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藏，历来被视作个人自我延伸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在古代，我国收藏者与文物结缘的萌檗与流变，大致呈三重演进轨迹：收藏主体从宫廷到民间，收藏取向从赏玩到研究，收藏动机从观物到体物。收藏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持续丰富深化，已从单纯的个人感性喜好，逐步升华为体系化的理性探究。而驱动这一演变的，是收藏观念的迭代，收藏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不断建构、发展。在古代，收藏观念的演进，更推动器物从实用功能性载体，转变为寄托情志、涵养心性的精神文化符号。
【关键词】文物收藏 演进轨迹 收藏观念 社会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物作为历史长河中遗落的再现事实的信息片段，是衔接社会个体与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纽带。一件文物的价值，表面上看，取决于物的价值本身，实际却取决人对物的价值判断。鉴于此，探讨收藏行为及其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收藏的意义与情感、品质与局限，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及其更大的系统，更深刻地领会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收藏主体的变化：从宫廷到民间
中国有着积厚流光的收藏史，以及盛极一时且规模不等的公私收藏。收藏行为中最外显的变化是：收藏主体的改变，由拥有特权的帝王拓展为民间力量，显宦、士大夫及富商巨贾逐渐对收藏萌生兴趣。
◆皇家收藏起始探源与历朝特色
一种说法是，早在西周时，王室已将收藏文物、珍品之所命名为玉府、天府等，并设官员专职管理。例如，《周礼·春官宗伯·天府》有载：“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即西周时中央政府设有六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其中之一为“春官宗伯”，专门负责礼制、祭祀、天文、历法、教育、文化等事务，其下属的天府官员，掌管着祖庙里国家最为重要的礼器和宝物。《尚书·顾命》中曾记述，周成王顾命大典上陈设有序，有舞衣、大贝、赤刀、弘璧、雕玉以及种种宝物……这被认为是迄今关于收藏事件的最早记载。还有一种说法，至迟汉代，帝王因热衷收藏，曾在内府中设天禄、石渠、兰台、武库、大仓等，专门收藏典籍和文物。班固《两都赋》作“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
隋朝的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力搜集南北方因战乱而散佚的书画珍品，并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后建造两台，分别为藏书法墨迹的妙楷台、藏古画的宝迹台。①
唐朝时君主雅好书画，绘画、书法的收藏与流通更为活跃。当时，皇家私库多被称为“内库”，朝廷大员邀宠于上而“别贮财物以求媚”②，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内库规模。
宋朝重文抑武，士人尊礼崇古、知识素养高，文人文化引领社会潮流，一时间收藏蔚然成风。热爱收藏的帝王也非孤例，如宋太宗、宋徽宗和宋高宗皆沉迷其中，故“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③。作为收藏的第一座高峰，北宋将收藏显化成一种文化现象，由此奠定中国收藏文化的基本格局④。
明朝开始，工艺美术成为复兴汉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代玉器、青铜制品的收藏和仿制兴盛一时。其中，宣宗、神宗对文物收藏颇为重视。明晚期经历第二次收藏热，但整个金、元和明时期，收藏热度都不及宋代。清中期迎来第三次收藏热，康乾时期，以收藏金石文字为重，青铜器上的文字数量成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到乾隆帝时，宫廷收藏达到巅峰。
◆民间收藏发展沿革与时代特色
文人雅士的收藏，在宋之前已存在，如梁朝的刘之遴、唐朝的颜师古、李约和牛僧儒等。但自宋至明清，民间收藏普及化，官员和士大夫竞相参与，私人收藏渐成气候。其收藏之物多为金石，大都秘而不宣，仅供个人摩玩遣兴或在一些雅集活动上展示。其中，闻名遐迩的收藏家包括欧阳修、米芾、王诜、赵明诚。为切磋鉴赏经验，收藏家们还经常举办“沙龙式”聚会，如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府邸就曾组织过“西园雅集”。元代私人藏家中，不得不提的是皇妹大公主，她受汉文化熏陶喜好书画，成为中国书画史上可圈可点的女收藏家。
