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衡量现代化质量的重要维度。“十五五”时期，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愈加凸显，这就要求从理论层面重新审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结构与实现逻辑。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现代化从单一向度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要求个体精神成长、公共价值秩序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更高层级上实现统一，形成既有民族特殊性又具世界普遍性的现代精神结构。另一方面，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完善现代文化供给体系、规范数字文化空间治理、提升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精神困境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12
【作者简介】辛海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列宁政治哲学研究、西方激进左翼思潮，主要著作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英文版刘易斯译本考》、《齐泽克话语中的列宁式革命研究》（论文）、《青年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论文）等。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代化建设取得全方位进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新时代十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把“十五五”时期定位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1]，强调要“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人民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的主要困境
价值迷失与意义危机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一定挑战。价值多元化和社会节奏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精神层面的紧张与疲惫。一是“娱乐至上”与“情绪消费”趋势挤压深度精神生活空间。在短视频、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大量内容以迎合感官刺激、快速博取点击为目标，精神生活被不断推向“即时满足”和“快速遗忘”的循环，深度阅读、审美体验和理性反思的时间与空间受到挤压。二是少数青年群体陷入“意义何在”“未来难期”的精神困扰，“内卷”“躺平”等网络热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年轻人信念缺失和精神倦怠。三是注意力的加速分散、情绪的频繁波动，使耐心、韧性和持续性投入逐步削弱。这些问题说明，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世界的秩序重建与意义生成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文化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但从人民主观感受与实际效果看，精神生活领域的“资源分配差距”仍然不容忽视。城乡之间，尽管县级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服务点等设施数量大幅增长，但一些地方仍存在设施利用率不高、活动内容单一、专业人员不足等问题，优质文化资源难以下沉到基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区域之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西部和偏远地区则在公共文化投入强度、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一定差距。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在现实中生成新的不平等：一方面，数字鸿沟使部分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无法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另一方面，算法偏见和市场逻辑使不少用户被困在低质信息的“循环巷道”中，高质量内容的触达率并未随技术普及而提升。
数字时代技术平台造成新型“精神贫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刻重塑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重构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机制。一方面，数字技术极大地扩展信息获取的广度与速度；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塑造着用户的感知方式、注意力结构和价值取向。首先，平台算法在追求商业利益与用户黏性的过程中，往往以“兴趣”与“偏好”为依据进行内容推送，使用户被困于“信息茧房”，思维视野被限定在固定区域，精神世界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受到削弱。其次，在信息极度过剩的条件下，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一些低质、碎片化、情绪化内容通过刺激性标题、夸张叙事等方式抢夺用户注意力，使深度知识与高质量内容淹没在信息洪流中，形成精神层面的噪声和“光污染”。再次，虚拟社交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其以虚幻的独立性让人“不再与他人相互对话和交流，不再需要现实的空间”[2]，进而加剧精神孤独感与疏离感。当前这种形成于数字媒介的精神异化现象，造成一部分人精神生活贫困。这种贫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资源匮乏，而是“被低质内容填充”的贫困、“被算法操控”的贫困、“缺乏深度体验”的贫困。如何在数字文化繁荣的同时，防止技术对精神生活的侵蚀，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议题。
个体主义给社会治理与精神共同体的维系带来挑战。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增加、职业结构复杂、生活方式分化，在显著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滋生了个人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一方面，信息来源的多样化使不同群体在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估上呈现差异，一些本应形成共识的重大问题反而容易被网络空间的情绪化话语所裹挟。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邻里互不相识”“社区感觉缺位”等现象，导致人们在共同体参与和公共生活中日渐缺席。“真正的共鸣以他者的切近为前提。如今，他者的切近让位于同者的无差别性。”[3]这些情况既不利于公共精神的凝聚，也削弱彼此之间的精神支持网络。
综上所述，从价值层面看，意义危机与精神焦虑交织；从结构层面看，文化资源与精神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从技术层面看，数字平台加剧精神生活的异化；从文明结构看，共同体精神亟待重建。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关切，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题更加凸显。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精神困境的理论回应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更高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揭示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延伸，它认为物质生活的改善不会自动转化为精神生活的充盈，但精神生活的发展始终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5]当人民的物质生活从总体温饱走向普遍富裕，精神生活的需求便随之发生结构性转变。人们不再满足于基础文化消费，而是追求更高层次、更具质感的精神追求。若精神世界无法同步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不仅难以创造真正的幸福感，反而将导致诸如意义危机、精神焦虑、价值混乱等现代性问题。相反，当一个社会能够让人民普遍拥有丰富的精神体验、稳定的价值认同、健康的情绪结构和持续的精神活力，这个社会才真正具备现代文明的深层内核。物质富裕塑造生活条件，精神富裕塑造生活品格；物质富裕体现发展速度，精神富裕彰显文明高度。