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礼乐文化为主要内容，而礼乐文化中“乐”之形成，经历漫长的时期，从巫觋时代的巫术手段，到祭祀时代的仪式媒介，奠定“乐”形成的文化基础，及至西周初年周公的“制礼作乐”，才让兼具审美意涵与社会功能的“乐”成型。一方面，作为艺术形式的“乐”，虽然可以给人以感性和直观之美，但是古人更重视其中蕴含的审美特质及道德理性；另一方面，具有社会功能的“乐”，通过审乐知政、乐以和同、移风易俗、乐以殖财等方式，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乐”所兼具的“美”和“善”两大品格，深刻塑造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礼乐文化 乐 审美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礼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体系，其不但是古人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乃至精神气质的凝炼和呈现，更是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仅就礼乐文化中的“乐”而言，是具备多重意涵的概念。在儒家音乐理论著作《乐记》中，曾对“乐”之概念有所论述：其一，“乐”是包括声音、诗歌和舞蹈在内的综合性艺术形态，所谓“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其二，“乐”可以作为理想的道德伦理符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等。由此可见，“乐”兼具艺术上的“优美”和政治上的“崇高”两大品格。①这两大品格互补共生，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乐之起源与演进
据研究，上古三代的文化模式经历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历程。②而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就是在三种文化模式的演进中逐渐完成的，并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音乐起源于巫觋时代，是上古巫师改造自然、沟通天地的重要方式；在祭祀时代，音乐是祭祀上帝和昭显先祖之功的仪式媒介；在礼乐时代，乐与礼相辅相成，成为治国理政、风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关于音乐的起源，一般以为，上古音乐的兴起，与巫觋的关系非常密切，近代学者王国维就指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宋元戏曲史》）。早期巫觋确实将歌舞作为巫术仪式中的情绪表演。《说文》释“巫”：“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说明“巫”字象征女子舞蹈之形。而在甲骨卜辞中，巫与舞本就是同一字。
此外，《吕氏春秋·古乐》还记载了从上古朱襄氏直至西周初的音乐发展史。其中提到早期乐的创作，都是巫觋控制自然、沟通神灵的巫术手段。如乐器的发明，相传在朱襄氏时代，士达发明了五弦之瑟，用来招致阴气，安定众生。又如乐歌的创制，在葛天氏时代，创作八阙乐歌，包括《载民》《玄鸟》《遂草木》等。这些乐歌多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神灵之间的关系，属于先民应对自然的巫术咒语。再如舞蹈的创作，在阴康氏时代，阴气凝聚过多导致筋骨瑟缩而不得舒展，因此创作乐舞来宣导之。
及至五帝时期，上古社会进入祭祀时代。而乐舞的文化功能也逐渐从巫觋对自然神灵的控制手段，转变为崇敬至上神和昭示先祖功绩的象征体系。据《吕氏春秋·古乐》载，历代圣王创制古乐的目的主要是为祭祀上帝。如颛顼“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帝舜“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在这一时期，上帝成为控制一切的至上神，同时也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来源。故历代圣王通过祭祀上帝，一方面可以论证自身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上帝的名义来整顿社会秩序。
进入夏商时期，社会形态由“公天下”部落联盟体制转变为“家天下”的早期国家体制。随着帝王权威的进一步加强，乐舞的文化功能又一次发生转变，“昭功”开始成为乐舞创制的主要目的。如大禹因治水之功，获得极大的政治威望，“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汤则因讨伐夏桀，护民有功，“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以见其善”。需要指出的是，禹和汤是夏、商开国祖先，故这些乐舞又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
祭祀时代还有着完善的乐教体系。帝舜曾命夔典乐，教胄子，试图通过乐教的方式培养执政者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的道德品质。此外，音乐还是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刘师培就说：“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③由此可见，乐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犹在礼之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殷商时期，殷人重视“以乐造士”，设有称为“瞽宗”的学校，即取自乐师瞽矇之名。
礼乐文化的形成，是以周公的“制礼作乐”为标志的。据《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认为周公摄政六年，完成了制礼作乐的工作。
