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是“海洋世纪”，更是“深海世纪”。探索深海奥秘、可持续开发与保护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拥有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世界各国在全球大洋深海探测、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治理。深海科技作为前沿科学、技术与工程的集大成者，是催生和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其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升级与海洋强国建设。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深海科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深海科技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强国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8
【作者简介】林间，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深圳海洋大学筹建负责人。研究方向为海洋地球科学与尖端技术、大洋中脊、海沟俯冲带、海洋转换断层、边缘海构造与火山机制、深海热液过程、地震应力特征、海啸与地震的耦合机制、行星地球物理学、研发深海尖端技术等，主要著作有《海洋地球交叉科学与技术重大突破》《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发展研究》等。
引言：21世纪是“海洋世纪”，更是“深海世纪”
进入21世纪以后，陆域空间的限制日益凸显，海洋尤其是深海已成为人类探索极端环境、开发多样价值的关键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作为与太空并列的未知前沿，深海不仅是地球系统中尚未被充分认知的“最后空间”，更是全球科技竞争、资源安全保障与产业升级的新战略高地。
深海是地球最后的战略边疆。海洋覆盖地球表面积的71%。深海一般指水深超过200米的无阳光海洋区域，占据海洋总面积的93%。深海作为海洋的核心主体，蕴藏丰富的战略资源及独特的生态价值。从资源方面考量，深海藏有石油、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等战略能源资源，以及富含铜、镍、稀土等关键金属的锰结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矿床，对保障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深海极端环境条件孕育的独特生物及基因资源，为医药研发、工业酶制剂等海洋大健康领域提供全新应用场景。就地球生态系统功能而言，深海是全球气候调节的核心要素。深海环流系统把控着全球热量与物质分配，对维持地球碳循环平衡及缓解气候变化作用显著。同时，深海沉积物具有高时间分辨率，记录了地球气候演变与重大地质事件，堪称研究地球演化历史的“天然档案库”；而热液、冷泉等极端环境生态系统，则为研究生命起源及演化提供“天然实验室”。
由于陆地资源日趋紧张，深海正演变为全球科技竞争与战略博弈新高地。当前，深海开发仍面临着极端环境下技术突破不理想、生态风险防控体系不完善，以及国际治理机制相对滞后等挑战。人类能否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实现对深海的科学认知与可持续开发，关乎国家资源安全、科技竞争以及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因此，推进深海科学探索与资源开发，构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深海开发体系，已成为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从“传统海洋经济”到“高质量海洋经济”的演进。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经济领域具体体现为：以海洋为主体、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主要体现为通过海洋相关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海洋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方式，实现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构。与传统依赖大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的海洋经济不同，海洋经济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通过以下运行机制实现系统性重构。一是从传统渔船、钻探平台等装备，向以信息物理系统为核心的智能无人系统（如自主水下机器人、智能海底观测网）跨越，拓展至具备自主决策与协同作业能力，支持深海全天候、大规模、精细化的作业；二是从近海生物资源与大陆架油气资源，向深海海床战略性矿产资源（如多金属结核、天然气水合物）及极端环境生物基因资源跨越，同时深化对深海生态系统和地球深部过程的科学认知；三是由依赖体力与经验的传统海洋从业者，向具备海洋科学、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跨越，形成适配深海科技发展的多层次人才结构。
深海科技是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经历了从“航海时代”到“浅海时代”，再到当前“深海世纪”的飞跃。这既是技术革命推动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陆地资源限制与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一是关键技术革新。深潜器、大洋钻探、海底观测网等装备突破“下得去、看得见、稳得住”的技术瓶颈，为深海作业提供可行性支撑。二是产业融合与升级。深海技术向传统海洋产业（如油气、渔业）渗透，推动其向深水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催生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深海生物技术、海洋大数据服务等新兴产业集群。三是海洋大健康创新。部分从深海微生物、藻类及珊瑚中分离出的药用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病毒等功效，目前已成为上市药物或进入药物临床试验阶段，推动人类健康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极。据行业数据统计，全球深海采矿市场规模在2024年达到39.2亿美元左右，预计至2032年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突破400亿美元，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为此，需系统研究深海科技如何创新资源开发模式、培育高端装备及新兴服务业态，并深入挖掘深海生命健康价值，为引领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保障国家海洋资源安全和产业链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国际深海科技发展现状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布局。当前，深海科技已成为主要海洋国家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美国、日本、欧盟等通过早期前瞻性布局，推动其深海技术向专业化、体系化方向发展，其战略实施高度依赖核心海洋城市群提供的产业与创新基础。北美地区以美国为主导，战略重心聚焦海洋安全与关键资源供应链保障。2024年，美国出台《造船和港口基础设施促进美国繁荣与安全法案》，旨在重振本国造船产业；同期发布的行政令则强化对深海矿产资源的控制。相关政策依托墨西哥湾成熟的海洋能源与装备产业集群落地，体现国家战略与区域产业基础的深度融合。2025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4285号行政令《释放美国近海关键矿产和资源》，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角度要求加速开发海底矿产。欧盟则致力于将区域环保标准转化为全球规范。依托《欧洲海洋公约》等政策框架，欧盟在深海采矿等领域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力求主导相关国际规则制定。这一战略的实施依赖北海沿岸密集的港口群、科研机构及海事服务网络所形成的协同创新生态。在东亚，日本通过建设全球最长的海底观测网（全长5700公里）及推动自主无人潜航器社会实施战略，系统推动技术标准的国际化；韩国聚焦智能航运装备领域，由韩国HD现代集团与韩国船东H-Line航运联合研发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船舶技术，并计划于2025年实现商业应用。东亚地区的竞争呈现基础设施共建与技术标准输出并重的特点，东京湾等沿海产业集群为战略实施提供关键技术、人才与产业支撑。此外，挪威在北大西洋主导的蓝碳核算体系、加拿大在北极海域的观测网络布局，进一步表明全球深海竞争正朝着区域专业化、领域细分化的方向发展。
