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从认知重塑到治理重构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 杨永恒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社会，深刻改变知识生产、认知能力、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也对人的主体性构成冲击。智能社会的本质是生产力智能化跃迁、社会关系深度重构与文明形态协同演进。机器成为全新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呈现高均值、低方差的平庸化倾向，人类文化丰富性和异质性面临压缩。
维护人的主体性是智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应坚持人本主义立场，培养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与批判性思维，提升问题定义能力。完善内容治理机制，建立高质量语料库，筑牢认知安全防线。重构治理体系，将算力纳入公共基础设施，构建敏捷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唯有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人类才能在算法洪流中保持思考的尊严与主体地位。长远来看，智能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需在坚守人类主流价值与回应时代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既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更要从哲学和意义层面思考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杨永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与管理、中长期战略与规划、文化战略与政策，主要著作有《发展规划：理论、方法和实践》《现代治理视角下的发展规划：理论、实践和前瞻》（合著）。
数智时代大势与小我能动性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导 邱泽奇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每一个小我都能参与并享有现代性的成果。小我能动性的关键在于与大势随行而仍能保有人的自觉。自觉的含义，是在每一具体交集上保有选与不选的元能力。算法的推送、平台的中介、人工智能的输出、数据化亲密的侵入、价值的塑造，是大势作用于小我的常见入口。在每一个入口前，小我都应保有最后的元判断，即在系统给出的默认选项之外，保留选择与拒绝的机会与权利。每一个小我的能动性，是在每一次人机接触中的觉知与判断。
中国话语对现代化有落地的具体方案。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观的总指向，智能向善作为科技伦理的方向引导，“人工智能＋”行动作为产业落地的政策抓手。在此背景下，能动性在中国话语中落脚于国家与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实现每一个小我的现代化还需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其着力点在于把小我导向人机之间的双向互生。为此，在“人工智能＋”行动中还可考虑正式增设人机互生配套机制。（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邱泽奇，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数智社会发展、数智社会治理、人机互生、技术与组织，主要著作有《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合著）等。
智能化下人类劳动转型三重脱嵌：组织、关系与个体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梁玉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对劳动的组织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为系统把握智能社会中劳动的转型逻辑，必须超越单一的技术决定论或单纯的制度决定论，建立多维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劳动的三重脱嵌”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劳动过程理论、技术批判理论与平台政治经济学三条线索，可系统分析智能社会中劳动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在劳动组织层面，劳动的生产单元正从“企业”向“人机组合”的“一人公司”转变；在劳动关系层面，劳动控制机制从工业时代的科层管理，转向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催生新型劳动关系；在劳动者个体层面，人工智能引发“技能压缩”效应，原本嵌入劳动者职业身份中的能力，可能被部分转移到人工智能系统之中，判断力成为稀缺的人类能力。
社会学的基本范畴预设人类中心主义前提，而智能社会要求发展出能够对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生产的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化的框架。智能社会中人类劳动的转型，已经超越生产效率的工具性层面，推动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关系和人类存在意义发生转变。在智能社会中，我们需要呼唤一种更为立体的“三向运动”对技术资本极度市场化逻辑进行防范与规制；重构劳动者从旧有制度保护中“脱嵌”后的社会底线；并积极拥抱新兴技术所蕴含的解放潜能，即从算法控制中解放、从认识论异化中解放，以及从提取性平台治理中解放。（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计算社会学、中国社会转型及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主要论文有《技术与社会转型互构下的“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引擎》等。
深化产业融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姜长云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之间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或线性逻辑，而是存在多重相互作用甚至螺旋式演进关系。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演进，科技创新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显著，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同时，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渗透日趋深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双向互动、互为支撑关系日趋鲜明，科学革命向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向产业革命的转化周期也明显缩短。
深化产业融合可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并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推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服务业和数字经济优质高效发展，发挥其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支撑作用，推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在对策思路上，可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通过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地促进产业融合；推动产业政策更加重视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建设，并将提升产业链群现代化水平放在突出地位；提升产业监管规制的包容性和强化底线思维，鼓励打造新型产业融合场景，并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形成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9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姜长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业发展，主要著作有《农业强国》《服务业大趋势》（合著）等。
“亲和空间”对全球文化传播格局的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曾庆香
“亲和空间”的兴起，标志着全球文化传播迎来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这并非意味着传统“中心-边缘”格局的消亡，其逻辑在互联网络空间仍有延伸。数字媒介所催生的“亲和空间”，掀起了一场深刻的国际传播变革。其关键在于，传播的驱动力从外在的、硬性的政治经济权力，转向内在的、软性的心理情感连接。从构建渠道到营造空间，从宣传到激发共鸣，这不仅是策略的转变，更是一场关乎话语与认同的深刻变革。
展望未来，国际传播的竞争将愈发体现为一种“连接的艺术”。“亲和空间”所形塑的全球文化传播格局显示，真正的文化影响力，不在于我们单向度地“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提供的内容能否成为全球对话的引信，能否激发他人讲述自身的故事，能否在跨越疆界的文化场域中，为心灵提供栖息之地，并引发价值的深远回响。在拥抱“亲和空间”潜力的同时，也应对其缺陷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算法推荐在精准连接同好的同时，也可能筑起无形的“兴趣茧房”，在促进跨文化对话的同时，也可能在宏观上固化甚至加剧文化的部落化与割裂。其次，资本与流量逻辑同样会渗透并收编“亲和空间”，使看似自发的“共创”活动，沦为被精心设计和引导的营销行为，从而削弱其真正的活力。再次，基于心理接近的连接往往是碎片化和去历史化的，其可能促进受众对某一文化符号的喜爱，却难以承载对一种文明深厚历史与复杂性的整体性理解。 （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曾庆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新闻叙事、新闻话语、传播符号、国际传播，主要著作有《新闻叙事学》《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话语嬗变与模糊边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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