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节庆特定的习俗活动与规约惯制，蕴含着对伦理亲情的强调与关注，具有重要的教化、凝聚和传播功能。不同民族在节庆习俗上可能存在差异，但传统节庆将个体活动纳入群体框架中的内核是共通的，这正是传统节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所在。人们对节日习俗与精神内涵的深刻认同与尊崇，使传统节庆超越个体、家庭、社区，在国家与民族层面上，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与思想，传递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关键词】传统节庆 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节日，即年度时间周期中具有特殊意义和标志性的日子，具有周期性、循环性等特点。一年之中，不同节日有规则地穿插其间，形成一种“日常”与“非日常”交替变化的节奏起伏，使人们在紧张忙碌之余获得身心的愉悦与放松。作为世界上各民族所共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节庆是以特定主题活动方式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社会活动，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关，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与中华文明特质相适应，我国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体系。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标识之一，中华民族传统节庆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伦理关系、娱乐休闲、审美情趣等的集中展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节庆为何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国的传统节日既包括春节、元宵节、二月二、清明、端午、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腊八、小年等以汉族为主的节日，也有维吾尔族等的古尔邦节、藏族雪顿节、傣族泼水节、蒙古族那达慕、彝族火把节等诸民族节日。此外，立春、立夏等二十四节气与各地以庙会等为代表的传统地方节会，也都是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被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体系，古尔邦节、雪顿节等民族节日也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认定等形式，被纳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框架，进一步完善了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是中华民族节日的格局。
传统节庆之所以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用，与节日本身的公共性、群聚性特征有重要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具有群集、交往的本能需求。节日——年度周期中具有标志性与特殊意义的日子，为人们的群聚与交流提供良好契机。传统节日大多是一年之中相对闲暇的日子，为人们群聚并开展相关社交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节庆活动由至少两个以上的社会成员共同参加才能成立，也就是说，节庆活动的开展以群体为基础进行。某个家庭、家族、社区或区域性的某次具体节俗活动，总是由多个个体共同参与进行的。小到一个家庭内部的节俗活动，如除夕之夜的全家围坐、中秋之夜的团圆饭、清明时节的上坟祭扫等，人群规模从数人到十几人不等；中到家族、村落与跨村落层面的习俗活动，如大年初一的聚会拜节，春节、清明、中元节的敬宗祭祖，元宵节的舞龙舞狮与灯会展演，清明节的游春踏青，端午节的赛龙舟等，参与人数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加上现场观众等在内更是可达成百上千人。如民国江苏《乡志类稿》记载清明踏青：“人如织，夕阳在山，犹闻笑语。”至于各种庙会、灯会、书会等区域性地方节庆活动，地域影响范围往往可达几十、几百华里，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流，形成“一国之人皆若狂”的盛大局面。因此，与平日相比，无论是交往频率，还是交往范围，传统节日期间人们的社交活动都会大大增加。
此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每个节日都形成了稳定的习俗活动与仪式规制，成为“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具有模式化、集体性等特点，会对民众产生规范与控制作用。在习俗化过程中，民俗会对民众个体施加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影响力，促使民众在生活实践中恪守其约束，一旦违背会在心理与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节庆作为习俗活动之一，也具有群体性、模式化的特征，会对节日传承主体产生一种过节的“强制性”约束力。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习俗活动与规约惯制，要求社会成员遵守与践行，从而将个体的节日活动安排纳入到群体性框架中去。节日的时间是公共的时间，“小我”（个体的我）需服从“大我”（社会的我）。由此，传统节庆在更高的层面上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群体活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会共享相似的节庆文化心理，并在大体相同的时间段内进行大体相同的节庆习俗活动。传统节庆所具有的这种约束力，以及人们在心理上产生的“过节”观念认知，形成对于传统节庆的认同、重视与尊崇之情，节日也就成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时间节点。以春节为例，大部分人都有“回家过年”的心理认知，若春节不回老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内疚与不安之感。这种心理的产生，一方面，源于自身对陪伴父母、亲朋团聚的期待；另一方面，过年期间家庭团聚的社会共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个人的选择，这是传统节庆文化公共性的重要体现。通常，节庆活动的参与者越多、组织（习俗规制）越严密，公共性也就越强。总之，人群聚合和社会交流为传统节庆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动力，虽然不同节庆的内涵和形式存在差异，但其聚合情感、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共同价值却是相通的。
