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教育强国的科学指引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杨银付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正从教育大国阔步迈向教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集中概括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意义和时代责任，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九个坚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强化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与国际影响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8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杨银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与宏观教育政策等。
新时代廉洁文化之“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田嵩燕
清廉社会生态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重点，其一，“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其二，“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这两点考量，一则立足根本所在，另一则着眼当下所急，把二者结合起来，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同向发力，正是“系统施治”的要义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也是详细具体的工作部署。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以弘扬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固本培元、标本兼治。坚持“治病强身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修身律己，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把廉洁自律要求上升为党规党纪，增强免疫、防治结合。坚持“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齐抓共管，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相互促进，党风政风和家风社风一体建设，综合发力、系统施治。（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田嵩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党的文化理论与政策、党内政治文化。主要论文有《中道而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结构与机制——一个改革动力论的分析》《文化自信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觉醒重建》。
廉洁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李辉
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不仅包含静态的内容挖掘，还应注重动态的文化传播。我国在廉洁文化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让这些文化资源获得更有效的传播力，离不开对传播路径的正确选择。
与文化的内容建设不同，文化传播是动态、多样、有针对性的复杂系统工程，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至少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在传播技术上，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媒体的传播深度与新媒体的传播广度二者的优势互补。在传播模式上，注重官方宣传与大众参与的结合，吸引传播受众主动参与廉洁文化的传播，实现官方和大众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共创”，但在典型贪腐案例传播中，案例的选择、案情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叙事结构等内容，需要宣传部门严格把关，避免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舆情风险。在传播手段上，注重将场馆展示和场景接触相结合，利用封闭场馆提升传播的“信息密度”，利用城市场景提升传播的“接触密度”。在传播效果上，注重短期的实时评价与长期的动态观测相结合，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引入内容层面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用户评论与互动文本的语义识别，判断公众对廉洁文化内容的真实态度与情绪倾向，以为传播路径的动态调整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权力监督与廉政建设、政治腐败的国际比较以及职务犯罪的大数据分析。主要著作有《腐败、政绩与政企关系——虚假繁荣是如何被制造和破灭的》《当代中国反腐败制度研究》《国外腐败问题研究：历史、现状和方法》。
廉洁基因蕴含的政治智慧及其转化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李红权
廉洁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具有持久生命力，且能为廉政建设提供深层支撑的观念、规范与制度要素。廉洁基因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多层次、多维度结构体，由以“民本”“公义”为导向的价值层，以“知耻”“自省”为中心的规范层，以及以“考课”“谏议”为主体的制度层共同构成。其中，价值层回答权力根本目的这一问题，规范层解决廉洁行为的动力与路径问题，制度层则将廉洁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化安排，三者共同构成传统廉洁观的基本框架。
当前，传统廉洁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已发生根本改变，传统廉洁文化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传统廉洁基因需经历系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德治主导走向德法结合、从个人修身走向组织净化、从教化工具走向权利保障，构成转化的基本逻辑框架。在实践中，应构建一条完整的传统廉洁基因转化路径，使价值观念、制度安排与行动主体三者协同发力。具体来说，从个体廉德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使廉洁从个人修养上升为对人民负责的政治承诺；从人治依附转向法治轨道，使谏议、考课等传统制度成为现代廉政体系的有力支撑；从被动教化转向主动参与，使多方主体成为廉洁建设的积极行动者。（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红权，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廉洁治理、政党治理、中外政治制度。主要论文有《国际比较视野下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治理效应与治理智慧》等。
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 刘俊彦
青年研究并非单纯的经验描述或部门性研究，而是关涉国家长期发展与制度运行的基础性知识工作，青年议题具有突出的国家治理属性与理论生产价值。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青年发展结构性变动并提升青年工作知识供给能力的关键学术任务，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和中国青年研究事业的战略机遇。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层面，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理论来源与规范基础，确立标识性概念的基础地位，着眼青年研究的定位、理念、原则和取向，推进关键范畴的学理化阐释，为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概念资源与理论生长点，形成可推演、可检验的阐释框架。
在实践层面，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知识工程，其推进不仅需要理论自觉与概念创新，也取决于可执行的研究组织方式、可累积的方法体系和稳定的制度支持。就学术生产机制而言，需要在研究范式、方法体系、议题设置与学科平台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结构安排，使知识生产能够持续回应青年发展与青年工作的关键问题，并在经验检验与理论迭代中实现自我完善。需以研究范式与方法体系为支撑，以议题设置与概念建构为枢纽，以学科平台与研究共同体为载体，并以制度供给与研用协同机制为保障。（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0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刘俊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青年发展、共青团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共青团工作基本问题研究》《共青团组织变革研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与我国青年政策的完善》（主编）《青年成才方法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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