前沿技术与装备竞争。当前，深海装备正朝着智能化、网络化与体系化方向发展，通过多平台协同实现全海域、全深度、多参数同步观测，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焦点。深海科技竞争的核心，体现为关键装备的技术水平与系统集成能力。科学调查船、观测设备、探测仪器等装备的研发与应用，直接决定深海探索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科学调查船作为海洋观测的基础平台，在深海探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运营的“亚特兰斯”号科考船，其前身在1931～1966年执行了299个航次，总航程超过70万英里（约113万公里）；其后继船作为“阿尔文”号深潜器的母船持续支持深海研究。挪威“G.O.Sars”号采用超级静音设计，可使水下噪声降低99%；日本“解明号”则集成多通道地震系统、钻探采样系统等先进设备，可开展洋壳三维地震勘探和热液矿床采样等综合调查。
另一方面，在长期连续观测领域，浮标与潜标是获取海洋环境数据的核心载体。美国主导的Argo浮标观测网络，通过温盐深剖面仪为研究提供大规模数据集。目前，该计划正将观测深度从2000米拓展至6000米，并增加叶绿素、溶解氧等生物地球化学参数传感器，实现全球范围多参数监测。美国海洋观测系统、加拿大海洋网络及欧洲海底观测网络等国际计划均布设大规模潜标阵列，实现对海洋过程的持续观测。
此外，海底地震仪与海底电磁仪等深海仪器是研究海洋地壳与上地幔结构的关键设备。海底地震仪通过记录地震波信号实现海底地层成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宽频带海底地震仪技术取得显著进展，美日等多国机构已开发出多种成熟型号。海底电磁仪用于测量海底电磁信号，包括被动源大地电磁法与主动源可控源电磁法。其中，海洋被动源大地电磁法测量于20世纪60年代起步、90年代后逐步成熟，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开发的被动源大地电磁法仪器，已应用于多项国际探测任务。针对海水对高频信号的衰减，研究人员提出深海主动源可控源电磁法。近年来，小型化电磁信号接收器与折叠臂式海底电磁仪系统的研发，体现了设备向小型化、低功耗方向发展的趋势。
中国深海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从“浅蓝”到“深蓝”的战略转折。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体系，为深海科技发展提供系统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国家战略的持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对深海事业发展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这些重要指示为深海科技创新提供根本遵循。
一方面是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形成“国家—地方”协同推进的格局。202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深海科技”，并将其与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标志其战略定位从前沿探索转向产业化培育。202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参与国际海底区域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广东省出台《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上海市制定《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25—2035年）》，海南、山东等省份也发布相关行动方案和专项规划。另一方面，在科技投入方面，“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等国家重点专项持续支持核心技术研发。这些制度安排构建起从国家战略到地方落实、从法律法规到专项规划的多层次支撑体系，为深海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发展动力。
构建自主的深海科技与装备体系。在国家专项计划的持续支持下，我国已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技术体系，在深潜探测、传感器研发、海底钻探及水下通信等关键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一是深海探测平台体系的建立。我国已构建覆盖全海深作业能力的载人／无人深潜器系列。以“奋斗者”号万米级载人潜水器为代表，其采用高精度自动航行控制系统，基于神经网络算法实现海底地形匹配巡航与悬停定位，2020年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深处。截至2025年，该平台累计完成25次万米级下潜，在西北太平洋海沟9533米处发现化能合成生态系统。“蛟龙”号（7500米级）与“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则覆盖中深海域作业需求。无人探测领域，“海斗一号”无人复合型潜水器（ARV）实现万米深渊科考，“悟空号”无人自治潜水器（AUV）下潜深度达10896米（2021年），“海燕-L”水下滑翔机（Glider）续航里程超5500公里，彰显我国在无人深潜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科考船队建设同步推进，“梦想”号超深水钻探船（2024年入列）具备11000米海域作业能力，配备岩芯自动传输存储系统，为我国深海钻探提供平台支撑。
二是海底探测传感器的技术突破。针对全海深地震观测需求，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海底地震探测装备，攻克数字调零宽带地震传感、全海深水听传感等关键技术，2017年成功获取万米级人工地震剖面。针对北极、南极等极区环境研发的分体式海底地震仪采用双通定位设计，有效提升信噪比，已应用于北冰洋加克洋中脊探测。在电磁探测领域，微型化海底电磁接收机实现低功耗设计，拖曳式瞬变电磁系统可有效捕捉到极短时间内（1～100毫秒）的电磁信号变化，128千瓦的大功率深水发射系统将探测距离提升至15公里，为南海、西南印度洋等区域的深部构造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深海科学发现与理论创新。依托自主装备，我国在关键海区取得系列科学认知突破。在马里亚纳海沟，通过布设33台海底地震仪阵列，实现挑战者深渊俯冲界面的三维精细成像，提出板片动态后撤以及挤压加深海沟新模型。在北极加克洋中脊，突破冰下探测技术瓶颈，发现地壳厚度局部达9公里，揭示了“主动-被动”双地幔上涌机制。在西南印度洋，发现龙旂热液区并阐明其形成机制，为我国获得1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硫化物勘探权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拖曳式瞬变电磁、近底声学探测等多技术手段协同，我国已完成西南印度洋合同区550百万～820百万吨硫化物资源量评估，为深海资源开发奠定基础。上述进展表明，我国通过持续深海技术攻关与深海装备研发，已逐步构建起涵盖深海探测、科学研究与资源评估三个方面的完整技术体系，为深海科学研究、资源勘探与可持续开发提供系统性支撑与技术保障。
