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从 “技术奇观” 演进为全民参与的社会过程，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其社会影响构成特殊的“科林格里奇困境”，需从科学技术视角进行评估和治理。研究可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发展愿景与未来预期、价值理念与文化自信、认知能力与思维模式、情感需求与社交方式、自我认同与生命体验这五大方面的影响；并通过跨学科研究完善社会心态的学理建构，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社会心态培育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实用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青少年社会心态 自我认同 认知外包 科林格里奇困境
【中图分类号】 C912.6/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0.006
【作者简介】吕小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心态、医患信任，主要论文有《找回“社会”：重新理解网络社会治理》《社会心态：一个政策概念的生成史及其学科价值》《社会心态治理的元理论思考》《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会心态治理》等。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复合含义与使用现状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也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生成、合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在实际使用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还具有复合语义，既指一类信息内容，也指生产及分发这些信息的内容生产方式，还包括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为示区分，在涉及多重语义时，本文将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一泛化指代；在仅指信息内容类型或内容生产方式时，则分别称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人工智能内容生产”。随着ChatGPT、DeepSeek等相对低成本、高体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涌现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规模化应用的实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从实验室意义上的单纯“技术奇观”，深度演进为全民可参与的社会过程，并成为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的标志性现象之一，其带来的内容生产方式变革也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并引发社会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反作用于社会运行与生产力变革。
当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学习、生活和娱乐方式，对其社会心态产生显在或潜在的影响，其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路径包括主动使用和被动暴露两种。根据2025年1月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有2.49亿人表示自己使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主要用于问答（77.6%）和办公辅助（45.5%）。2025年7月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进一步发现，在年龄结构上，中低龄用户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比达33.8%，20～29岁用户占比为21.0%，两者合计达54.8%；在职业结构上，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网民中学生的占比达37.8%。这些统计数字表明，青少年网民是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主力军。此外，青少年还从现有的信息传播渠道接触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如各类数字人、虚拟场景等。根据《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的调查，未成年人对网络负面效应的认知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比以前更爱待在家里，运动减少了”“分走了不少学习时间”“更懒了，依赖网络，懒得自己想问题”；而对网络积极效应的认知排在前三的分别是“获得知识变得容易了”“有了很多新的娱乐方式”“随时知道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方勇等，2024）。这表明青少年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内的网络内容所带来的正负面效应。
然而，当前学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研究，大多聚焦就业替代、技术开发、文化产业、版权保护等经济学、传播学和法学领域，尽管已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少年社会心态影响展开多维度探索，但相关研究仍相对分散和薄弱。为此，本文拟在全面把握青少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与暴露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引导青少年健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内容生产，以及培育青少年积极向上的数智社会心态的有效途径。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
当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已受到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认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学习、写作中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认知外包”行为（指人类通过外包部分认知任务给外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完成任务的行为）已呈现常态化趋势，许多青少年已形成“我不用学，人工智能会告诉我”的思维惯性，并形成“创造力依赖”的心态（刘天元、晏静露，2025）。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使用已使青少年语言表达趋于“同质化”和“模板化”，其表达“AI味”浓重、原创性显著下降，甚至在一些日常化的交流和表达中，青少年也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才能感到“放心”。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对青少年创造力具有双重效应：过度依赖会抑制其独立思考，但合理的人机协同（如让人工智能承担重复性任务、让人类聚焦高阶创新）则可能激发其创意灵感。
对情感体验的影响。尽管当下的诸多大语言模型和情感智能体并不具备真实的情感，但仍有少数青少年在与其进行情感交流后表示“感受到被理解”，并将这些工具的同理性回应视为“人性化的宣泄出口”（Y. K. Lee et al., 2024; Y. Sullivan et al., 2023; M. Hu et al., 2025）。研究显示，处于孤独与情绪低落等情境中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依赖具备“去评判性”与“高度可控性”等特征的人工智能情感陪伴工具，而非现实中的社会支持系统，以获取心理安全感与互动掌控感。然而，人工智能情感工具的使用虽可暂时缓解情绪困扰，但这种依赖可能削弱青少年对真实亲密关系的投入与期待；长期依赖还可能导致“人机依恋”，表现为共情能力与现实冲突应对能力的退化，进而加剧孤独感与社交回避（I. Pentina et al., 2023; F. Yang and A. Oshio, 2025）。此外，研究还发现对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青少年女性更易将情感人工智能视为“低风险倾诉对象”。