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精神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6]文化资源的分配、精神服务的普及、审美教育的机会、数字文化的可及性，这一切都必须面向全体人民，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群体。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精神资源的公平分配。无论居于城乡，身处何种职业、收入或阶层，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在文化发展中拥有位置，在精神生活中找到支点，在文明进步中获得提升。这种“共同”不是抽象的价值主张，而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在精神领域的具体体现。它不仅要求文化资源有形载体的普遍分布，而且要推动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新型文化资源的均衡分配；既要追求文化设施可达，也要追求文化内容可感，从而使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中都能有参与感、获得感和创造力。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7]，“既要向社会提供具有普惠性的精神文化产品，也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同特点”[8]，在保证“人人能享”的同时追求“人人享好”。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单一精神主体的“独奏”，而是精神共同体的“合奏”。精神生活的形成，始终是一种在共同体之中生成的精神状态。个体的审美趣味、价值选择、情感结构和意义感受，无不受到共同记忆、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的塑造。离开共同体的精神生活往往趋于碎片化、漂浮而缺乏深度；根植共同体的精神生活则更具稳定性、丰富性与持续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的正是这种共同体中的“合奏”意义。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人们在共同文化、共同象征和共同价值中获得精神支撑。并且，这种共同体必须超越抽象概念，体现在切实可感的文化活动及其载体上，通过社区文化空间、国家文化符号、公共节日仪式、民族历史记忆等精神生活集体叙事，引发情感共鸣、凝聚价值共识、激发文化认同，推动整个社会内部精神联结的整体性提升。
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摆脱精神困境的基本原则
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理论上看，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双向统一。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另一方面，“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0]这说明，没有物质基础，精神生活就是无本之木；没有精神引领，物质生活将失去意义。从实践上看，当下文化供给领域出现的资源错位、体验不均与质量不足，反映出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之间并未完全同步。新时代人民精神生活的提升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但又不能被狭隘的“拜物主义”所牵引。因此，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原则，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加大物质投入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精神产出，在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同时真正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结构。同时，文化资源的分配必须在制度上体现公平性，并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特殊群体倾斜，使其能够在精神生活中获得实质性改善。唯有如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从理念走向现实，让精神生活质量与现代化进程深度耦合，使现代化的速度真正转换为文明的厚度。
坚持个性精神与集体精神和谐共生。站在哲学高度，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结构。西方现代性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体自由却忽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将一切社会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1]，导致部分群体的精神分裂与意义虚无。然而，精神生活不是孤立的“个体项目”，而是嵌入社会价值结构与公共精神空间的系统性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调个体自由的实现应当以社会整体价值为依托，“将离散的个体整合为具有共同价值追求和精神共识的有机整体”[12]，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命题在哲学上确立个体发展与共同体生成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个体之精神”与“人民之精神”的有机结合。从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个体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思想皆体现了个体精神成长与社会秩序形成之间的共生关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继承这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使“个性精神”与“集体精神”在现代社会语境中重新实现动态平衡，共同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坚持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互鉴融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精神表征，是中国在“民族之根”与“世界之道”之间寻求融通的文化自觉。从民族性层面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表现为文化主体的自我确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每一个民族的个性总是“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13]。这说明“任何文化形态都不是‘飞来峰’，而是‘历史的回声’”[14]。精神生活的建构，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对其文化基因进行时代化再生产的过程。从世界性层面看，民族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狭隘的民族文化的孤芳自赏，而是从民族化的精神内核中抽象出普遍的世界精神、时代精神，达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贯通。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仅属于中国的时代命题，而是中华文明参与人类文明建设的世界表达。它强调“道并行而不悖”，追求各民族文化“差异中的统一”，在根本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高度与全球意义。
综上所述，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个性精神与集体精神和谐共生、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互鉴融通，这些原则共同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系架构。它们既回应个体的精神成长，又维系社会的文化认同，还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开辟新的路径，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上新的阶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摆脱精神困境的具体路径
推动文化供给体系现代化转型。文化供给体系现代化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环节。进入新时代，面临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新矛盾，传统粗放的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需要从资源配置、内容生产与服务模式几个方面全面转型。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是首要目标，需要通过财政投入、人才派遣和区域协同，使文化资源不再集中于少数地区，而是向基层延伸、向薄弱地区倾斜，真正打通文化供给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高质量文化内容的体系建设应被视为文化政策的核心，通过加强文化原创力、鼓励优质内容生产、提升作品精神品质，使文化产品能够承载精神价值。此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也要更加注重可及性和体验性，通过打造“一刻钟文化圈”、推进数字文化场馆建设，使人民能够在更短距离、更轻负担中获得高质量文化体验。
