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婚姻制度稳健，婚姻规范并未弱化，青年认可婚姻价值，但婚姻已从“人生必经阶段”转变为“需要个体审慎评估的制度选择”。在婚姻选择高度个体化、育儿与养老责任高度家庭化，以及婚育风险的社会化分担机制仍有待完善的背景下，个体在进入婚姻制度前，主动开展条件与成本评估，通过提高婚姻进入门槛、延后婚姻承诺、控制生育时间与数量等方式降低自身风险，形成以风险防控为导向的决策逻辑，成为当前我国青年婚育观的重要特征与趋势，也是解释青年婚育决策审慎化现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青年 婚育观 婚育决策 婚育状况调查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关于中国青年婚育观念变化的讨论日益增多，在学界的一些研究中，“婚姻去制度化”“家庭功能弱化”“个体化上升”等观点不时出现，提出背景包括社会转型、低生育率、“催婚”现象、结婚年龄推迟，以及东亚邻国终身未婚率上升等。然而，关于青年婚育观念的探究，不同参照系会导向不同结论：若以西方社会为参照，中国婚姻制度仍比较稳健；若以传统中国社会为参照，中国青年的婚育观念已出现明显变化。因此，当青年在行为层面出现低生育率与婚育推迟现象，而在制度结构层面又未出现显著的终身未婚化趋势时，仅以“婚姻规范是否弱化”作为判断标准，并不能准确定位中国青年婚育观的现实状况。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婚姻规范仍具社会正当性的前提下，青年婚育行为缘何出现收缩？其背后的结构机制又如何？
北京大学于2025年开展中国九省（市）女性婚育状况调查，①以20—44岁女性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配额抽样并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加权，共计回收3831份有效样本，该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与推断基础。基于这一调查数据，我们提炼概括出“风险管理型婚育观”这一特征趋势。
风险管理型婚育观，具体表现为：在婚姻选择日益个体化而责任仍高度家庭化的结构条件下，青年女性在进入婚姻制度之前进行风险评估与成本控制。青年恋爱参与度并未降低，但进入婚姻的不确定性提高、生育时间后移、生育数量收缩、对现实保障条件的要求提高。这一模式，是在个体选择空间扩大而责任分担机制未同步社会化的背景下，将婚姻从“人生必经阶段”转变为“需要个体审慎评估的制度选择”的理性调整。②
从人生阶段到可选安排：青年婚育观念的新变化
调查研究发现，在进入婚姻的逻辑上，传统意义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观念，在如今的青年中已悄然生变。③有恋爱关系并不意味着自然走向婚姻，婚姻越来越被一些人视为需要权衡成本、风险和现实条件的人生选择。
在“人一定要结婚”这一态度指标上，不同年龄组之间呈现出稳定且趋势一致的差异。横截面比较显示，20—24岁组对婚姻是人生必经阶段的认同程度，显著低于40—44岁组，均值由2.53递增至3.29（量表得分1—5分，越高表示越认同，下同），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表明，婚姻作为人生必经阶段的固有属性，在不同年龄组受访者中的认可程度并不一致，而是呈现出有规律的差异。
在婚姻质量的衡量标准上，各年龄组的认同度都很高。“结婚要讲究三观一致”在各组中的均值均处于4.4—4.7之间，整体处于高认同水平，说明受访者对婚姻中价值观匹配和关系质量的要求，在不同年龄组中都很稳定。即便在不认为婚姻必经的低年龄组中，对婚姻质量的期待也没有降低。这一情况表明，青年婚育观念的变化，并非是降低了进入婚姻的门槛，反而是提高了进入婚姻的条件和标准。
在婚姻意愿上，低年龄组表现出更高的不确定性，但对恋爱等亲密关系的参与度并未降低。在20—24岁未婚受访者中，“不确定是否结婚”的比例为28.78%，明确表示不打算结婚的比例也占一定比重，而“肯定会结婚”的比例为20.20%。同时，该年龄组正在恋爱的比例为37.55%，另有30.00%表示单身但有恋爱打算。这一情况说明，受访者并没有脱离恋爱等亲密关系，只是婚姻不再被自动看作是恋爱的自然结果，而更多是需要综合考虑后再决定是否进入的选择。
婚姻意愿与个人的资源条件,如收入、就业，存在关联。有工作的受访者表达明确婚姻意愿的比例，高于无工作的受访者；收入较高的群体中，选择“肯定会结婚”的比例高于收入较低的群体，而收入较低者选择“不确定是否结婚”的比例相对更高。这一差异说明，受访者是否决定进入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会依赖自身的资源条件。是否结婚，不再单纯由年龄决定，而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的经济准备情况紧密相关。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进入婚姻的方式，已从到了年龄就自动进入，向先考量条件再作决定转变。换言之，婚姻依然被社会认可，但进入婚姻，不再是到了年龄就顺其自然的事，更多取决于个人条件和主观选择。这一特征在当代青年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从情感依附到现实保障：婚姻选择的风险补偿逻辑
