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人看来，文风关系到世运升降。文风流动不居、变易无常，和世风、士风、学风等，往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古代社会尤其是隋唐以降，文风问题经常出现，甚至反复出现。改进文风的主要路径有行政干预，整顿文风；科举考试，引导文风；书院教育，培植文风。改进文风，是一项长期性、常态化工作，关键在于“文各有体”和“端正士习”。
【关键词】文风 文体 公文 科举 书院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在古人看来，文风关系到世运升降，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因而文风丕变，无论变治、变盛，还是变乱、变衰，都是历史上的常态。明代胡应麟论“近古之文”，称其“大盛于汉，至唐盛极而衰兆，至于宋而极其衰”（《诗薮·外编》卷一）；《清史稿》论晚清之文，谓“道、咸多故，文体日变”，“同治中兴，文风又起”，“光、宣以后，支离庞杂”（卷四八四《文苑一》）。这些描述，正可说明维系优良文风之不易。既然文风至关紧要，又易走偏走歪，改进文风便成为一项重要工作。约略言之，古代改进文风的路径至少有三条：行政干预，科举引导，书院教育。
行政干预，整顿文风
南朝齐梁文风，崇尚形式之美，用初唐陈子昂的话说，是“彩丽竞繁”“逶迤颓靡”（《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这样的文风，作为一种文学追求，没有问题。但在公务活动中，问题就来了。古人很注意文体的功能区分。譬如，同样是关于“奇”，“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清刘大櫆《论文偶记》），这是文学性；“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文心雕龙·议对》），这是实用性。适用范围不同，评价标准亦有区别。对于讲求实用的公文而言，“彩丽竞繁”“逶迤颓靡”之风，显然是不合适的。
隋朝之初，受齐梁文风影响颇深，“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隋文帝对此很不满，“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只是痼疾已深，猝难奏效。“时俗词藻，犹多淫丽”，“宪台执法，屡飞霜简”，颇有积重难返之势。故而开皇四年（584），正式发文，“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倡导朴素平实的文风。偏偏有人“顶风作案”。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被交付有司治罪。抓了一个反面典型，起到一定效果，从此各级官员“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也有些地方没做到位，未能令行禁止。治书侍御史李谔因而上书，“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其结果是“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①。
需要说明的是，隋文帝所整顿的，是浮华的文风，而非骈俪的文体。李谔上书，本身就是骈体文。其中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后来成为骈俪名句，也是成语“连篇累牍”的出处。
大力整顿文风的，还有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诏禁四六文词。他对群臣讲，“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明确表示“厌其雕琢，殊异古体”。最严重的问题是，雕琢之风易“使事实为浮文所蔽”，从而影响办事效率。由是下令，“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②，要求无论下行文，还是上行文，皆以简洁为要。
明太祖提倡，“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无取浮薄”（《明史·詹同传》）。詹同“应制占对，靡勿敏赡”，文风切合上意，加之操行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与詹同不一样，刑部主事茹太素的文章，就不够“明白显易”。某次汇报工作，总共五件事，他写了一万七千字。“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太祖慨叹：“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于是令中书编定《建言格式》，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③，倡导简明显易的文风。
通过行政手段整顿文风的，还有地方官员。明代海瑞外放应天巡抚时，曾发布《督抚条约》三十五则，对大小事务各有规定。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公文的：“今日诸弊，不能尽革，大概在文移过繁。”这相当于说，公文过繁是个关键问题。解决之道，即“以简省为主”。譬如，陈述事情，不必铺叙太多；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就写一句，两三句话能说清楚的，就写两三句；当用小片纸的用小片纸，当用大页纸的用大页纸；官员应尽量自己写稿，不可全部交给吏员，等等。概言之，就是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减少流程。
