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主办“增长·转型·改革”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观点，现摘其要者刊登，供有关人士参考。
宋晓梧：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调整利益格局
关于增长、转型、改革，我简要讲三句话：
第一，增长应重在质量效益。当前，我们必须正视高速发展付出的过高成本，到了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阶段了。新阶段评价增长，应当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应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
第二，转型要坚持市场导向。转型的关键是调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内贸外贸结构等。转型还要求我们从低劳动力成本竞争逐步转向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重大的结构调整都要遵循市场法则，当然也要有政府的监管和调控。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方面，尤其在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
从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转向科技创新发展，也不是政府可以包办的。政府应当引导，但始终要明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市场第一线，企业家必须高度关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是否合理。我们现在许多政策不是引导企业创新，而是引导企业去寻找所谓“政策洼地”。
第三，改革须触动利益格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议论很多，有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利益格局不动，改革难以推进是大家公认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首当其冲。现有的地方利益格局大大加剧了产能过剩，加剧了生态破坏，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权钱交易空间，制度性腐败越演越烈。现阶段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简单向地方放权，而是首先要划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各自的职能。政府要把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企业。
再一个需要触动的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既得利益格局。 2012年，国企上缴红利只占税后利润的11％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返还了。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约为税后利润的30％—40％，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的盈利普遍高于一般上市公司，英国国有企业上缴70％—80％。现阶段，不以壮士断腕的雷霆手段调整利益格局，我担心“深化改革”也就是写在文件上的四个字。
彭森：以改革释放“正能量”
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回落到中速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包括财政收入、外贸等指标，确实已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长期维持在10%、20%的速度，回落到一个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国情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企业效益下降、内生动力不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金融和债务风险。下半年走势如何？由于去年四季度曾出台刺激措施，导致基数较高，加上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较大，如经济增速回落到7．5%以下，“这也是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不过，今年以来，中央采取了大量“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措施。比如新一届政府强化职能转变，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许可；出台政策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出台金融“国十条”，有针对性地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监管，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发展的换挡期，处于发展模式从过去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科学发展的转型期，还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在此背景之下，推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目标的实现，确实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必须有所娶有所予，有所失、有所得，这就涉及我国经济能不能实现无痛转型。
尽管中央已明确提出不再以GDP增速来论英雄，但是从地方来讲，还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冲动，对“无痛”转型存在幻想。即幻想在不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平稳转型和结构调整。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冲动。虽然目前全社会投资增速已经开始呈现回落态势，但还在高位运行，在20%以上，其中增速高的还是房地产和政府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真正要下决心调结构、转方式，就要明确下决心摒弃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真正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长痛不如短痛，经济增速降一点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
当前的问题在于，“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我认为，不应否定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很危险。回顾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多时候靠的是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旦出现经济过热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又靠简单上收审批权力，却一直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表面上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带来的后果，实质上是过度依赖和迷信政府力量的体制性问题的集中暴露。
因此，在“调结构、转方式”当中，既要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今年年初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要求，“进”主要体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这是有进展的。现在提出还要“稳中有为”，这个“为”靠的是什么？主要靠的是市场，靠的是改革。如果不搞改革，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光靠政策和号召，恐怕难以有为。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意识，这是推进改革的好时机。我们应抓住时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出一些重大改革，团结动员全社会关注改革，参与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正能量。
当前改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重点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作用，虽是短期效应，但也是有意义的。另一类是着眼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主要是有利于增强市场的内在活力和动力，真正通过“调结构、转方式”的改革来增强社会的整体效益。
对于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的改革举措，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二是进一步加快城镇化改革；三是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革。对于涉及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任务，建议：一是结合职能转变，进一步下放实质性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权限；二是加快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三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度。另外，还要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增加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