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青年是颇具包容性的群体，其可以是县域的体制内或体制外、城镇或乡村的青年，也可以是县域的大学生或农民工。县域社会中相对固定、缺乏弹性的婚恋路径，与县域青年日益趋向个体化的人生规划之间形成错位，这便是县域青年婚恋难题的关键所在。县域青年的突出特点，是其流动性的身份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困惑。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的温暖，恰恰是注重“主体性”的当代青年最珍视的价值。县域青年的婚恋问题，要重点关注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对青年人婚恋友好的县域社会，以营造更好的未来预期。
【关键词】县域青年 城乡两栖 主体性 婚恋友好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社会和家庭展现出老龄化、少子化发展趋势，对于初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单身、同居和离婚比例逐年上升等社会现象，学界用“第二次人口转变”来进行概括。尽管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色，如总体上依然属于“普婚普育”的社会，婚内生育依然占生育主导模式，以及婚育观念与行为之间存在步调不一致等。①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关键，家庭与婚育观念变迁，在中国社会悄然发生，并随着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从城市蔓延到乡村。尤其是以95后、00后为主体的青年群体的婚育意愿，呈现出两大明显趋势：一是总体上的下滑，二是形式上的日益多样化。倘若沿用网上的流行语，可以概括为——“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
这种婚育观念和文化的流行说明，在越来越多青年人看来，如若不能给个体带来想象中的幸福或者价值提升，婚姻便不再是“围城”的游戏。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下青年婚恋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基于对现实婚恋的理性认知，给婚姻本身设置更高的底线门槛，这个门槛已经远非“穿衣吃饭”“情投意合”那么简单，除了物质上与时俱进的更高要求和情感上的相互悦纳，更为关键之处在于个体如何看待将婚姻纳入未来人生整体规划后的预期。因此，当下青年对于婚恋选择抱着更加审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看并非坏事，并且说明婚姻在大部分人看来依旧是需要郑重衡量和抉择的大事。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再来重新看待青年婚恋问题，可能就会发现所谓的“难题”，一半来自青年人的现实处境，另一半或许来自一些家长对于婚恋未能放下旧有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到“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一系列鼓励婚恋和支持生育的政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台的。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社会“当婚当育”的土壤依然肥沃，尤其在县域和乡村社会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城乡、阶层、代际、性别的不同维度下，有关婚姻、生育与家庭的理念正在逐步展现出更多可能性。这种多样化的存在，为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一些抓手。
网络情绪之外的真实县域青年
在有关当下青年婚恋文化的讨论中，网络上的“恐婚恐育”情绪常常被人为放大。诸如“不婚不育保平安”这类流行于部分年轻大学生和白领间的说法，有时甚至被误读为青年婚恋观念的主流。这些成为流量宠儿的网络情绪，尽管是某种社会心态的表征，却未必能覆盖所有群体的真实需求与心声。例如，长辈们的观点，或是来自县域及乡村年轻人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被这种网络声浪所淹没。因此，走近并辨识现实中真实的县域青年，是理解他们婚恋观的第一步。
实际上，“县域青年”这个略显学究气的称呼，是本世纪初才出现的，伴随近十年来“县域城镇化”及“县域社会”等主流议题的讨论和传播而逐渐耳熟能详。但在学界，关于“县域青年”本身的界定并未形成普遍共识，通常只是用来模糊地描述在县域范围内出身、工作和生活的青年群体，诸如小镇青年、流动青年、返乡青年、农村青年等，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纳入县域青年范畴。
县域青年是颇具包容性的群体，他们可以是县域的体制内或体制外、城镇或乡村的青年，也可以是县域的大学生或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县域青年谋求生计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大多有着外出打工或求学的城市异地漂泊经历，体验过“城乡两栖”或离散化的家庭生活。这种复杂性和流动性，恰恰与宏观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可以视为中国转型社会青年群体的一个缩影。显然，关于县域青年的话题若不能将他们放置在这样一个结构性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就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