深海产业新业态的初步实践。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保持稳健增长态势。2024年海洋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105438亿元，同比增长5.9%，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7.8%。随着深海探测、观测与作业技术的不断突破，我国在深海资源开发、海洋生物技术及新型海洋工程等领域逐步孕育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形态。这些新业态以高技术集成、高附加值和高创新驱动为特征，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正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初步展现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征与发展潜能。一是在深海资源勘探方面，多金属结核试采技术已进入工程化验证阶段，为未来商业化开发奠定基础。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显著进展，从深海生物中分离出的药用活性分子已进入药物研发管道，部分候选分子完成临床前研究。二是新型海洋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深海数据中心完成全海深压力测试，验证了高压低温环境下服务器集群的长期运行可靠性。深海旅游产业开始起步，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为科学考察与高端旅游提供双用途平台。三是市场需求与产业基础共同驱动深海产业发展。国内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对钴、镍、锂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深海矿产资源勘探技术加速迭代。我国完整的船舶工业体系与海洋工程能力，为深海装备的研发制造提供全链条支撑，例如，3000米超深水钻井平台已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四是资本投入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除国家科研经费和央企投资外，产业基金与风险资本开始布局深海科技领域，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沿海地区陆续设立深海科技产业园，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初步形成“技术研发-装备制造-数据服务-金融支持”的产业生态。尽管深海产业整体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技术突破与市场需求的结合正催生新型产业形态，为我国海洋经济结构升级注入新动能。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建议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突破深海探测与开发的技术瓶颈，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产业跃升的先决条件。从当前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在高端传感器、核心软件、特种材料及智能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环节仍存在一定对外依存度，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深海活动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为此，需要系统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从顶层设计层面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其一，依托国家级、龙头企业级等平台实施系统性攻关是首要路径。依托重大平台，组建跨机构、跨学科的重大深海实验室，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优势资源，形成创新合力。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瞄准深海极端环境下的传感、通信能源、材料等共性技术问题。例如，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万米级耐压传感器、适应高压低温环境的高精度水下导航定位系统、特种合金和复合材料、智能控制和决策核心算法等，均是重点研发领域。其二，区域性创新集群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其面向未来的国际海洋科技中心、国际海洋产业中心、国际绿色航运中心、国际海洋治理中心及南海可持续中心建设，为深海技术研发提供多样化应用场景与产业协同基础。同时，深圳正在筹建中的海洋大学与深海科考中心，有望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完整创新链。从功能定位来看，此类区域布局通过集聚人才、资本与数据等核心要素，为关键技术的迭代验证与转化落地提供系统性支撑。其三，技术突破需与海洋城市体系建设深度融合。现代海洋城市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其发展需以陆海统筹与港产城融合为核心逻辑。在空间布局上，应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群的比较优势，如粤港澳大湾区可聚焦深海科技前沿、海洋信息产业与国际航运服务，长三角城市群侧重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京津冀地区则可强化海洋环境监测与生态治理。通过不同区域的功能互补与产业链协作，形成梯度发展、错位竞争的海洋经济格局，为技术落地提供空间支撑。其四，韧性安全是深海技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要求。面对气候变化与海洋灾害风险，需构建“空-天-海-潜”一体化监测网络，重点提升对台风、风暴潮等极端事件的预警能力。同时，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与海洋可再生能源技术，增强沿海城市在水资源与能源供应方面的韧性水平，为深海科技与产业发展提供稳定保障。
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校企合作是连接科研与产业的关键桥梁。以广东省为例，该省海洋经济总量连续30年位居全国首位，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达2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9%。然而，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海洋产业仍占主导地位，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5.6%，反映出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有待提升。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场景应用，充分调动企业的核心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主要包含两类：其一为共建研发中心，如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海洋大学（筹）与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立深海技术与工程联合研究院，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研发方向，有效避免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脱节；其二是技术成果转化，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通过技术入股方式与企业共建科技公司，成功实现“深水海底钻机永磁直驱电动钻具”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为推动海洋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探索实施路径。一是构建海洋高科技新兴产业体系。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推动电子信息、高端智能装备、工程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技术与海洋产业深度融合，重点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积极探索“氢能＋风电”、海洋牧场等复合发展模式，前瞻布局深海、远洋和极地资源开发技术，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二是推动陆海产业协同发展。