科举考试，引导文风
“槐花黄，举子忙”，从隋唐至晚清，科举考试备受瞩目。科举以诗文取士，其衡文标准、去取原则，往往具有指挥棒、风向标的意义。
宋仁宗时期，曾流行一种险怪文风。“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④，“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⑤。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嘉祐二年（1057），他主持贡举考试，力革其弊，凡文风险怪者，皆不予录取；平淡造理者，则获得推荐。此举遭致“怨讟纷纭”，有人当街堵住欧阳修，訾骂喧闹；还有人写《祭欧阳修文》，咒其早死。最终欧阳修顶住压力，“文格终以复故”。
关于这次事件，沈括《梦溪笔谈》记录了一则个案。太学生刘几，平时经常考第一，“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修主持考试，决意痛惩此风。有个考生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这样的文字，看似雄壮，其实假大空。欧阳修当即判断：“此必刘几也。”在后面写了六个字：“秀才剌，试官刷。”意思就是，考生文风乖谬，考官将其除名。又用红笔一抹，谓之“红勒帛”（即红腰带），加批‘大纰缪’，张榜公布。待到揭去弥封，作者果然是刘几。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欧阳修参与殿试考校，看到一篇文章，深为激赏。拆封后，知其名叫刘煇。“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而这个刘煇，正是刘几，他改名了。两年之间，文风一变，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确立官方标准和文章典范，是科举引导文风的重要举措。清雍正帝曾谕礼部：“近科以来，文风亦觉丕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因而特颁谕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虽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当屏去”⑥。其中“雅正清真”一词，在清中后期的官方话语中多次出现，成为衡文定则。乾隆帝即位之初，且命内阁学士方苞选编《钦定四书文》，收录前代文四百八十六篇，本朝文二百九十七篇，“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用作士子研习四书文的楷式。其后多次重申这一宗旨，如乾隆十九年（1754）上谕：“场屋制义，屡以清真雅正为训，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皆取典重正大为时文程式，士子咸当知所宗尚矣。”
什么是“清真雅正”？张之洞《輶轩语·语文》阐释道，“清”是“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是“有意义，不剿袭”，“雅”是“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是“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他还说，“不惟制义，即诗古文辞，岂能有外于此”，即不只四书文，古文、诗词、辞赋皆可以此为准则。“清真雅正”影响深远，章学诚《评沈梅村古文》也提到“古文之要，不外清真”，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人主客图》以张籍为“清真雅正主”，朱一飞《赋谱》提出律赋“其品有四，曰清真雅正”等。
只是，标准有了，范本也有了，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上谕有言，“制义以清真雅正为宗。乾隆初年，《钦定四书文》刊刻颁行，士子如果殚思讲习，阐明理法，则典型具在，一切可奉为法程”。这当然是理想状态，可惜“近日士风，专为弋取科名起见，剽窃浮词，不复研穷经史，为切实根柢之学，以致文体日就卑靡。虽屡经降旨训饬，而积习难回，仍不免江河日下之势”⑦。
书院教育，培植文风
优良文风的养成和持续，有赖“日常”的训练。对此，书院教育承担了重要职责。很多书院的学规中，都有“正文体”一条，这里的“文体”，就是文风。
文风不正，有诸多表现。最简单粗暴的，是抄袭、剽窃、洗稿。明代李应升《白鹿洞洞规》明确告诫：“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盖“一题有一题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无论剽窃先辈名家，还是流行坊刻，都是“拾残唾以涂眉，认尘羹为旨脔”。对于这类“学术不端”，书院的态度是“零容忍”，即“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⑧
文风不正，比较常见的表现是“险怪”。清代铅山知县郑之侨对鹅湖书院士子讲，“专读冷稿，袭其近似之言，掉弄笔头，故为险怪以欺人”，其实质是“以艰深文其浅陋”（《壬戌示诸生十要》）。对这种普遍现象，江西巡抚陈宏谋为南昌豫章书院制定的《学约十则》也说，“本无深义，另无至理，故为险怪字句以欺人”，其结果“使人不可解说，并至自己亦不能解说”，这是欺人自欺。好文章当“平正通达，可知其心地之光明；昌明博大，可睹其气局之宏远”。
