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及社会结构加速演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党建引领的“导航仪”“黏合剂”“推进器”功能优势，引领广大“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已形成重要创新路径。与此同时，其面临价值理念、组织覆盖、资源支撑、机制渠道、环境氛围等方面的诸多挑战，背后存在结构性成因。为此，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三新”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赋权赋能与激励包容、嵌入融合与优势转化、权益保障与共建共享、数智赋能与精准应用的原则上，应积极构建政治引领协同、组织动员协同、利益整合协同、服务凝聚协同和能力提升协同机制，充分释放党建引领的方向把控力、平急转换力、资源调配力、协商共建力及培育建设力，推动新时代基层韧性治理向更高质量迈进。
【关键词】基层韧性治理 “三新”群体 党建引领 系统参与 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7.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05
【作者简介】高立伟，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政党建设与治理创新、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百年大党学习丛书：优秀党员必修课》、《论政党生命力建设：概念、逻辑及方法论自觉》（论文）、《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论文）等。
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迅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1]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深度推进，数字时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深刻变革对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与执政能力提出全新挑战。依托单位制、户籍制等传统的基层党建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变化，如新兴领域一些基层党组织覆盖“显空白”、党员管理“跟不上”、活动组织“开展少”、作用发挥“难落地”等新情况，导致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基础和引领功能面临弱化风险，影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效能的提升。
当前，要从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三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探索加强“三新”党建的有效途径和协同机制。[2]党建引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鲜明特色和最大优势，也是推动基层韧性治理的“导航仪”、“黏合剂”和“推进器”。探索如何发挥党组织在“三新”群体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动员、利益协调和服务凝聚等功能，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和融入基层韧性治理，激发基层社会组织活力，创新基层治理协同机制，铸牢新时代党的执政基础，以及提升基层韧性治理效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嵌入、协同与韧性：“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意蕴
所谓“嵌入”（embedding），在一般意义上，既指物理层面的深入固定、工艺制造的链接镶入，也指向抽象概念或关系的深层融合，如文化特质对民族心理的浸润，组织结构、形态的交织结合等。同时，作为一种技术语言，“嵌入”也指计算机系统组件、软件的功能整合，以实现系统特定功能，其核心是“软硬件一体化”和“功能定制化”。在社会学，尤其是经济社会学语境中，“嵌入”的概念则强调某种社会要素或经济行为深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将这一概念迁移到社会治理领域，便是学界多有讨论和运用的“嵌入性治理”。“嵌入性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的“悬浮式”管理模式，通过价值嵌入、组织嵌入、要素嵌入以及功能、结构嵌入等方式，深度融入社区生产生活、社会关系和社区空间网络，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外在附加物，进而推动形成自主构建治理共同体。[3]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嵌入性”既超越了工具或技术层面的嵌入，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的二分嵌入性治理范式，而是一种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安排。其目的不仅在于提高治理效率，更是为了确保治理的方向、过程和结果始终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嵌入性治理”，其本质并非是一种价值中立性的“技术或功能性嵌入”，而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导向的“政党引领性嵌入”，其核心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促使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发挥。