明代的私人藏家不在少数，尤以明嘉靖权臣严嵩父子知名。明清之际，徽商等地域商帮兴起促使资本介入，推动民间收藏体系化。清朝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使不少文人转向金石学收藏。收藏大家包括梁清标、安歧、高士奇、孙承泽、吴荣光等。不少八旗子弟也成为收藏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将古玩、花鸟视作消遣之物，伪造金石古玩一度成为热潮。清朝考据学的发展，使金石、古籍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民间对文物的需求递增。至清中晚期，因内忧外患，不少藏家兼具有家国情怀，如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为阻止国宝外流，倾家荡产，不惜性命守护文物，最后却将珍藏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等。
收藏取向的变化：从赏玩到研究
收藏首先用以满足收藏者的鉴赏趣味。古代藏家以皇家、官僚、士大夫为主，其中不少兼具官僚、文人双重身份。他们的收藏多为私藏，通常在幽静之处或友人雅集时，对书画、金石等进行赏玩。《尚书·旅獒》中曾诫言：“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足见“玩物”在周代已渐成气候。此后，汉武帝建秘阁以聚图书，南朝梁元帝藏书画至顶峰，宋徽宗雅好书画无人可及。同时，民间士人、贵族豪富纷纷将书画名迹、珍品古籍等尽收囊中。
宋以后，民间商贾进入收藏领域，市场化特征日趋显著，但因收藏者多为贵族或精英，拥有文化人身份，所以面对文物除了赏玩，研究也早而有之。其中，金石学是绕不开的一门学问。金石二字中的“金”是指青铜器和铭文，“石”为石刻及其文字。金石学虽然圈定于金石门类，但它考释的对象不止金石，与书画篆刻有关的古物研究也并未遗漏，是指“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⑤该学问早在汉代已萌芽。许慎就曾根据古器物上的铭文，进行过文字变迁的探究。其后，金石研究多为一鳞半爪、不成系统。到宋仁宗时开始推崇金石学，至宋徽宗发展为显学，成了一门独立学问。元明两代，金石学有所衰落，直到清代又达高峰。
以金石学为代表的文物研究，在典籍、金石书画、文学、艺术和美学等领域，给我们留下一笔丰裕的文化遗产。典籍方面，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体例完整、著录丰富，可被列入我国古代颇具价值的私家藏书目。金石方面，皇家主持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录》提供搜集铜器的图录、欧阳修的《集古录》代表着我国金石学的雏形，吕大临的《考古图》是现存我国最早系统记录古器物的图录，赵明诚的《金石录》为体系完备的早期金石学经典，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史料考证精审，王昶的《金石萃编》为嘉庆前碑刻之大成者。书画方面，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规模宏大的宫廷艺术收藏著录，刘道醇的《五代名画补遗》《圣朝名画评》等，虽严格按照美术史要求编写，但已带有鉴藏和批判性色彩。文学方面，金石书画中留下的题跋，不仅在书法技艺上表现精绝，而且成为历代研究文化的珍贵史料。将诗酒唱和、书画品鉴融为一体的雅集活动，成为历年文人诗词歌赋的重要内容。艺术领域，在中国文人收藏趣味与观念中，衍生出一些影响绘画创作的重要思想，如欧阳修、苏轼提出，中国画的美学要义在于写意，而非对物相外形的刻画描摹。美学方面，对书画金石的鉴赏和研究步入日常生活，尤其是与人文相伴的文化空间，尽显高雅绝俗之趣。
收藏动机的变化：从观物到体物
从观物到体物的收藏动机的变化，乃是收藏行为中内隐、深层的一种变化。这种改变首先不发生在以皇室收藏为代表的官方收藏，因为皇室收藏的演变史，事实上是一部政治更迭、权力交替的历史，不具备从观物发展为体物的社会与心理需求。这里论述的由动机引发的利用方式之改变，主要指向以士人阶层为主的民间收藏者。
金石研究赋予文物“补正旧史阙谬”的价值，但其动机更多停留于物我分离的理性层面。后受“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新儒学的影响，文物的收藏动机中逐步显现出一条区隔线，即由强调外在功用退守至内在修心，由“从物观物”走向“以物观我”。这种蜕变，表面上看更多似受“陆王心学”影响。当我们细究时会发现：“程朱理学”同样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因为其主张“理”（亦称“天理”）为第一性的东西，是世界本原，但“理”同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认识论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倡导“格物致知”，通过有形之物扩大到对永恒之理的认识，并了解自身的内心之性。在人性论上，认为每个人都禀受“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善恶相混。因此，需以“天地之性”为标准，而“天地之性”则源自“理”，是绝对的善，所以要向“理”看齐和回归。“程朱理学”自宋代后成为钦定的官方儒学，其倡导的探究事物之理的“格物致知”，本是提倡研究外部世界甚至辐射至内部，后来却发展为对文本的考据，变得脱离实践、流于空疏，最终未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归为客观唯心主义。明朝时期，王阳明创辟的心学盛极一时，程朱理学发展受阻，但至明末和清朝，又再度复兴。