传统节庆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游子归家，亲人团聚，朋友相会，表达亲情，畅叙友情，抒发乡情，其乐融融，喜气洋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②传统节庆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节日期间会举行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期间，社会处于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中，人们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祈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传统节庆蕴含着感恩之心、团圆之乐、希望之梦，集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于一体，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情趣与信仰情怀，包含着中国人对和合、团圆、和平、和谐、包容、亲情等价值观的认同与追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展示，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继承和发展。
传统节庆蕴含着对伦理亲情的强调与关注，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强调孝道、忠诚等道德伦理，其中尤其注重亲情，并以家庭为基础，将亲情关系延展到家族、村落、社会与整个国家层面。因此，与西方相比，我们的社会交往更注重情感的温情与和谐，情感不仅是一种人的内在感受与体验，也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形成基础。在此过程中，家庭具有基础作用，所谓“天下以家为本”。对此，梁漱溟曾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论述道：“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③我国传统节庆大都是以家庭为主的内聚性节日，进一步加强了情感在家庭之间乃至社会之间的交流交融。
大体言之，传统节庆对伦理亲情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世之人的交往与交流。这体现在不同家庭成员的团聚、交流与协作上，团圆、团聚成为节日期间中国人最大的精神诉求。在宗族层面，传统节日期间会举行一系列集体性活动，如聚会拜节与祠堂祭拜等，能够强化宗族间的血缘认同与集体建构；超越个体家庭与宗族，在村落社区或更高范围内，也有着基于伦理亲情的频繁社会互动；超越村落社区，在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尽管在节日饮食、仪式与习俗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中华民族共有的对于伦理亲情、欢乐祥和的渴望是一致的。于是，借由传统节庆的共有传统，在同样的时间框架内，全世界华人共享同样的情感，由此实现精神上的凝聚与认同。
另一方面是对往世之人的祭祀与崇敬。与对血缘宗法与伦理亲情的重视紧密相关，中国人有着较强的祖先崇拜传统。《荀子·礼论篇》曰：“先祖者，类之本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从父母、祖先那里延续下来的，因此，善待、孝敬父母以及去世的祖先，是每个在世之人的天然义务与职责，正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所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祖先去世后，需在一年之中的特殊日子，举行特定的祭祀仪式，以告慰先祖并寻求祖先的保护与庇佑。就个人与家庭而言，祭祖是对先人的哀悼与纪念，具有凝聚伦理亲情的重要功用与价值；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看，祭祖是构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子，具有巨大的教化、凝聚和传播功能，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传统节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程
传统节庆具有凝聚人心、加强亲情与友情、增强群体认同感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中华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春节为例，其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④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春节逐步实现地域与族群范围上的扩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凝结的典型体现，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春节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大一统王朝发展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以及华人移民海外与华人社区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春节所承载的深厚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伦理关系、审美情趣等中华文化基因密切相关。在汉代之前，周边族群可能已经接受秦朝十月过年的传统，开始与中原族群共享年节文化。⑤汉代以后，随着疆域日拓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正月初一过年及相关礼俗更是日益推广开来。根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今天春节的重要习俗活动，如拜贺、放爆竹、贴门神、插桃符等，当时已在荆楚一带广泛流行，而且彼时春节已是包括腊月二十三、元旦、人日、正月十五在内的复合节日群。⑥青海河湟地区在唐代中后期已有过春节的习俗，据唐宣宗时留居河湟地区的陈黯所说：“家为虏有，然虽力不支，而心不离，故居河湟间，世相为训，今尚传留汉之冠裳，每岁时祭享，则必服之，示不忘汉仪。”⑦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是日预定桃符于门两傍，挂钟馗于两壁间，以厌邪魅。贴春帖于门枋上，以迎嘉祥。诸夷虽其土著，渐濡既久，近颇效尤，亦足以见圣化之遐被矣”，说明明代中叶贵州诸多少数民族已接受了春节习俗。