通过对中国九省（市）女性婚育状况的调查，我们观察到一种具有结构意义的态度组合：一方面，低年龄组受访者，对通过婚姻获得优势或实现依附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受访者对婚姻中的现实条件要求并未同步下降，甚至在未婚样本中保持相对较高水平。这种“依附性认同下降——现实条件认同稳定”的并存结构，为理解当代青年婚姻选择逻辑的变化提供了经验线索。
在婚姻依附性方面，不同年龄组受访者之间呈现出一定差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题项，在20—24岁组均值为2.68，在40—44岁组为3.06，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分布显示，低年龄组对通过婚姻实现相对优势或向上流动，认同程度较低。结合婚姻观念的“去必然化”趋势，可以看到，在低年龄组中，婚姻作为一种具有依附性或工具性意义的观念有所减弱。但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婚姻重要性下降，而更可能体现为当代青年对婚姻功能理解的调整。
在婚姻现实保障要求方面，各年龄组之间未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结婚时男方家庭一定要给彩礼”这一题项，在不同年龄组的均值大体处于3.48—3.62之间；“结婚的前提是男方先买房”在各组之间亦未呈现显著差异，均值约为3.10—3.22。从婚姻状态分组看，未婚样本对彩礼的认同度（3.69）高于已婚样本（3.52）及离婚/丧偶样本（3.31），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表明，尚未进入婚姻制度阶段的个体，对制度性现实条件的关注程度相对更高，但这一差异，可能同时受到阶段位置与经验差异的影响。
对于婚姻中的情绪价值与现实条件，呈现二者并存而非简单替代的关系。从年龄分组看，“男方提供的情绪价值最重要”在20—24岁组均值为3.10，25—29岁组为3.27，30—34岁组为3.46，35—39岁组为3.41，40—44岁组为3.24，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整体来看，情绪价值认同度并未显著高于现实条件指标。从婚姻状态看，已婚样本对情绪价值的认同度高于未婚样本，差异显著。这一分布提示，情绪价值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可能有所提升，但并未取代现实保障条件，而是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权重。
上述三类指标的组合，呈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结构特征：依附性路径的认同度相对下降，而现实条件要求并未同步减弱。这种结构并不能直接说明婚姻功能认知的整体转向，但至少说明，婚姻不再单纯被理解为一种天然保障路径。在此背景下，个体在进入婚姻之前对现实条件的关注，可能更多体现为对制度安排的前置考量，而非仅是依附期待增强。与其将这一现象简单理解为“更现实”或“更物质”，不如将其视为婚姻进入方式发生条件化变化的一种表现。
延迟与收缩：风险规避下的婚育决策理性化
调查研究发现，较低年龄组在态度层面对多样婚育形式的理解与包容度相对更高，而在生育时间与数量计划上，却呈现明显的推迟与收缩变化。
在非传统婚育议题上，低年龄组受访者态度相对更开放，但整体认同强度仍处于中间区间。其中，对“终身不婚”的认同，20—24岁组为2.94，40—44岁组为2.57；对“单身生育”的认同，20—24岁组为2.81，40—44岁组为2.46。低年龄组认同度相对更高，但整体均值未达到高度认同水平。同时，选择“完全认同”的比例整体较低。这一分布显示，在婚姻观念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边界松动，但尚未形成强烈替代取向。
与态度层面的相对包容相比，生育数量计划呈现出集中与收缩趋势。在有生育计划的受访者中，计划生育1个孩子的比例为50.30%，2个的为25.76%，3个及以上仅为1.52%。在20—24岁未育受访者中，表示未来不打算生育的比例为28.14%，高于中间年龄组。这一分布表明，在生育数量维度上，样本内部呈现出明显的低数量集中结构。