“协同”（cooperative）一词源自古希腊语synergētikós，具有“共同工作”的含义，强调相关个体或系统通过协作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一概念被用于描述不同元素或组织单元借以共同作用形成有序结构的组织化过程，是协同学（synergetic）的基本范畴。哲学家康德曾在对“关系范畴”的理解和论述中谈到“协同”，强调这一概念是主动与受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在实现共同目标过程中，不同个体或是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汉语中，“协同”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一致完成某一任务的过程或能力，也称之为协作、合作、协调、协和、同步、和谐等。现代协同理论是由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提出，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如何通过内部协同作用，借助物质与能量交换走向高级有序的过程。当这种协同理念融入到社会治理层面，就催生出“协同性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在多元、复杂、动态的治理环境中，党和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基于共同目标，通过机制化、制度化的沟通、协商、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超越单一主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在基层治理场域，则由基层党组织作为主导引领方和协同机制的调控主体，借助多样的工作方法和协调手段，使基层系统达到目标、资源和利益等多方面的协同，帮助某些治理式微的基层组织凝聚治理合力。[4]就现实性来看，各参与治理主体间存在多种协同的通路，关键要考量其特定的治理问题，针对性地塑造协同治理环境，进而推动协同工作高效开展。具体到“三新”领域，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需扮演“元治理者”[5]角色，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协调关系、凝聚共识，推动基层政府、驻地企业平台、社区组织以及“三新”群体自身等多元主体形成治理合力。
“韧性”一词（resilience）在英文语境中通常被理解为“恢复力”，或被称作一种“适应性”。同样，在现代“社会-生态”系统中，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而对于某种系统韧性的考察或衡量多从“恢复力”“适应性”等维度展开。在当代政治学与管理学研究中，“韧性”也被视作应对社会风险的主要策略。在现代工程学的具体应用中，“韧性”概念则指向实物经受外界扰动发生形变，在外力消散之后又能回到稳态的性质。据此，当“韧性”与各类治理活动发生交集后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的“韧性治理”，不仅能适应各种环境，应对各种风险、冲击而不断裂、不失效、不失能，且具有在风险消除后恢复原状，甚至提高到新的、更具适应性和恢复力状态的能力。[6]面对社会结构快速变迁、风险形态日益复杂的新形势，基层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强大的韧性，而“韧性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支撑和实践模式，正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尝试方向。该模式强调参与主体需要具备学习与探索的能力、组织动员的灵巧性、手段的多样性以及合理利益的获得性等，依托一系列软硬件支撑，在层次、领域和质量上实现全面的覆盖和持续发展。这种治理模式正是通过激活分散的社会组织及个体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快速响应能力，从而增强整个系统应对常态化挑战（如社区服务需求激增）和非常态危机（如突发公共事件）的韧性基础。
就基层韧性治理而言，其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模式，集整体治理、弹性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等多种治理观念于一体，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提供条件和方案。当前学界尚未就此概念达成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基层韧性治理是在具体场景中多方主体针对公共事务采取的协作行动。[7]另有学者从韧性的动态性审视，认为中国基层治理体现出的韧性逻辑始终是应对“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时，所体现的适应性动态过程。[8]还有学者强调加强基层韧性治理，“要从提升基层预防力、风险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创造力等五方面入手，优化基层风险治理模式，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由此可见，众多学者基于多维视角对基层韧性治理的概念内涵与特征内容作出严密的剖析和阐释。概言之，基层韧性治理可以概括为：在维系原有社会系统运行秩序的前提下，通过调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建构多元主体协同的关系网络，聚焦于其所适用的具体议题和场景，通过配置必要的资源和强化各类型制度设计，激活多元参与主体的潜在动能，增强应对外来冲击的强有力的适应状态。可以看出，“韧性治理”是科技变革和社会结构变迁时代背景下城市治理的范式创新。韧性治理除了凸显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保持灵活动态平衡的适应性，以及注重预防为主、常态长效的综合治理以外，还强调多元协同、包容和以人为本的协同性治理。其不仅强化现代科技的运用，更强调全过程民主，注重党组织和政府的积极嵌入和引领，鼓励和吸引市场、社会组织和个体等各方积极参与、相互协调，形成共治合力，并容纳社会各阶层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需求。这种多元参与和包容性的治理模式，有助于激发社会的自组织力和自适应能力，将各方面的潜力转化为应对风险的强大韧性。
从以上讨论分析来看，无论是嵌入或协同性治理，还是韧性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多元主体、要素、资源、技术的整合优化，核心是价值理念的引领、内生动力的激发和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实现。当前，创新“三新”党建、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是适应科技变革时代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需要，也是夯实党的群众基础，筑牢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基于以上嵌入、协同及韧性治理的理念意蕴可知，“三新”党建和基层治理的一条创新路径，就是组织和引领“三新”群体自身积极参与基层韧性治理，将治理客体变为治理主体，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被动力量为主动力量，激发内在动力，构建深度融合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面对当前基层治理对象、环境与场域的深刻变化和复杂情势，如何让各组织和群体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融合”，关键要围绕党建引领这个核心枢纽，建立主体参与平等化、信息资源集聚化、服务保障精细化、应急响应快捷化、协同机制融通化的韧性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可开创涵括宏观方向、中观设计、微观行动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此，对“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要有总体性的认识，既要关注前沿智能技术的赋能效应和治理精细化，也要进一步明确党建引领在“三新”群体参与韧性治理各层次、各领域以及各环节的功能定位，这是本文探析其面临挑战及成因，探讨“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协同机制的必要前提。