长期以来，在婚恋问题上，县域青年往往被视为经济匮乏、观念保守的群体，他们受家庭传统观念和有限条件制约，陷入“想结婚而不得”的现实困境。其中，“婚姻挤压”成为解释县域青年结婚难的一个标配理论，典型代表就是关于乡镇各类“光棍”群体的研究结论：他们或受制于家庭贫困，或者受制于县域内的男女性别失衡，或受制于彩礼重压……这些问题尽管反映了县域婚姻的一部分真实现状，但未能充分展现出县域青年群体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因而可能难以捕捉到他们婚恋难题背后的症结所在。
县域青年婚恋难题关键何在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到县域青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有研究发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县域公共部门青年的婚恋困境，主要体现为女性青年的“被动单身”及其应对无力，这与县域公共部门“女多男少”的性别失衡，以及传统梯度匹配模式下高阶女性被“挤出”婚恋市场有关。②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空间中，婚姻市场并非统一的，而是相互分割或区隔的，包括城乡/户籍分割、体制内外分割等。③一些县域存在“本地婚”偏好，婚姻资源的非均衡性，使得婚恋对象范围趋于内卷，继而在本地工作青年与外出务工者之间形成相对独立的“相亲圈”，这种婚姻市场的壁垒化特征，加剧县域青年的婚恋困境和焦虑。④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随着县域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返乡热潮，以及从大城市向东南沿海小城镇转移的倾向，由此，“半城半乡”“亦城亦乡”的县城，成为农村流动青年、返乡青年选择创业和生活的主要落脚地。即便一些青年不得不常年外出务工，但真正选择在城市或异地定居安家的，其实并不普遍。越来越多人在不同阶段根据流入流出地的工作机会、发展状况及家庭需求等综合因素考量后，选择流动性的“两栖”生活，而县城往往成为其家庭安居置业的首选。
因此，尽管县域青年的婚恋选择各不相同，但在县城买房定居，似乎已经成为谈婚论嫁的一个基本门槛。换句话说，新一代县域青年大多不再将乡村作为未来的生活归宿，即便他们因为土地和家人的缘故，与乡村之间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城镇化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就业、生计、消费、休闲等方式上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转型。或许短期内他们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城市化，但在婚恋、家庭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观念却早已深入人心。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观念转变给县域青年婚恋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这些在城里和网上见过世面、受过现代化理念熏陶的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期许早已不同于传统的父辈模式，个体的幸福和价值实现成为婚姻的首要标准，这也是“催婚”“逼婚”这类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原因。另一方面，一些县域青年所处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生态，尤其是县域小镇在发展机会、公共服务与制度环境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依然遵循着传统习俗和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以及在温情互助中运转但边界感相对模糊的家庭和亲属关系……这些因素共同塑造县域内稳固有力的婚恋文化——其中既包含“男婚女嫁”“香火传递”的传统观念，也包含“门当户对”“男高女低”的婚配习惯，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地方的县域婚姻逐渐形成“婚备竞赛”的趋势。此外，相亲和结婚过程中不断上涨的彩礼数字，以及对生儿育女的较高期待，这些因素对县域青年的婚恋意愿的产生了不小影响，也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多样化选择造成诸多限制。
因此，县域社会虽然因婚育的经济成本相对较低、家庭和社会支持更为便利而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婚姻模式，以及婚恋选择上的空间自由度方面，也相对狭小。可以说，县域社会中相对固定、缺乏弹性的婚恋路径，与县域青年日益趋向个体化的人生规划之间，形成了错位，这便是县域青年婚恋难题的关键所在。
从“我是谁”的困惑看县域青年主体性塑造
县域青年的婚恋难题，既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也源于观念层面的行为逻辑。我们不能仅仅从他们婚恋选择的个人意愿或行为结果出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体性如何体现，要看到他们背后的县域社会为他们营造了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他们又进行了怎样的调适。