引导建筑业、服务业等陆地传统行业向海洋领域延伸，支持海上浮岛城市、海底设施等创新空间开发，培育海洋工程技术咨询、海洋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业态，形成陆海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三是优化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与资源优势，构建“内地-沿海-粤港澳大湾区”多层级产业分工体系，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有效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深海领域人才培养体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海洋人才总量有待扩充，人才培养专业结构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匹配度需持续提升，尤其缺乏既掌握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应从以下三个层面完善深海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一是推进“强基础＋海洋”交叉学科建设，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基础学科与海洋科学的交叉融合，设立跨学科海洋科学平台。鼓励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开展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推动海洋科学与工程、信息、材料等学科的深度融合。通过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促进知识交流与产业协同，为提升对地球系统认知、应对气候变化、减轻重大灾害影响、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科技人才支撑。二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学徒制度。构建“1＋X”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推动行业企业制定符合海洋经济发展需求的技术等级标准；支持沿海地区职业院校加强涉海专业建设，重点培养适应深海装备制造、海洋工程等技术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填补产业发展中的技能型人才缺口。三是强化科研平台支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国家涉海科研力量，高标准建设深海科考中心、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通过合作提升科研水平；完善人才引进机制，面向全球吸引高端人才，建立健全人才发展与服务保障体系，为各类人才提供完善的职业发展路径。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深海科技创新体系，骨干力量包括国家级科研机构、大学、中央企业研发中心等人员，该体系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涵盖多学科并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同时，人才平台条件随着全国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建设不断改善，人才培养与产业应用形成良性循环，正是产学研合作机制不断深化的产物。
积极参与全球深海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2021年起，我国在科学研究、国际协作、能力建设等领域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计划，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应主动参与构建新形势下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完善国际规则，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深度参与促进公平合理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事务。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等国际组织在深海采矿、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规则制定，并立足科学和实践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二是以多边协议为依托，推进海洋领域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协定，为深海技术与产业合作营造更加开放的环境，促进海洋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降低国际合作壁垒。三是构建全球深海人才网，吸引国际顶尖科学家参与我国深海研究；实施“深海国际英才计划”，设立专项基金，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设立深海奖学金项目等；建立与全球深海领域高端人才精准对接的“国际深海人才数据库”，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深海科技和治理人才。
结论与展望
深海科技是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支撑深海可持续开发的关键力量。我国在深潜、探测等关键技术与装备上已实现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跨越：一是深海科技能够更精准勘探深海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二是深海科技能够高效探寻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资源；三是深海科技能够为海洋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挖掘深海基因的潜在价值，推动新型药物、保健品研发。在此基础上，我国通过构建“产学研用”融合的生态，进一步为深海资源开发与产业创新成果向新兴产业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前瞻性布局深海科技创新，是关乎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基石。面向未来，需在技术智能化、产业培育、跨学科人才培养及国际规则参与上协同发力，着力夯实科技力量，深化机制改革，以全球视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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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ward-looking Layout of Deep-se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in Jian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recognized as the "Ocean Century" and, more specifically, the "Deep-Sea Century". Explor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deep-sea and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represent a shared aspiration of all humanity. As a major maritime nation, China possesses vast maritime areas and abundant marine resources. However, the world community still faces major challenges in deep-sea explor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integration of cutting-edge advancements, serves as a core engine for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is directly linked to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industrial capacity building upgrading, and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key ro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deep-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maritime power
责 编／韩 拓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