那么，文风为何会不正呢？两个原因。其一，急功近利。文章不走正道，辨识度比较高，有可能侥幸取中，这或许是一条捷径。江苏巡抚张伯行《紫阳书院示诸生》云：“近日士尚浮华，人鲜实学，朝夕揣摩，不过为猎取科名计。”盯着科名，想走捷径，文章难免堕入空疏险怪。其二，学养不够。新淦知县朱一深《凝秀书院条约》提到，朝廷以清真雅正为旨归，复颁《钦定四书文》以为程式，“斯文丕振，无过此时”。可为何还是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原因很简单，“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读书不多，学识有限，只能“规规蹈袭，千篇一律”。朱一深说，“按之则无物，举之则易尽，其弊皆由于空疏寡学”⑨。“空疏寡学”，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改进文风之道，在于多读书，这也是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岢岚州学正袁锵珩对管涔书院士子讲，“作文当先看书”。“有老生宿儒，皓首章句，暨乎操觚，滥恶庸肤，都无是处，此正坐书卷之气少耳”。如能“博闻强记，贯穿古今，则下笔有神，自然与学究面孔迥别”（《岢岚管涔书院约法并叙》）。江宁钟山书院山长杨绳武有言，近二十年来，文章之病，一是“假先辈”，二是“烂时文”。有人试图矫正，却又“貌新奇则实庸腐，外崛强而内空疏”。努力却无效果，是因为没有“培其本而澄其原”。“夫所谓培其本而澄其原者，何也？多读书之谓也。”多读书，方有识见、气味、骨力，由此发为文章，“奇正浓淡，无施不可，清真雅正，于是乎出”（《钟山书院规约》）。至于如何读书，从《朱子读书法》《读书分年日程》到《书目答问》《西学书目表》，书院多有切实的指导。各家侧重点或有不同，但根植经史、贯通四部，则是共同的阅读指向。
除了多读书，写作训练也很关键。书院的写作教学，提倡向大家名家学习。譬如八股文，虽属应试文体，但要写好八股文，仍宜从古文入手。太仓娄东书院山长沈起元说，“昔之工于制义者，未有不从古文中来者也”，因此“初学入门，且先读八家”（《娄东书院规条》）。八家，即唐宋古文八大家，他们是写好文章的典范。若只是揣摩以晚近时文，要想文风晓畅、文格高远，难度则比较大。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培植文风，亦是如此。
正文体，端士习
古代社会尤其是隋唐以降，文风问题经常出现，反复出现，而且越到后期，情况越复杂。战国宋玉《风赋》有云：“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自然界的风，所处环境不同，风向、风气、风势随之有异。文风其名为“风”，也跟自然之风一样，流动不居，变易无常。其和世风、士风、学风等，往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历代改进文风的路径，有阶段性的，也有日常化的，可以快刀斩乱麻，也可以润物细无声。其关键在两点：一是“文各有体”，二是“端正士习”。
所谓“文各有体”，其中的“体”指的是体裁、体式。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意谓风格本有多样，“得体”方为佳作。何为“得体”？简言之，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汇报工作，不需要抒情言志；主于实用，宜避免艰深晦涩。至于“端正士习”，关乎改进文风的主体。古人多将“正文体”与“端士习”并举，认为文风的好坏，与士风密切相关。读书人若能行己有耻，崇本务实，自会为文得体，言之有物。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项目编号：21&ZD25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唐]魏徵等撰：《隋书》卷66《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44-1546页。
②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44页。
③[明]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卷15《建言格式序》，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305页。
④[宋]杨杰著，曹小云校笺：《无为集校笺》卷13《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437页。
⑤[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校笺：《安阳集编年笺注》卷50《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554页。
⑥⑦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第490页。
⑧⑨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666页、第746页。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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