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需要找回本位文化的价值，在两千多年中国文明的长河中，礼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对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及于礼乐文明。通过对历史与人文的溯源考察，揭示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从学理上阐释古代中国何以走上礼乐治国的道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礼 乐 中国文化 传统 多元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历史性的伟大选择
我们先回顾中华文明从远古到上古时代的基本进程。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开始出现。中国人在北方的农业区最早成功栽种了小米，在南方的水田农业区最早培育成功了大米。经过数千年的交流与互补，到距今4000年左右，融汇为灿烂的夏代青铜文明。从夏朝到商朝的一千年中，中国依然是农业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谋求粮食等物质生活资料。到商代末期，社会物质生活已相当富足，青铜文明臻于极盛。至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此后只有量变，再无质变。
但是，商代富裕的物质生活失去了理性精神的引领，贵族们酒池肉林，骄奢淫逸，滑入了腐败的深渊。其深层的原因是，殷人政治文化的特点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以为只要殷勤祭祀，祭品丰厚，就能得到天佑神助，任何人奈何不得。纣王在覆灭的前夜，依然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牧野之战，殷商王朝一朝覆灭，作为西周新政权主要设计者的周公，不能不受到巨大震动，“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殷”(《尚书·召诰》)，必需吸取它们的前车之鉴，方能求得长治久安。
周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把商朝的国家机器当作一份巨额资产来接管，按既有的治国模式运作，“以暴易暴”，以新的暴政替代旧的暴政;二是吸取商亡的教训，革除旧弊，提出新的治国理念与模式。周公选择了后者。从《尚书》收录的周公的诸多训诫看，周公新政的主要理念如下：
民本。民众是立国之本，不可轻忽。武王在率师渡孟津时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上天是尊重民意的，民众要想做到的事，上天必定会顺从。周公要求执政者体恤小民“稼穑之艰难”，要保惠庶民，不可欺侮，他引古语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把小民的感受作为反观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中国民本主义思潮由此而起，并迅速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思想在古希腊的产生和流传，比中国至少晚了五六个世纪。
明德。在《尚书》中，周公反复提及“明德”，意思是昌明执政者个人的德性与治国理民的德政。周公“勤用明德”(《梓材》)，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他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至德之治发出的馨香可以上感神明，供桌上的黍稷不香，光明的德性才有真香。纣王不明其德，所以为上天所灭;周文王有明德，所以才为上天所立。能否长治久安，不在天命，而在我之德，“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太甲》)。《诗·大雅·文王》说“自求多福”，要把命运寄托在自己身上，周人高度的道德觉醒，由此可见。
勤政。《尚书》中的《无逸》一篇，周公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等四位“迪哲”为例，向成王阐述勤政之道。周公说，殷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就昏庸无道，恰恰相反，中宗、高宗、祖甲都懂得“治民祗懼，不敢荒宁”的道理，治民都有敬畏之心，政事无大小，都能恭敬从事，不敢荒淫，因而都能长久地享有国祚：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而祖甲以下的殷王，“惟耽乐之从”，所以，“罔或克寿”，都是短命的君王，在位超不过十年。周文王也是成天忙于政务，达到“不遑暇食”的地步，故在位五十年。所以勤政与否，事关国运的兴衰与国祚的长短。
禁酒。《尚书》的《酒诰》篇，可以视为周公的“禁酒令”。周公之弟康叔受封于殷商旧地卫国，当地民众久受纣王影响，嗜酒成风。周公告诫康叔，纣王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腥闻在上”，使得上天都闻到了他们的酒腥;为此他要求康叔“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许沉湎于酒，不仅不敢，而且没有这种闲暇。只有祭祀时可以少量饮酒，但不能醉。对酒醉误事者要杀无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