对自我认同的影响。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其自我认知、存在意义感及虚拟-现实边界感知易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影响。有研究指出，频繁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青少年提及“人类独特性”等话题的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可能使青少年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尊严与价值产生困惑，进而引发存在性焦虑（F. C. Andreescu, 2024; E. Barnes and J. Hutson, 2024; M. B. Kitchens and B. P. Meier, 2025）；频繁使用人工智能形象生成工具的青少年对自身身体意象满意度会下降；青少年在虚拟互动中塑造理想化人格，可能导致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产生冲突；一些青少年将人工智能视为能力参照，从而产生“智能比较焦虑”（如“人工智能比我更懂情绪”），且自尊水平较低者更易形成“自我否定”认知（冯昌扬等，2025；X. Yao and Y. Xi, 2025）。
对未来预期的影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强能力和通用性正在重塑青少年的职业认知和社会流动感知，并影响他们对人生奋斗意义的认识。研究发现，青少年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预期呈现分化特征。个别青少年因“人工智能替代传统职业”产生“努力无效”的无力感。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由此产生的“流量逻辑”等商业化现象对传统“付出-回报”逻辑的解构，也使一些青少年出现“奋斗意义认知混乱”，甚至表现出“躺平”“摆烂”等应对倾向（成雪峰，2025）。当然，也有青少年对此持积极心态，将人工智能视为“突破阶层固化的工具”，通过主动学习人工智能技能重构发展路径。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影响青少年的社会流动性感知，一些青少年认为这些工具降低信息与技能获取门槛，为向上流动提供更多机会，但技术应用能力的差异也可能强化社会分化，使个别青少年产生“阶层固化加剧”的担忧。
对价值观念的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的文化偏向性对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值得警惕的是，诸多西方研究都呈现“去文化”倾向，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所谓“普世价值”的塑造，而较少关注算法偏见与文化霸权的问题。相反，国内研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指出，西方主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平台算法训练多依赖西方文化范式，这易导致中华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元素在生成内容中被边缘化或简化，进而弱化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研究还发现，不同国家开发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平台具有明显的“内群体偏好”，即对本国议题的态度更宽容、对他国议题的态度更苛刻，在涉及政治问题的回答时这种倾向尤为明显（Z. Di and Y. Zhang, 2024）。此外，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存在明显的“语义脱嵌于文化”现象，许多大语言模式对历史事件的叙事都有去语境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文化价值形成，进而影响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认知，从而降低其文化自信水平。
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造成的上述影响中，有些是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全球性议题（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造成青少年的“创造力依赖”心态），有些则是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区域化议题（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去文化”特征如何影响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这提醒我们不应当将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单纯视为一种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问题加以应对。如何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积极作用、抑制其不良影响，引导青少年、家庭和社会恰当地认识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青少年养成既积极拥抱技术又审慎应对风险的社会心态，既是当下青少年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优化人工智能治理、促使智能向善的紧迫要求。
探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影响的基本理论视角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已成事实，关键在于厘清其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何种人群形成何种具体影响。然而，困难在于准确地识别这一系列“是否”问题并无标准答案，恰恰陷入典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即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通常面临两难局面：技术发展初期难以预见其社会影响，而当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时，其负面后果已深嵌社会结构而难以控制或改变（D. Collingridge, 1980, p. 16）。从现有研究的结果及社会实际反映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正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与之相关的积极或消极心态也已产生。此时，研究的重点不应是基于某种立场而选择性地验证自身观点，而应转向宏观层面的系统评估，通过分析和探索积极与消极影响出现的整体比例、产生条件和转化机制，以主动使用、积极拥抱的态度，深入分析并有效驾驭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给青少年带来的差异化风险。这既是风险应对过程，也是心态培育过程。技术的长期影响总是未知的，人类所有的治理行动并不完全基于已发生的事实，还基于对未发生事实的一种主观预期。也就是说，人类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身，恰恰构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治理的基本起点。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及其他社会影响之前，有必要澄清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及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则立场。对此，本文采用Farrell等人（2025）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观点，将大语言模型及相关人工智能技术视为一类全新的“文化与社会技术”而非“自主智能体”，其本质类似于文字、印刷术、市场制度等历史上曾出现并形成深远社会影响的信息处理系统，其核心功能是对海量个体知识、价值观、偏好和行为的整合与塑造，并可通过重组这些累积数据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合作行为，但这些功能的发挥始终离不开人类对它们的创造性使用。这一理论定位使本文将不参与“人工智能是否超越／接管人类”的抽象辩论，而关注更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即经由人工智能产生的信息如何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心态及其作用机制，以及这些影响将如何长远地改变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进而从“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视角评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社会影响并构建治理路径。
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社会心态的影响而言，还需在上述理论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性，这有两层基本含义。