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事业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效。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关键期，社会领域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渐凸显，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尤其“三新”领域不稳定性因素、复杂性问题日益增多。近年来，学界对基层韧性治理关注较多，对“三新”领域党建和治理也有所研究，但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管理学等视角对治理的相关要素及其交互状态进行考察分析。事实上，基层党组织及其系统日益成为撬动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支点和关键要素。为此，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导航仪”“黏合剂”和“推进器”的作用，推动“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构建有效协同机制，实现基层韧性治理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党建引领是“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导航仪”。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突出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维度、人民主体的实践维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维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维度出发，加强基层治理，着力提升党建引领的原动力、观察力、推动力和解释力。2018年7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组织工作“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指出“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解决”。[10]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11]从中可以看出，党建引领是加强基层韧性治理的核心要义，意味着“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需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清晰的路径规划。明确的政治方向指的是，在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总体态势下，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的场景及其涌现新的治理思路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正确方向，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导向，坚持和完善党对基层社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对基层韧性治理的绝对领导，起到主心骨、定心丸、把舵定向的作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基层治理中一部分参与主体，基于技术主义、制度理性、程序主义等思维理念，一定程度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党的领导的倾向和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发挥党建引领中的政治导向、政治定向功能，以校正治理方向、扶正治理轨道。[12]立足社会经济组织和结构多样化与灵活就业群体的“原子化”存在，“三新”领域要突出党建引领的政治引导、价值锚定和组织协调功能的作用发挥，以吸引主动参与、引导治理点位、匡正行动轨迹。同时，要以清晰的制度化、常态化的渠道，供其反馈价值诉求、意见和注入建设性力量，破除“三新”群体边缘化窘境，将其特有的“流动性”与“分散性”转化为基层韧性治理的“移动探头”“自动热源”等优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建引领是“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导航仪”。
党建引领是“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黏合剂”。在明确“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方向引领的基础上，需要侧重基层韧性治理的要素聚合及其内在结构的重组。党建引领从“导航仪”到“黏合剂”的深拓，核心在于建立一整套精密的协同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克服基层韧性治理各要素的“惰性”，化解“三新”群体与基层韧性治理之间的“隔离”问题，使两者不再处于相互疏远的状态，而是组合成为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治理“有机体”，进而带动基层社会韧性的增强。“三新”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弱组织性，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嵌入，党建为其参与基层韧性治理提供了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归属载体，使他们从原来治理体系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党建引领为“三新”群体融入基层韧性治理体系提供结构性接口，黏合群体利益和社会发展需求，通过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促成“三新”群体的福祉与基层治理的总体利益深度耦合，使其切实体会到参与治理带来的“有利性”，也为他们在治理体系内的协同活动奠定组织基础。此外，党建引领还通过带动“角色赋能”，发挥“三新”群体对社情见微知著的治理潜力。