加强数字文化治理。数字时代的精神生活既面临更为丰富的选择，也遭遇更严峻的精神风险。精神异化与数字贫困的出现，使数字文化治理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首先，数字文化治理必须以算法透明和内容引导为起点，通过提升平台责任、优化推荐机制、建设青少年优质内容专区，让公共价值引领数字文化空间。其次，数字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十分关键，通过建设“数字美育中心”“数字图书馆”等平台，使高质量数字文化资源能够真正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财富。再次，必须大力推进数字文化普惠化，通过技术改进和应用普及，规避数字时代文化红利的单向流动。此外，还要“把社群逻辑融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数字社群，借助数字社群体系逐渐扩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15]只有当数字空间从信息消费场所转变为精神公共空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在数字时代得到确证。
提升人民精神生活能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在于供给端的丰富，还在于人民精神生活的能力能否得到真正提升。精神生活能力包括审美能力、文化理解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等要素，是人民享受精神生活、参与精神生活、创造精神生活的内在基础。提升精神生活能力需要构建贯通全体人民、全部周期的审美教育体系，通过学校美育、社会美育、职业美育等多种途径，使审美能力真正成为一种“国民素质”。同时，对特殊群体的文化赋能也至关重要，通过社区文化辅导、老年数字技能培训等方式，使其能够跨越文化资本差距，在精神生活中获得真实参与。此外，还需要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通过加强基层心理服务、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注青年精神压力，使人民能够在精神生活中获得心理支持、保持情绪稳定，形成内外协调的精神健康结构。通过促进人民精神生活能力的增长，才能“把精神产品消费与人的精神境界、精神品味提升相统一”[16]，以理性自觉的精神生活状态推进精神生产高质量发展，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形成良性互动。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形成稳定、开放、有凝聚力的共有精神家园。这并非抽象词汇，而是人民在共同价值、共同文化、共同体验中的精神联结。建设共有精神家园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通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使公共价值更加具有解释力与吸引力；第二，通过发展社区文化、丰富文化活动，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情感与价值联结；第三，通过构建现代公共精神象征秩序，使中华文化符号在新时代具备新的表现形式与精神表达，让人们能够在文化认同中获得共同感、归属感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从文化供给到数字空间，从个体素养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随着这些路径的协同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将步入一个由多方资源共同托举、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多元空间共同承载的新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此在制度安排与社会实践中找到稳定的支撑点，具备深厚现实基础和持续发展动力。
结语
总体而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发展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内在逻辑。现代化不能仅以物质丰富作为唯一指标，更要在文明深度、精神高度和价值厚度上体现时代进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从“做大体量”转向“做强内涵”，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理论命题上升到国家战略，从价值理念转化为治理实践，正是这一内在逻辑的体现。从更长远的文明视野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关乎人民福祉，也关乎文明形态的未来。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深化制度创新，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十五五”时期呈现一个更加丰富、自信、开放的精神生活图景，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精神力量，并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新的智慧与启示。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马小龙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25页。
[3]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
[6]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6页。
[8]张胜、王斯敏：《自信自强 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8日，第7版。
[9][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3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12]代玉启、任雅楠：《从“主观意识体”到“客观共同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哲学审思》，《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4]张浩：《“两个结合”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人民论坛》，2025年第18期。
[15]温旭：《数字意识形态兴起的价值省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16]柏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Xin Haifeng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requires re-examining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logic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ne h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means that modernization shifts from a single dimension to equal emphasis o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It requires the unification of individual spiritual growth, public value order and national cultural subjectivity at a higher level, forming a modern spiritual structure with both national particularity and global universality. On the other h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calls for improving the modern cultural supply system, regulating the governance of digital cultural spaces, enhancing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standards, and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spiritual dilemma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