首先，社会心态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受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影响。青少年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的心态是个体的使用或暴露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后的及时情绪反应、认知反馈和行为倾向，但这些心态的产生在根本上深嵌于社会阶层、家庭关系、朋辈关系、学校氛围等社会环境之中，后者可能比前者更为深层地决定着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使用习惯及相关体验。因此，在考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作用机制时，需立足系统的社会生态视角去确证其中绵长的因果链条与作用机制，尤其注重分析其中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深层决定作用。比如，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使用方式和使用体验，可能因其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结构、主要照护人的性别、青少年的城乡户籍等因素而存在结构化差异。其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具体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伴生性或共生性的，不能仅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使用或暴露本身得到完整解释，而要考虑因青少年所处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所产生的方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或程度（具体影响的强度）的区别。
社会心态在数智转型时代的变化规律和生成机制具有新的特征，需进一步突破将其视为“个体心态之统计聚合”的简化认知框架，而转向“具有突生性和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属性的系统性研究。在思考对消极社会心态影响的干预方案时，也应考虑相应策略与这些社会系统因素的匹配度，而不能希冀某种标准化的干预方案能够对所有青少年都产生同质化的效果。实际上，所有干预策略的成效实现，都离不开机制优化和技术改进这些“基本面”，只有把影响因素分析和干预机制研究更为恰当地嵌入整个社会结构的改进和相关技术系统的优化过程，才能使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这也说明在人工智能时代，旨在将个人体验问题关联至社会结构问题的经典“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2017）并不会过时，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其解释力。
其次，社会心态具有部分独立于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主观能动特征。社会心态不是对社会现实状况的无损映射，而是一种经过主观加工的社会心理折射。同时，社会心态作为一个伞状概念，具有社会需要、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等多重维度，每个维度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心态还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尤其是其中的社会需要维度，集中反映大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态势的评判与期待（王俊秀，2025），这是影响产业发展和政策推出的重要社会心理变量，对后续的社会现实具有强有力的助推或阻碍作用。这使得社会心态与社会现实之间并不必然保持同步变化，其子维度间的变化也不一定均衡，而会出现不对称变化的复杂形态。比如，在现实中，即使在处于同一阶层、同一学校和类似家庭背景的青少年中，也会出现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不同使用行为和使用倾向，甚至在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青少年间也存在类似现象；而青少年本身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偏好，也会促使人工智能平台开发相应的技术产品，从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升级换代和体验优化。
因此，在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时，不能简单地从社会结构的维度特征推导社会心态的涌现类型与变化趋势，不可忽视个体的认知、情绪、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在促成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造性或依赖性使用、形成对此类技术后果的积极或消极评估中的作用。同时，还应更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各子维度的不同影响及其中的交互作用机制，从而提升社会心态预测与干预的精准性。此外，还应注重调研青少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需求与应用趋势，从而开发更有利于青少年健康使用的人工智能产品。这也意味着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需要采用“社会科学问题驱动＋工程技术路径验证”的跨学科思路，在社会心理现象分析基础上引入行为感知、人机交互、自然语言处理与系统干预等工程技术手段，从更全维度、更高强度验证数智时代的社会心态生成规律，以及这种心态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发展与技术演进的动态过程。
可重点研究的具体方向及其学科价值
基于前述理论立场，并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我国青少年的近期影响而言，可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社会心态主题。
对青少年发展愿景与未来预期的影响。主要探究接触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重塑青少年对未来社会结构、个人发展路径和奋斗意义的认知与情绪反应。具体内容可包括：调查青少年对人工智能技术能力边界的认知评价，以及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威胁还是机会的态度分化模式；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青少年的社会流动性感知与未来阶层想象；识别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普及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反应与非病理性焦虑体验，揭示这些负性心态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认知的内在关联机制。其目的在于全景式绘制青少年发展愿景的变化图谱，揭示数智时代青少年流动性感知的结构性变动，提升青少年的未来信心、重建努力意义、增强心理韧性。
对青少年价值理念与文化自信的影响。主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与叙事建构中出现的文化语义脱嵌、价值“中立化”、“去民族化”等现象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价值理念形成、国家认同建构与文化自信塑造。具体内容可包括：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考察主流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平台，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多大程度上存在“去文化化”“去价值化”“语义漂移”“文化真空”等现象；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如何影响青少年对“国家”“民族”“集体”等概念的情感认同，青少年接触或使用是否弱化对中华文化的表达能力、稀释文化归属感；探讨如何通过人机协同增强青少年的文化批判能力、缓冲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负面影响，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认知。其目的在于为技术平台、教育体系和监管部门提供优化建议，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生态，增强青少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时的文化自信心与价值主体性。
对青少年认知能力与思维模式的影响。主要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何在青少年的学习、写作、表达过程中，引发认知加工路径变迁、思维能力重构与表达行为替代现象，深入分析其对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自主表达能力等核心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内容可包括：探讨青少年“认知外包”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他们在何种情境下将信息检索、问题思考、写作表达交由人工智能完成，探索认知外包与“效率优先”“结果导向”文化的关联机制；探讨青少年“表达外包”与语言能力变化的关联，考察青少年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作文、演讲稿、社交文案等对其语言风格和逻辑表达力的影响，分析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否受阻及受阻机制；探索进行合理的人机协同与分工模式、激活创造性思维的新策略。其目的在于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青少年思维结构的深层变化机制，提升青少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素养、促成“人机协同而非人机替代”的认知生态构建。
