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实验是：让所有参加者看96种不同事物的照片，其中有一半他们以往见过，一半未见过。然后，以两种方式重现这些东西，一种方式是让这些事物在与当初同样的环境中出现，另一种方式是让他们在与当初不一样的环境中出现。(见上图)结果发现：日本学生对于重现环境未变的对象的识别能力大于美国人，而对美国学生来说，环境的变化对其识别效果根本没有影响。这说明：东亚人所认识的对象与环境“紧密连在一起”。再将一批动物放在多种不同的背景下展示，测试美国学生与日本学生识别它们的准度和速度。结果再次发现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多地受到背景的影响，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犯了比美国学生多得多的错误。21
发现亚洲“人”：价值取向
另一有关亚洲人人格特征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比利时学者Geert H. Hofstede等人发起、Harry C. triandis等一大批学者推进的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研究成果。
Geert Hofstede视文化为人类集体具有的“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ming)，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各民族得到培养和强化，这种心灵程序最清楚地表现在人们的价值观上。22他提出文化的四个维度，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个人主义∕团体主义维度。他最初通过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分公司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并设计了用于衡量个人主义程度的14个工作目标方面的指数，通过问卷调查来说明各国文化的个人主义∕团体主义程度(个人主义程度高，即指团体主义程度低;反之亦然)。23
H. C. triandis, M. H. Bond等一批学者对于文化团体主义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此处略加介绍。根据Kwok Leung的说法，个人主义指这样一种趋向，即一个人更关心自己的行为对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兴趣和目标的效果;与此相反，团体主义则指这样一种趋向，即一个人更关心自己的行为对于其所在集体的效果，同时也更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以满足集体需要。在个人主义社会里，自己人(ingroup)与外人(outgroup)之间的区分相对不重要，自主、竞争、成就及自足更受人们重视。在团体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于自己集体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别的集体明显有别，人与人关系和睦，集体内部的团结更受人们重视。24
C. H. Hui & H. C. triandis设计了70个不同的问题去问社会科学家们，比如“你的私人所有品，衣服∕鱼杆∕收音机∕自行车等，是否有人代用或提出借用?”答案从“一直有人”到“从未有人”，由此得出团体主义者具有如下特征：25
①高度注重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意义;
②与他人共享物质或非物质资源;
③注重集体内部的团结;
④受到“shame”(羞，即“不好意思”)的控制;
⑤结果好坏均与人分享;
⑥自认自己是集体生活中的一分子。
H. C. triandis联合来自九个国家的十余位心理学家，在共同的模型之下进行对所在国家的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统计分析。26作者确立了四大类参数(factors)和21个不同的参数项(items)，对每个参数项的回答分为6个档次(从极其同意到极不同意)，对每个参数项的好坏及合适与否加以评估，只有一个参数有9国中的8个国家合适才会采用。每个参数的6个档次的问题，各找100位对象进行调查。(见下表)
调查所得结果是，在家庭团结方面，哥斯达黎加、香港、印度和印尼得分最高，法国和荷兰得分最低;在相互信赖及社会性方面，哥斯达黎加、伊利诺斯得分最高，希腊和印尼得分最低;在与集体保持距离方面，伊利诺斯及法国人得分最高，香港与印度得分最低;在自主及追求享乐方面，智利得分最高，印尼得分最低。
多数研究发现，文化团体主义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区分“自己人”(in-group，也可译为“圈子内”)和“外人”(out-group，也可译为“圈子外”)，在对自己人和对外人方面表现出巨大差别，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日本人不把受侵略国人民当“人”看。27另外，有关研究还发现：文化团体主义对于争端宁愿采取中介介入、协商、妥协等方式来解决，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不然。(Leung, 1987)在报酬分配上，文化团体主义对于同一集体成员会采取比文化个人主义更平均的方式分配。还有研究指出，在文化团体主义社会中，威权主义较个人主义盛行，上下级之间等级关系更加明显，等等。29