在生育时间安排上，后移趋势同样明显。未育受访者的理想生育年龄平均为30.16岁，在职未育受访者为30.55岁；收入较高组的理想生育年龄更晚（年收入≤6万元为29.52岁，年收入>6万元为31.00岁）。在“未来两年内生育可能性”题项中，全样本选择“很可能会”或“肯定会”的比例合计为34.79%，整体比例不高；相当比例的受访者选择“不确定”或“很可能不会”。上述结果显示，生育启动时间在样本内部呈现出延迟特征。
综合态度与行为结构可以看到：在观念层面，低年龄组对非传统婚育形式表现出相对更高的理解与包容；但在生育数量与时间安排上，则呈现出集中化与后移化特征。可以理解为，青年婚育模式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而是表现出更为审慎与条件化的行为安排。
婚育压力：选择个体化与责任家庭化的结构性错位
调查研究发现，当下婚姻愈发依托个人自主判断与现实物质条件，但婚育配套的照护服务与经济成本并未实现同步社会化分担，相关责任仍主要回落到家庭内部，且在家庭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化分配。这种选择个体化、责任家庭化的结构性错位，是当代青年婚育决策愈发审慎的关键因素。
在育儿和养老的责任认知上，家庭仍然被视为主要的承担者。在“孩子的养育和照顾主要由谁承担”这一问题上，选择“完全由家庭承担”（11.12%）和“大部分由家庭承担”（60.66%）的比例合计达到71.78%；认为主要或完全由政府承担的比例仅为1.64%。这说明，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育儿责任仍然高度依赖家庭。在养老照护责任的排序中，将子女放在第一位的比例达到70.83%，即便把政府纳入考虑，其重要性也明显低于子女。这表明，老人和孩子的照护责任，在整体结构上仍以家庭为核心。
在婚育最需要的时间支持方面，受访者看重工作时间制度的改善。对于“哪种时间支持最能减轻生育养育负担”，选择弹性上下班的比例最高（28.06%），其次是落实八小时工作制（18.66%）和保障女性产假、育儿假（18.51%）。这一结果说明，大家迫切需要的不是鼓励生育的宣传，而是需要“让养育孩子变得可行的工作时间条件”。这也反映出现实婚姻中的照料压力，与现有工作制度之间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
在家庭内部，照料责任不仅以家庭为主，而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已生育、夫妻双方都休过育儿相关假期的家庭中，实际休假时间更多集中在母亲一方，母亲通常承担80%—90%的育儿假期；女性受访者期望的比例更多集中在50%—70%，更希望男女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这表明，现实中主要照料责任仍然主要落在女性身上，但个体层面已经出现对更平等分担的明确期待，公平分担的制度与现实仍有距离。
在经济条件与婚育行为的关系上，婚育呈现出靠个人资源承担风险的特点。有婚姻经历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84岁，收入较高的女性初婚年龄，略晚于收入较低者（26.06岁/25.60岁）。这说明，结婚时间与经济条件存在关联。同时，收入、就业状况与婚育意愿呈现一致趋势，表明个体在作出婚育决定时，更多要依靠自身条件承担成本和风险，而不是依靠稳定的社会支持。因此，婚育决策更容易变得条件化、谨慎化。
综合来看，选择个体化与责任家庭化的结构性错位表现为：是否进入婚姻越来越依靠个人判断；育儿和养老责任仍以家庭为主；工作时间制度是缓解养育压力的关键；家庭内部照料责任仍偏向女性，与平等期待存在差距；婚育决策与经济条件相关，风险更多由个人承担；当前生育鼓励政策正不断完善，但从目前来看，对青年的实际影响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整体结构表明：当婚育越来越依赖个人判断与经济准备，而照料责任与社会支持如果未能同步跟上时，青年就会倾向于推迟婚育、减少生育数量、决策更加谨慎。
风险管理型婚育观：当代青年婚育选择的审慎趋向
综上讨论，中国社会青年婚育观情况可概括为：青年并未退出亲密关系领域，但婚姻不再被视为恋爱的自然延续，而成为需要单独评估的制度选择。婚姻的社会正当性仍然存在，但其“到年龄即进入”的自动触发机制明显松动；婚姻进入标准并未降低，反而在价值契合与关系质量方面保持高要求，婚姻由“阶段安排”转向“条件进入”。青年女性在性别角色认知上更趋平等，但进入婚姻后，性别分工仍呈现较为传统的分布结构；依附性婚姻观念有所淡化，但对现实保障条件的关注并未同步下降，情感标准与制度条件呈并存关系。青年对非传统婚育路径的态度更具包容性，但整体认同强度有限，并未形成制度性替代趋势；生育时间整体后移，生育启动意愿不高，生育数量预期明显集中于低位结构。此外，婚育决策与个体经济资源状况存在关联，进入婚姻呈现一定条件依赖特征；育儿与养老责任在认知层面高度家庭化，照料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且家庭内部照料分配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外部因素对青年婚育决策的直接影响有限。