可以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既构建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又奠定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传统。周公之“作乐”，很大程度上是以殷商的音乐文化作为参考的。在此之前，周人基本上是“修商人典”，即主动学习殷商的礼乐之典，并将之作为举行典礼的依据。但在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开始在对殷鉴的反思中完成“作乐”：其一，有感于纣王“断弃先祖之乐”，周人完善其祭乐系统，构建了“六代之乐”。这其中，既有承袭自历代的古乐如《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又有新作的《大武》，并将其用于不同的祭祀典礼中，完成了古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二，借助于殷乐官奔周带来的“祭乐器”，周人确立新的乐官系统和器乐体系。乐官方面，周人继承商代以瞽矇为重要组成的乐官体系；器乐方面，完善以八音为主的乐器体系。其三，在损益殷商乐制的基础上，周人构建新的乐制体系，如在奏乐程序上，在借鉴商人乐次的基础上，形成更为稳定的乐次等。
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周人对殷商的音乐文化有所继承和损益，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却彻底扭转殷商音乐文化的宗教意义，一方面乐为礼所统摄，“凡用乐必有礼，用礼则有不用乐者”④。另一方面强化音乐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将“德”作为礼乐的价值内涵，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政教伦理体系，并深刻地影响到之后的社会秩序。
乐之审美意涵
乐在形式上包括很多内容，据《乐记》载：“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歌、舞是组成乐的三大基本要素，乐器又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这其中，每一个要素都可以独立为古人提供审美价值。而作为综合性的艺术形态，乐又是情感和形式的统一，“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因此，要掌握乐的审美内涵，需从形式到情感都要有所了解。
乐之美是通过音律、歌舞等形式来表现的，故古代士君子对乐的欣赏，是从形式之美开始的。如孔子对音乐的欣赏，据《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深叹《韶》音之美。孔子曾对比过《韶》乐和《武》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都将乐舞的声容之美作为评价的首要标准。另外，《泰伯》载：“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古乐的演奏往往有着固定的程式，包括升歌、笙奏、间歌、合乐。故师挚之始，指的是升歌三终，《关雎》之乱，或以为是合乐之用。孔子赞叹，乐之演奏从始至终都有音声之美充满耳朵。可见，孔子对乐的形式之美特别关注。
不过，具备形式之美的音乐并非都可以称为“乐”。因为在《乐记》中，声、音、乐代表不同的审美层次：“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里的“音”是有规律的声响，是人内在情感的外化，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因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所以还不能称为“乐”。如某些具备华美形式的音乐，只能称为“音”或“声”，像儒家所批评的郑卫之音，就因为音调繁缛，容易刺激人的感官，使人走上逾矩之路。
因此，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乐并不仅是单纯的形式之美，而是有所节制，具备中和之美。在早期典籍中，多将“中和”或“和”视为乐的基本特征。如《荀子·劝学》载：“《乐》之中和也。”《庄子·天下篇》说：“《乐》以道和。”其实，“中和”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不过，表现在音乐上主要指形式的节制、有序、和谐与情感的适度抒发。
就形式而言，乐之形成，是不同音乐元素的相互配合，所谓“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国语·周语下》）。这其中，“乐极”“声”“和”“平”等音乐名词，都是“中和”的不同表现。故在欣赏乐舞时，要体会其中所蕴含的中和之美。众所周知，《周颂》是周乐的典范，季札在观乐时就表扬其中和之美：“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其实，从“自而不倨”到“行而不流”，这十四事都是对音声特征的描述，正说明《周颂》乐声不过分、不偏颇的中正平和风格。
就情感而言，《中庸》曾对“中和”作出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指的是情感的平衡与节制。而音乐本就是情感的表达，《乐记》载：“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不同的情感，则会表现为不同的声音：“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而雅乐的特点，是以音声为媒介，让情感归于中正平和。孔子评价《关雎》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关雎》是《诗经》首篇，所咏是君子思得淑女为配偶，故其情感基调，有哀有乐。但孔子认为，乐不至于过分，哀不至于损伤，才是性情之正。
此外，要把握乐的审美意涵，还需要挖掘其更深层次的理性精神、价值意义和历史意蕴。《乐记》记载子夏与魏文侯讨论古乐：“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于是语，于是道古”是说在古乐演奏结束后，君子还要对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进行论说和阐述。“语”是古代典礼中的固定仪节，据《仪礼·乡射记》：“古者于旅也语。”《礼记·文王世子》：“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旅指旅酬，是古代饮酒礼相互敬酒的环节。在敬酒时，有“合语”之礼。“道古”则是指合语之时，论说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并道古代先王之事⑤。这使君子对乐舞的欣赏不止局限在感性审美的层面，更要深入到理性的层面。
可以说，周代“合语”“道古”之礼中的乐义阐释，奠定了之后礼乐审美的价值取向，即重视德义价值。故季札观乐时，在对音声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着重突出周乐所蕴含的德义，如称《大雅》是“其文王之德乎”等，最终将乐的审美特性提升到伦理政治层面。
乐的社会功能
