成了认知实在之物的一般方法。对世界的间接数学化产生出标识一般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数量公式”,一旦认识这些公式,人们就可以制定出能预料现实生活世界的经验规则,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数学化及其所建立的公式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由于没有澄清数学化的意义,就导致了灾难性的误解,伽利略以数学方式构成的“理念世界”偷偷取代了那个唯一实在的、可被经验的“生活世界”,整个前科学和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在的真理的意义就被贬低乃至遮蔽了。但生活世界才是被自然科学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在自然的数学化过程中,人们为生活世界量体裁剪了一件理念的外衣,即所谓客观科学的真理外衣,它囊括了“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并乔装成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东西。这层理念的化装使得人们无法理解这种方法、公式和理论的本来意义。如此一来,伽利略这位新物理学或数学化自然的发现者,既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

从几何学的观点和可数学化的东西出发考虑世界,就抽象掉了活生生之人的主体和一切精神的东西,其结果是去主体化、去精神化,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自我封闭的自然因果关系的观念应运而生,并为二元论世界观铺就道路。

那种在科学的初创中起决定作用的旨趣被一种作为技艺的科学抛弃了。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反思,以澄清近代精神和科学的起源,即澄清原初动机和思想运动。为此,特别需要反思新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精确自然科学)的原初意义,并将“原初的直观”和“生活世界”置于首位。而这恰恰是经由欧洲科学危机所激发出来的先验现象学的深层动因。

[责任编辑:赵斯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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