围绕近年来中国青年婚育审慎化现象，学界现有解释，形成几种常见路径。例如，于价值观念视角，青年人更强调自我实现，不再将婚育视为人生必然；于现实处境视角，强调经济压力与现实主义取向，认为彩礼、婚房、婚礼，以及组成家庭和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上升，共同构成婚育的现实阻力④，外部支持不足也是婚育审慎化现象的原因之一；于代际文化视角，将其理解为代际叛逆或价值断裂，强调新一代对传统规范的反抗；于传统延续视角，认为家庭主义与性别分工仍强势、政府介入有限，使婚育逻辑延续传统；于价值激进化视角，将婚育推迟和多样化态度视为观念更自由、更反传统的结果。
这些解释各有侧重，揭示出青年婚育是观念、资源、家庭与制度多因素交织的结果，同时也要关注“去必然化”、成本压力、代际变迁、性别秩序延续，以及制度约束等维度，但这些因素都有一定局限性，单一视角难以全面解释现象。例如，价值观念视角无法解释婚姻质量标准居高不下、资源条件深度影响决策、婚育行为“收缩”而非“激进替代”的特征；现实处境视角易将现象误读为功利化，却忽略依附性认同未增强、收入差异仅影响生育时点的事实；代际文化视角解释不了青年“提高婚育门槛但不拒斥制度”的结构；传统延续视角无法解释婚姻进入越来越个体化、选择与责任分离的新特征；价值激进化视角则与“态度多元、行为审慎”的事实不符。因此，有必要整合框架，将观念、资源、家庭与制度纳入同一分析体系，避免将这一新现象简化为单纯的价值变化、经济压力或传统延续。
实际上，青年并未否定婚姻与家庭，而是在现代社会婚姻进入条件强化、婚育责任承担仍以家庭为主的结构背景下，青年婚育决策模式呈现出更加审慎与条件化的特点。这一模式可从四个维度加以概括：在观念层面，青年对“人一定要结婚”的认同度显著下降，婚姻必然性不断弱化，婚姻从“人生必经阶段”转变为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意味着婚姻的自动触发机制已明显松动。在策略层面，青年虽然不再认同依附式婚姻，但对彩礼、住房等现实保障条件的要求并未降低，体现出明显的风险补偿意识，即在婚姻安全性下降的背景下，通过现实条件对冲不确定性。在行为层面，理想生育年龄普遍后移、不生育比例上升、短期生育意愿偏低，共同构成生育延迟与数量收缩的行为模式，反映出青年以规避风险、降低不可逆成本为导向的行为选择。在结构层面，婚育选择日益个体化，但育儿、养老责任仍高度家庭化，社会分担机制仍有不足，性别分工仍偏传统，收入等结构性因素显著影响婚育决策，风险最终更多由个体承担。
综合来看，当代青年的婚育模式，并非观念激进化或单纯经济压力的结果，而是在婚姻选择个体化、婚育责任家庭化、社会支持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下，个体在进入婚育制度前主动开展风险评估、条件筛选与成本控制的理性决策形态。换言之，在婚姻选择高度个体化，而婚育责任仍高度家庭化且带有性别化特征，同时相关社会制度保障未实现同步提升的阶段背景下，青年趋向于在进入婚姻制度前完成全面的风险评估，进而呈现出观念更开放、行为趋保守、承诺延迟、数量收缩的特征。这种婚育决策模式既不是激进的价值突破，又不是传统观念的回潮，而是风险管理逻辑进入婚育决策的体现，我们将其称为“风险管理型婚育观”（见表1）。
如何理解当代青年婚育的审慎化趋向
风险管理视角为理解当代青年婚育审慎化趋向提供了关键补充，能够深化对现象背后结构性逻辑的认知，弥补现有解读的局限，具体可从四个维度展开：
当代青年婚育决策风险评估时点前移。从代际视角看，在过去，青年的婚育决策模式往往是先进入婚姻、生育制度，再逐步适应其中的责任与风险；而当前青年女性的婚育决策，更倾向于进入前先评估，即在进入婚育制度之前，就对相关风险、成本进行全面测算与权衡，再决定是否进入、何时进入。这种决策时点的提前，本质上是风险感知上移的体现，也是青年婚育决策理性化的重要特征。现有解读若缺乏这一视角，往往只能看到婚育推迟的表面现象，难以触及决策时点前移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充分理解青年婚育决策的理性内核。
青年对婚姻制度信任结构出现变化。现有数据隐含的关键前提是：婚姻、生育已不再被青年女性默认具有天然安全性，其自动保障功能的信任度有所下降。这并非青年女性否定婚育价值、排斥婚姻家庭，而是她们清晰感知到婚育背后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如职业发展受限、性别分工失衡、育儿成本偏高，对婚育制度的安全感有所降低。缺乏风险管理视角的解读，容易忽视这种制度信任结构的微妙变化，或误判为青年否定婚育，或将其简单归结为经济压力、反传统，难以触及婚育不再被青年默认安全这一前提，也无法合理解释青年提高婚育门槛、审慎决策的深层原因。