对青少年情感需求与社交方式的影响。主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情感交互主体如何在青少年的情感表达、社交建构、依恋形成等过程中发挥替代性作用，系统分析情感智能体对青少年情感需求满足机制、人际关系结构与社交行为方式的影响。具体内容可包括：调研青少年对情感智能体的使用现状及认知与情感投射特征，分析情感智能体对青少年情感需求满足机制的影响与潜在依赖路径；分析与情感智能体的情感交互对青少年亲密关系建构、人机依恋机制与社交行为的替代性影响，探讨青少年人机依恋的形成路径及这种依恋对青少年社交能力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引导青少年养成健康的情感表达与人机交往习惯，设计有益于青少年展开现实社交的人机协同干预机制，优化青少年情感素养教育，并开发相应的人工智能健康使用引导工具。
对青少年自我认同与生命体验的影响。主要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对青少年自我认知、存在感、现实感与生命意义感知的深层影响，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存在性焦虑和虚实边界模糊化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重构作用。具体内容可包括：与智能体交互过程中的数字自我建构如何影响青少年的理想人格建构；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思考、对话时，青少年对“作为人”独特性的反思与怀疑过程如何涌现，出现“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是否终将被替代”等焦虑式反思的心理机制为何；青少年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得的虚拟体验如何与其现实体验交互作用并影响其生命意义的感知；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生命意义教育，引导其理解技术的工具性与人的主体性，构建以生命体验、伦理自觉、现实连接为核心的心态培育路径。其目的在于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青少年存在感知与身份建构的深层机制，提升数智时代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实现其自我认同的健康成长。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影响显然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个一级学科。就更具体的细分学科而言，探究这种影响正是联接宏观社会机制与微观心理过程的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天然使命和当下任务。而社会心态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和政策概念，没有完全对应的英语词汇和西方理论，是具有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丰富潜能的研究领域（吕小康，2024）。当下社会心态的生成与演进，是“技术-制度-文化-个人”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类社会基础设施发挥着隐性或显性的心态调节作用，而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则是其发挥这一调节作用的主要信息中介。这使得社会心态研究整体上面临数智化、算法化的转型，需要聚焦人工智能对社会心态的全局性建构作用，从信息分发机制、虚拟交互主体和内容生成技术等多个维度，重新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心态的认知、情感、价值观、行为倾向的形塑作用，并通过青少年社会心态的培育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内容治理这一双向过程，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心态图谱，提炼中国式数智社会心态的核心特质及其文化主体价值。
当然，任何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社会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边界和治理边界模糊的问题。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青少年社会心态进行监测、预警和干预，必将涉及未成年人保护、大中小学校的机构隐私保护等多个议题，既可能触及青少年隐私与自主选择权，也可能突破家长、学校和工作单位的监管权限，同时还要考虑当下人工智能治理的整体技术水平。为此，在研究设计和干预技术开发层面，还需进行更为周密的伦理考量，确保相关研究和策略不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明显伤害，从而在技术有效性与伦理合规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总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心态的深度影响及中国式应对策略为核心，通过社会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可进一步完善社会心态的学理建构，产出兼具理论原创性、政策实用性和文化主体性的知识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注入代表性内容，为社会心态培育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实用建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医患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ASH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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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on Adolescent Social Mentality
Lv Xiaokang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 has evolved from a novel technological phenomenon to a pervasive social influence, reshaping the way adolescents engage with information and construct their social real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ual impact of AIGC on adolescent social mentality, highlighting both its beneficial and potentially harmful effects. The phenomenon presents a typical "Collingridge Dilemma," where in the full social implications are not yet fully understood, necessitat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o its governa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how AIGC influences five key developmental domains: aspiration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value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mindset, emotional need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self-identity and life experiences. By 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cognition in adolescence and offers a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perspective within social psychology.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healthy adolescent social cognition and managing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AIGC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 adolescent social mentality, self-identity, cognitive outsourcing, Collingridge Dilem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