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于光远的理论研究生涯中，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涉及。除上面引述的外，他还对经济效果，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于光远也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 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 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并特别强调, 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 其他任何原则, 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此外, 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 而且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983年, 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 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 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 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 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 这是因为, 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 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 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他在改革的实践中, 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 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 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 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 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 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 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 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于光远的这些理论观点、看法和思想，对促进人们思维和观念的改变，推进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来看于光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有的已经实现，有的现实走在他设想的前头，有的尚未实现，有的具体结论和设想已经过时。不论他的经济理论于今天适用与否，这都是作为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理论探索的一个见证，其所蕴涵的方法论和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在今天也有着很大的启示。比如，关于平等，他认为这个观念是相对的，意味着使用同一尺度。也就是说，对某一尺度来说是平等的，对另一尺度来说就是不平等的。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尺度，这是一种平等，如果用需要做尺度来衡量，就是不平等；反过来，实行按需分配以需要做尺度来看是平等，但用别的尺度，如劳动来衡量，就是不平等。他曾谈到，对近年有一些公平和效率的谈论存有怀疑，他认为，问题不在于一般地谈论公平和效率是什么关系，而是在于不同的尺度和效率是什么关系。这一看法有助于廓清我们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一些认识。
当然，于光远对未来的判断也有一些明显失误。比如上述对于“三个30年”中的看法，认为第三个30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与现实明显不符，恐怕多数学者都不会同意此判断。在这方面的一个共识是，经济改革到今天，远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远非完善。11月将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基础性改革作为主题，就说明我国的经济改革路还很长。土地制度、要素市场、金融体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宏观调控方式的变革，乃至国企改革，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甚至尚未真正推进，许多制度障碍亟待打破。
大浪淘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不能指望老一代经济学家来替我们解答和解决今天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这代人去探索解决的办法。十多年前，笔者曾几次在理论研讨会上见过于光远。那时他已80多岁高龄了，虽然行动有些迟缓，可思维还是那样新鲜与活跃。不用讲稿，却自成条理；即兴发挥，而不游离主题。在大开大合中，闪出一串串思想的火花。如今，斯人已逝，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对经济改革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