正如Harry C. triandis、Geert Hofstede强调的那样，任何文化都同时存在文化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份，只是程度不同而已。30Geert Hofstede的量化分析得出，个人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紧列其后的国家也皆是工业发达的欧美白人国家;个人主义程度最低的国家或地区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南美国家如智利、秘鲁、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也位于后面。31中国无疑属于文化团体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32
下面我们介绍Richard Nisbett介绍的几个相关的试验：
实验一：让一些人来参与一个“不幸体验”试验。现在有一种苦味饮料，需要有一些人喝。受试验者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来喝。分两种情况进行抽签：一种情况下，受试验者被告知，他需要单独抽签，共四次，每支签上有号码，四支上的号码总和决定他是否喝苦饮料。另一种情况下，受试验者被告知，他与另外四个人一组，每人抽一支签，由四个人签上的号码总和来决定他是否需要喝苦料。但受试验者不会见到同组的另外三个人。最后要每个受试验者说出，他是认为自己一个人单独参与活动更幸运，还是四人一组参与更幸运。日本受试验者认为四人一组参与活动更幸运，而美国人则认为一个人单独参与活动更幸运。(但美国女性则与亚洲人相近)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个人参与与四人一组参与对结果有何实际影响。33
实验二：两位社会心理学家问一批韩国人和美国人，在一堆图片对象中，他们更喜欢哪一个，美国人选择最罕见的对象，韩国人选择了最常见的对象。让他们选择一个笔作为礼物，美国人选择了最不寻常的笔，东亚人选择了最流行的笔(the most common)。34这说明美国人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而东亚人则更倾向于与他们一致，或相处和谐。
实验三：让不同年龄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参与一项实验，从不到2岁到成年人，即让他们看由特定材料(substances)构成的对象(objects)，例如，看一个由软木塞构成的金字塔。然后，分别向他们出示两个盘子，其中一个盘中放着同样的软木塞，但形状不同;另一个盘子中由另一种材料构成的同样形状的金字塔。要求被试验者回答其中哪一种代表你开头所看到的对象(文中称为dax)?美国人倾向于选择形状相同的，日本人更喜欢选择材料相同的。这个测试主要说明：西方人和东方人看到的世界是如何不同：西方人看到的是独立的、有显著特征、不隶属于其他事物的客体(objects)，东方人看到的是连续的材料，是更加整体化的、处在与其他事物关系中的世界。35
实验四：让一批美国、中国及日本7岁～9岁的儿童参与一项试验，问他们：“从GREIT这几个字母可以拼出什么字来?”一些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可以按照特定的方式(catergory)来做;另一些孩子被给出若干拼字法，供他们选择;还有一些儿童被告知，实验者已告知他们的父母按某种方式来做。研究者要检验每个儿童采取的拼字方式及花费时间。美国小孩对于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做表现出最大的兴趣，而他们对要按照妈妈的教导来做表现出极低的兴趣，说明他们认为这样做自己的自主性受到伤害、个人兴趣得不到鼓励。相反，亚洲儿童对于听妈妈来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36
除此之外，Nisbett还讲到这一些故事。比如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后，向北美大学申请职位。他的导师惊恐地发现，他的信竟然开头为自己“不配该职务”而道歉。他同时说，自己同行中一位非常杰出、职位甚佳的社会科学家，是一位深具加尔文廉直精神的苏格兰—美国长老教会的坚定成员。他有一个也是社会科学家的儿子，1970年代职位稀缺时，此人不得不整日为找工作而辛苦奔波。他的父亲非常自豪地说，尽管他要帮助他儿子非常容易，但是从未介入去帮助他儿子。37
重读中国文化：关系本位
我们今天读儒家经典，很容易发现儒家学说注重“关系”、“处境”及“相互依赖”的特点。首先，在儒家思想史上，人伦关系是天下治乱之根本。孔子曾强调为政之先在于“正名”，尤其要确定君臣、父子之关系。《中庸》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说，古代圣贤如尧舜之辈“察于人伦”，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教以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三代学校教育“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是为王者师也。”所以，所谓圣人就是“人伦之至”的意思。荀子曾极论乡饮酒礼之中速宾、拜宾、揖、拜、献、酬、受、坐、祭、立饮等细节，并云“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荀子·乐论》)，其中含义非常清楚。到汉代，从五伦发展到三纲六纪，其中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六种关系(《白虎通·三纲六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