春节之所以能在中原之外的地区与民族传播开来，与大一统王朝建构及与此相伴的华夏礼仪传统在各地的传播有直接关系。“大一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之一，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即地理空间上的“天下一统”、时间历法上的“古今一统”、思想文化上的“儒家一统”。⑧春节，正是时间历法大一统的重要体现，《史记·天官书》曰：“正月旦，王者岁首。”因此，从历法的角度来说，春节是“王官之时”的重要体现。《四民月令》等月令类文献对春节等节日的记述，为国家政治与社会人事活动确定统一的时间规范与指南。此外，春节包含祭祀、拜贺等一系列仪典，作为华夏礼仪也被不同族群所接受与遵循。这些过程，都体现出历史上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春节在更大的区域与民族范围内传播开来。例如，青海藏族：“新年初一日，赴寺向大喇嘛叩首……有亲戚相好者，请至其家，食茶及炒面，忌不与人火，过初五日，乃如常。”⑨广东北部瑶族，据康熙年间李来章所记：“正月初一日，鸡鸣，先击米箕，后击锣鼓，放铳吹牛角。天明，备酒肉、糍茶各二碗，箸二双拜祖宗……除夕，备酒肉祀祖宗，男妇聚饮。”⑩新疆地区，据纪晓岚所记，“元宵灯谜，亦同内地之风”⑪。民国广西《罗城县志》对当地苗族、瑶族、壮族、侗族、水族等春节习俗做了相关记述：“居民以春夏秋冬为四节，如遇旧年之除夕元旦等日，谓之春节。”一些民族固有习俗逐渐融入春节节庆活动，如在奉天（今吉林省）：“奉省岁事，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导源于满，或移植于汉。”⑫在此过程中，汉族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广西地区为例，历史上的春节习俗主要随汉民族的迁入传播而来，由于不同地区汉民族迁入的时间不一，不同民族过春节的实际情形也有不同。
总之，经过长期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春节已成为包括汉族在内的三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其中二十余个民族将春节视为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后，春节已成为全国各民族共有的节日。例如，云南世居的26个民族，都把春节视为重要节日之一，并把本民族固有节日习俗移植到春节时空中。⑬在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调研也发现，各族群众都积极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庆祝春节，将春节视为“我们的节日”。⑭
此外，清末至民国的一百年间，约有1500万左右中国人迁居海外，春节也逐步在海外传播开来。在儒家文化圈的很多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春节都是重要的节日。如今，春节已成为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节庆活动，并对所在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例如，在英国伦敦，华人春节庆祝活动已成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23年12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近20个国家也将春节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夯实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化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认知。
传统节庆不仅仅是一种时间制度与充满丰富内涵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群聚合与社会交往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具有动员民众、凝聚人心，加强亲情与友情，增强群体、社区与地域认同感的积极价值与作用，是家庭、家族、社区、地域认同的重要体现与载体。一种思想与观念一旦深入人心、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后，再辅之以一定的物质、话语与仪式活动，就会变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习俗与规制，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自觉践行之。在节日这一公共时间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具体习俗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传统节庆将个体活动纳入到群体框架中的内核是共通的，这正是传统节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所在。人们对节日习俗与精神内涵的深刻认同与尊崇，使传统节庆超越个体、家庭、社区，在国家与民族层面上，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与思想，传递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注释】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译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②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2月17日。
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84—85页。
④吴文新：《春节申遗成功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国家治理》，2025年第3期。
⑤⑭季中扬、袁玮聪：《中华民族共享春节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7期。
⑥[梁]宗懔著、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⑦[唐]陈黯：《代河湟父老奏》，载[清]董诰等辑：《钦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清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刻本。
⑧陈智、赵文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⑨[清]龚景瀚编：《循化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⑩[清]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05-109页。
⑪[清]纪晓岚：《纪晓岚全集》，上海：九州出版社，1935年，第170页。
⑫王树楠等纂：《奉天通志》卷九十八《礼俗二》，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1983年，第2412页。
⑬张跃：《春节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共享性意义》，李松、张士闪主编：《节日研究》第三辑，济南：泰山出版社，2011年。
责编/董惠敏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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