婚育风险社会化分担不足是青年婚育行为收缩的重要原因。当前婚育风险的社会化分担机制有待完善，风险未得到充分的制度吸收，即责任外部化存在局限。现有解读若脱离这一视角，容易将这一结构简单等同于家庭主义强势，却未能认识到其本质是婚育风险未实现充分社会化分担，仍主要由个体与家庭承担，进而难以理解青年提前评估风险的必要性。更为关键的是，缺乏这一视角，容易误读青年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婚育推迟的行为，将其简单标签化为价值弱化、逃避责任、退缩，但事实上，这种“行为收缩”并非“消极退缩”，而是青年女性对婚育风险的主动控制。
社会应避免对青年婚育态度与责任意识的误判。现有解读往往容易将青年提高婚育门槛、审慎决策的行为，误判为价值激进化，却忽视了其未退出婚育制度，仅慎重考量进入条件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可能将青年提前评估风险的行为，误读为“不愿承担责任”，而忽略其清晰认知现有责任结构，进而提前预判、审慎决策的理性本质。此外，现有解读多聚焦于婚育政策完善度本身，但实际上，青年对婚育制度的信任度改变，才是外部刺激难以有效转化为行为响应的关键，这一深层逻辑借助风险管理视角得以凸显。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当前婚姻领域的理论定位是清晰的。婚姻制度在青年群体中依然相对稳固。我们不应将当前青年审慎的婚姻现象视为西方化、去规范化或价值崩溃的结果，而应认识到，在婚姻规范依然存在的基础上，青年群体的婚姻决策已发生结构性调整。⑤这种变化的核心在于风险评估逻辑的前置，而非传统规范的消失或崩溃。因此，这种转变更符合结构性调整的描述，而非简单的价值断裂。
风险管理型婚育观意味着，婚姻制度的规范性并非在中国青年群体身上发生整体弱化，而是对个体行为的自动触发功能产生质性变化。尽管婚姻仍具备重要的社会正当性，但其进入机制已不再是自然而然的阶段性义务，而是转变为个体在多重条件约束下进行的评估与决策。因此，青年婚姻观的代际差异，实质上是从“规范性婚姻”到“风险管理型婚姻”的转型，反映了年轻一代婚育态度的转变：他们并非拒绝婚姻与家庭，而是拒绝在缺乏足够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承担不可逆风险。这种变化体现的是对社会结构变动的适应性调整，而非价值失范。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婚姻制度的规范变弱了”，而在于规范不再具有自动触发功能。这两种表述具有本质区别：规范可以依旧存在、保持强大、仍是主流，但它不再能直接决定个体行为的发生。这正是当前中国青年婚姻观的重要特征。因此，与其说中国婚姻规范“弱化”，不如说婚姻规范的强制性下降、自动性降低、触发功能减弱、单一性松动，且规范的实现路径不再是默认的，而是可讨论、可选择的。这与规范弱化或消失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总之，中国社会并未走向婚育“去规范化”，而是在维持婚姻规范存在的基础上，青年个体获得了更多自主进行风险评估的空间，由此形成一种既不同于西方社会，又有别于中国过去的新型婚育决策模式。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后林进龙，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系统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3&ZD18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北京大学2025年中国九省(市)女性婚育状况调查，以20—44岁女性为对象，共计3831份有效样本。调查采用分层配额抽样并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加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与推断基础。
② 本文仅针对女性样本展开分析，结论主要适用于青年女性。由于女性在婚育中承担更集中的照料与职业风险，本文的风险管理逻辑对理解整体婚姻结构具有启示意义，但其普适性仍需性别比较研究验证。
③穆光宗：《当代中国青年婚恋状况分析》，《人民论坛》，2021年第10期。
④原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及长期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学术前沿》，2025年第12期。
⑤穆光宗、林进龙、江砥：《当代中国人口婚姻嬗变及风险治理》，《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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