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吴熊和先生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1994年9月，我到杭州大学入先生门下求学。先生第一次授课时就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是为了解放思想，不能去读某些硬性规定要读的书，这在当时是属于很有勇气的话，但对于我这位素来厌恶政治说教的学生来说却非常中听。此后几位同门一起去先生家请益，我便问起：治学是否要远离政治？先生却非常明确地说，脱离政治的学问属于小道，并没有多少价值。1997年12月上旬，吴先生因事晋京，下榻于北大勺园，我前往看望时，曾说起当时有位中青年学者，因染指政治，在短时间内身价百倍，先生以为我有羡慕之意，就告诫我说：政治生命短，而学术生命长。我1999年7月到上海工作后，有一次去杭州看望吴先生，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块写有“优秀共产党员”奖牌时，问起：“吴先生，您原来还是共产党员？”先生爽然回答：“我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呢。”对于吴先生的这些话，我一直琢磨着，渐渐明白：治学既要远避政治说教，又必须关注政治，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更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为学术”的学术，仅以学术谋求一己之私，是创立不了大的学术格局的。
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文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各学科多人满为患，使青年学子们不免茫然。我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业时，曾在吴先生面前感叹：“现在研治学问者如此众多，如要冒尖，难乎其难！”吴先生却很干脆地答我：“现在从事学术者众多，却没有几个是潜心研究的；而过去虽然人少，大多都专心致志。”先生的话使我顿开茅塞，并逐渐提高了自信心，认识到做学问必须全身心投入，而不必以竞争对手的多寡为念。多年来，我常常将这一道理讲给学生听，相信其中悟性高者，必能由此认识到自身潜力，从而在将来的学术角逐中渐渐脱颖而出。
关于如何看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吴熊和先生也提出了自身看法。我因为做博士后，又换了工作单位，延误了职称的评定，对此曾在吴先生面前略有微词，但先生对此事却看得非常淡然，认为评上职称只是迟早的事，而学术的成功则取决于强有力的后劲，若只图眼前利益，不顾培植后劲，终究不会有大的成功。吴先生从来不愿向学术刊物推荐自己学生的文章，也不愿意为自己学生的著作写序言，在他看来，学生自己投稿，如被正常采用，说明大致已达到发表水平，而学生所撰的著作，到底有何优点，有何不足之处，则应该多让学术界来发表客观意见，岂能由先生来预作定论？至今想来，先生的这些识见都超越庸常，尽管在当下的社会风气中，人们往往不会选择这么做。
对我最有启发，使我获益最深的，莫过于近十多年来吴熊和先生对我的学术整体框架构建的指导。在完成《庄子学史》、《庄子纂要》等书稿后，我曾专程前往武林，登门请教吴先生，拟暂时离开《庄子》研究，到宋元明清开辟一方领地。但吴先生指出，先秦诸子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庄子又是其中的一棵大树，虽非独帜，可毕竟这样的大树在历史上非常之少，因此吴先生建议我不能放弃对庄子的研究。而且他还认为，我所创办的《诸子学刊》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哪怕现在停刊，也已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并劝我应当利用这些优势，在诸子学方面进一步开拓更宏大的新局面。在此之前，甚至在我来沪上工作之初，先生就当面或在电话中多次告诫我，上海最为我国南方的文化重镇，是曾足与京派相抗衡的海派文化所在地，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学术契机也很多，但如果把握不好，则易因小失大。所以先生要求我放弃一切小打小闹，以及那些普通人都能完成的题目，而是要选定几个好题目、大题目作深入开拓，力争完成一般人难以攻克的好题目、大题目。先生的这些建议，对于我把握好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内的整体规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先生常引夏承焘先生的话说：“大学者是出题目的，小学者是做题目的。”吴先生实为出题目的大学者，贶我良多！
忆及以上种种，自入先生门下，我虽未能于词学得万分之一，仅为“教外别传”，但学术之精神本相融相通，先生之道德文章与学术理念更使我受益无穷。我对先生，既有身为门弟子的深切追思，更始终怀有对大学问家的崇敬之情！2012年11月2日，噩耗传来，我悲痛不能自已。念玉龙哀曲，已杳仙乡，纵中霄立雪，难唤钱塘。11月7日，我设灵位于沪上，率弟子二十余人，沉痛悼念吴师熊和。薪尽火传，先生千古！
癸巳仲秋识于沪上（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