乐在古代社会中，除了具备审美价值，还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史记·乐书》载：“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在《乐记》中，将乐与礼、刑、政四者作为实现王道的必备手段，认为四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但不同于礼、政、刑等刚性治理手段，乐是以柔性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完善社会治理。
审乐知政。在古代社会，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乐记》载：“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可见，音乐是社会治乱最为明显的反映。古代君子可以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了解政治的得失，所谓“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也。至于“审乐知政”的具体操作路径，《吕氏春秋·音初》有过具体论述：“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上文所提及的季札观乐，就是“审乐知政”最典型的例子。
乐以和同。在《乐记》中，礼和乐时时并称。但其实，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可见，礼和乐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同，如礼重视贵贱等级的区分，但过于强调区分则会导致上下之间的疏离，这就需要乐来发挥和同的作用。
乐的和同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是合和社会伦理秩序，即《乐记》载：“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其二是合和神人关系。在先秦时期，可称为国之大事者，在祀与戎。其中，祭祀不仅是宗教礼仪，更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故历代作乐的首要目的是用于祭祀。如《周易·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在祭祀仪式中，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即“神人以和”。如《尚书·舜典》载：“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即通过乐可以实现与天帝祖先的沟通，并以神灵为号召，起到凝聚天下的作用。
移风易俗。早在上古时期，乐就是教化民众的根本。在礼乐文化确立后，这一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乐的教化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国子的教化，二是针对民众的教化。前者试图通过乐德、乐语、乐舞之教，将国子培养为优秀的君子，从而成为民之表率。后者则是将乐作为化民变俗的重要方式。《乐记》载：“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在儒家看来，人心是感于物而动的，因此会形成好恶。好恶如果没有节制，就会使人追逐欲望。因此，先王作乐的目的，一方面是节制民之好恶，使之导向德行，如《荀子·乐论》载：“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另一方面又可以感染人之善心，《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都提到，先王制作《雅》《颂》之声，是为“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总之，儒家将乐视为实现教化最为有效的途径，有助于建立良风美俗，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孔子才会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章》）
乐以殖财。乐之中和特征，还体现在与天地自然之气的互动感应上。《乐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认为乐是效法天地之和而来，而乐又可以反过来赞天地万物的化育。换句话说，乐有着调节天地自然之气的作用。对此，东周乐官伶州鸠曾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故在古人的观念中，乐可以使八方之风按时而至，以此来促进万物的繁殖生长，从而让人民生活和利。在这一背景下，伶州鸠进一步提出“乐以殖财”的观点：“圣人保乐而爱财，财以备器，乐以殖财。”据韦昭注：“古者以乐省土风而纪农事，故曰‘乐以殖财’。”（《国语·周语下》）是说古人可以通过乐来省土候风，助力农业，进而增加百姓的财用。
总之，“乐”不仅有着优美的艺术形式，而且是贯通伦理、政治的综合文化体系。一方面，乐具有审美价值，从外在形式，到旋律节奏，再到思想内涵，都可以让人得到美的享受、精神的熏陶乃至思想的升华；另一方面，乐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审乐知政、乐以和同、移风易俗、乐以殖财等社会功能，让其成为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不过，乐的审美意涵和社会功能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和谐共生的。故中国礼乐文化中的“乐”，以“美善相乐”为目标，构建出极具中国特色的音乐政治美学和话语体系，并深刻塑造中华文化的内核。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乐经》衍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ZW0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朱承：《<礼记·乐记>与儒家政治美学》，《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
②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页。
③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④《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84页。
⑤付林鹏：《两周乐官的文化职能与文学活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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