县域青年的突出特点，是他们流动性的身份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困惑。作为“农二代”，一些县域青年不愿像父辈那样固守乡土，不少人选择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或打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城市融入的艰难和重归乡镇的不适应，常处于一种在城乡间徘徊，以及去留两难的过渡状态。这种不稳定性，使得他们成家立业的目标充满不确定性，在婚恋选择上也可能会在亲密与独立之间摇摆不定。⑤
可以看出，“我是谁”的困惑，不同程度困扰着在外打工或返乡的小镇青年——无论在城市或者家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异乡人”的疏离。一些人缺乏家庭和社会支持，作为打工人不易在城市彻底扎根；返乡后，又难以完全适应看起来富有安全感，实则可能充满无形约束的县域社会。一些年轻人甚至为了逃避父母催婚催育，选择反复离乡或长期在外打工，与长辈和旧俗之间保持“已读不回”的独立空间。
在宏观的意义上，县域青年的身份焦虑，削弱了他们对于县域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对自己的未来抱持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灵活心态，以便在动态的选择中更好地掌握个人生活的自主权，将婚育等传统父辈那里视为人生责任的东西，尽可能延后或“暂时搁置”。这也是他们规避风险、确立主体性的选择方式。
当然，县域青年的身份疏离和认同感缺失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在不同场域和条件下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例如，在不同层次的返乡青年群体中，通过考公考编等方式获得稳定工作的年轻人，通常更容易建立积极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县域青年从漂泊不定的状态到建构自我认同，关键并不在于城乡或县域之间的地理空间转换，而是在于找到一个能够带来归属感和内心自洽的稳定身份。
我们看到，县域青年表现出多样化的身份选择，有的依然在城乡“两栖”中努力谋求更好的生活，有的在东南沿海的打工小城镇安家，有的虽定居家乡县城却时时观察着外面世界的动态……这些不同身份的尝试有时是短暂的，周遭环境或者家庭变数，都可能成为偶发动因。正是在历经各种选择和尝试之后，“阅尽千帆”的县域青年，才有可能在重建自己的认同中找到“何以为家”的答案，而婚恋的选择本身也成为这个进程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构建青年婚恋友好的县域社会
近年来，许多基层窗口为年轻人结婚登记等提供便利，各级团委、妇联、媒体平台等热心扮演好“红娘”角色，为青年走向婚姻提供了便利。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触及青年婚恋的现实关切：那就是婚姻是否能带来幸福感、价值感，以及是否可以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实现。当我们积极营造婚恋友好的社会氛围时，需要明确：这种婚恋友好的主体究竟是社会、家庭还是青年自身（甚至男性和女性的预期也存在差别）？如果单纯从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需要，或者从家庭的延续传承使命出发来讨论婚恋友好，而对青年人自身的需求或顾虑关注不足，难免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感受被忽视。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的温暖，恰恰是注重“主体性”的当代青年最珍视的价值。
因此，看见并尊重县域青年的主体性，让他们重获对于县域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县域青年婚恋难题的关键。县域青年的婚恋问题，要重点关注如何构建一个对青年人婚恋友好的县域社会，以营造更好的未来预期。
县域青年的婚恋问题，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困境，又不能归咎于观念影响。县域城镇化必然伴随着婚恋城镇化。不过，要想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城乡生活的有机融合，过上既能享受城镇便利又能保留乡村联结的生活，就需要把家庭的布局延伸到城乡之间，通过频繁的往返来实现这种平衡。而这样的方式，在县域内才能布局完成。⑥因此，县域青年的婚恋问题，归根到底在于通过县域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改善，在婚恋文化上秉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让县域青年自身成为新型婚育文化构建的主体。
【注释】
①於嘉：《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5期。
②杨华：《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③柯姝琪、石人炳：《县域婚姻市场分割与双性婚姻挤压》，《青年研究》，2024年第3期。
④胡静凝：《县域婚姻市场与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⑤方凌艺：《在摇摆中过渡：城漂小镇青年成年转型的三重困境》，《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
⑥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责编/程静静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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