宋元明清时期，世间伦理被奉为天道，抽象的道德原则被置于物质利益之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压抑人的现实需求，使品德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受此影响，士人的收藏行为开始浸润鲜明的主体色彩：他们从耽于兴致的观物，走向托物寄情和明志的体物，将藏品视为身份、学养与道德的延伸，从而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与社会区隔。尤其是在政治失意后，许多士人选择与典籍、金石书画为伴，重新审视器物，叩问历史，在收藏中寻求精神的安顿。
从收藏观念流变看社会文化生态变迁
收藏观念是由认知基础、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观念体系，提供有关收藏的根本看法，但并非一成不变。它根植于社会文化生态土壤之中，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力量不断形塑。政治上，虽然文化权力下移，收藏不再为皇室所垄断，但“家天下”的王朝政治，仍使其多囿于精英阶层，并未真正实现民主化。尤其在宋代，随着“偃武修文”国策的推行，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收藏成为其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同时，王朝更迭使部分宫廷文物散佚，为地方收藏提供物质保证。加之印刷术等的发展打破知识垄断，民间收藏由此兴起。
经济上，虽然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但缺乏公共财富转化机制，收藏秘不示人，始终未步入公共领域。宋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汴京、临安等地出现“古董行”，收藏市场初步形成。古代皇朝体系中天下皆为王土，导致将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动机和机制相对缺乏。
思想文化上，收藏多服务于书斋中的个人雅玩与金石考据，收藏者更重视关乎科举入仕的儒学经典和文学辞章，导致知识体系脱离实践，收藏缺乏服务公众的意识。科举制度将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导向考取功名，数学、科技、商业等实用学科长期遭致忽视。此外，由于自然科学类收藏、研究，长期被贬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加之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等级框架之下，工匠地位低，导致系统收藏自然科学藏品的意识缺乏，科学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备受压抑。
我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生态，为古人收藏观念的形成与改变，创辟出特定路径，决定物与人相互依附关系的整体性方向，亦为后世留下了物与社会、观念相交织的复杂遗产。一方面，尽管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推动着收藏观点的革新，使文物资源由皇权象征转变为精英的身份认同，但其始终被禁锢于私人领域，未被孕育为全民共同遗产。另一方面，在认识上述缺憾的同时，我们可洞见，古人受新儒学影响，收藏观念由起初的关照宇宙天地，逐渐转向“内修内省”的认识自我之路，正是这种向内求的精神传统，造就出一批于繁杂世界中保持内心平和、释然的开悟者，进而涵养出国人仰俯天地间、破除尘俗贪嗔的一种生存智慧。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一般项目《博物馆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对少年儿童精神素养的培养及加强研究》（项目编号：22VSZ1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单霁翔：《博物馆的文化责任》，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118页。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6页。
③[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
④白俊峰：《从来爱物多成癖——北宋收藏文化及其观点摭谈》，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2页。
⑤朱剑心：《金石学》，香港：太平书局，1975年6月重印，第3页。
责编/程静静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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