党组织精巧设计新角色、新岗位并赋予其公共价值，借助角色创设机制和完善的培训赋能机制，使“三新”群体参与韧性治理的天然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党建引领是“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推进器”。从动力功能来看，“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既顺应新时代基层治理变革的趋势，也遵循找出治理症结、提供持续动能的发展逻辑。其核心在于依靠党建引领这个关键力量系统回应“为何参与”“参与什么”和“怎样参与”的动力问题，开启基层韧性治理的动力“引擎”，激发“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内在动力。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推进器”作用，厚植“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激发“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内生活力和强烈使命感。例如，在机制协同上，党建引领可发挥增强组织行为联动、增进群体社会信任、平衡基层资源和秩序、推进服务精准衔接等方面作用，为基层韧性治理添加“增量”动能和“集体”优势。在技术更新和应用层面，依托数字党建的各类形态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融合到基层韧性治理的各层次、各领域与各环节，推动形成锐意求新、勇于试验、主动合作的治理景象。同时在资源组合与体系优化上，党建引领为小微企业、网约车司机等社会组织和就业群体参与治理开辟可信赖、有实效的渠道。在体系优化上，构建多层级、去中心化的韧性治理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如可以充分发挥“三新”群体“移动千里眼”及其党员“民情风向标”的精确感知力，实现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参与的转变，等等。
在党建引领的导航、黏合与推进作用下，“三新”群体被重新定义为基层韧性治理的“同路人”和“主人翁”。首先，“三新”群体可凭借其分布广泛、灵活流动的特性，深入微观单元，承担起治理前沿的信息采集员、隐患风险预警的“哨兵”、舆情诉求传递者等角色，发挥其在基层韧性治理中移动感知、预警排查和传递报告等功能，将党建引领“导航”体现的思路、目的与价值追求转化为实际的治理行动。其次，“三新”群体可成为基层利益黏合的“毛细血管”，在平急结合的状态及行动框架内快速激活资源要素，提升其助力基层治理高效协同、整合的能力。最后，“三新”群体可成为治理参与的“催化剂”和价值凝聚的“润滑剂”。通过打造温情传递、服务精细和正向能量传播的实体阵地，并借助智能化技术工具，打破基层不同治理层级的阻隔，助力构建基层韧性治理的信任基础，持续激发“三新”群体的合力意识，将党建引领的“推进”功能转化为“三新”群体参与的自觉动力。
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成因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基层韧性治理上取得一定成效，党建引领“三新”群体赋能基层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但在科技变革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以及经济社会科技等新兴领域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和治理环境，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面临价值理念、组织覆盖、资源支撑、机制渠道、环境氛围等方面的挑战。
“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理念仍显薄弱。当前，一方面，人们对于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思想认识和理念把握等维度上看还有待强化，对推动基层治理变革的理念和方法仍停留于传统思维。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作为基层韧性治理的新兴力量和关键变量，主体认知与自主意识尚显不足，对自身在治理中的角色认知不清，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组织和社区的归属感有待提升。具体而言，个别新经济组织（如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尚显淡薄，新社会组织则可能因规模小、服务能力弱而主动参与意识也不强。
“三新”领域党组织覆盖仍存“空白地带”。“三新”领域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演变的新兴产物，其组织形态、运作模式和劳动关系等，都对传统基于单位、地域及行业的党组织设置和管理模式提出新挑战。从组织形态来看，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具备一定的组织化特点，党建联建等相关工作也逐步开展。但相比较而言，对于互联网电商等大型科技平台的大量就业群体，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物流配送员、创意自由职业者等人员，因其具有来源结构复杂、分散流动性强、劳动关系不固定、居住场所不稳定、就业形态多样化和受教育程度差异大等特点，对其开展组织引领和管理服务等工作往往面临更大挑战，党组织建立覆盖等仍存“空白地带”。同时，受经济周期性影响，一些新经济组织运营规模处于不定期调整的状态，其业务效益处于动态波动，党组织嵌入覆盖受到阻碍。而在一些新社会组织中，党员数量有限，组织赋能基层韧性治理的力量总体偏弱。
“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源支撑较为不足。主要表现在一些“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所需的资源缺乏，专业能力也有待提升。首先，经费投入不足、专项经费缺乏。比如，一些针对“三新”群体的服务驿站选址存在偏差，标准化公寓入住率较低，资源投放精准度不够等。同时社会资本引入机制不够健全，无法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为基层韧性治理提供资源支撑。其次，一些“三新”群体参与的党群阵地存在匮乏与错位的问题。如部分针对“三新”群体的服务驿站“重建轻管”，功能单一，缺乏管理，使用率低。再次，一些基层专业党务工作者队伍不健全。如“三新”群体所在企业组织未足额配置专职党务工作者和党建指导员，仅有的专职人员也存在兼职多、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另外，基层治理数字技术应用不够充分，缺乏高效整合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党建数据、公共资源信息共享和智能精准服务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新就业群体灵活的工作节奏；参与能力建设也有待加强，如系统性培训欠缺，培训多集中于职业技能，缺乏治理知识、应急响应、沟通协调等专项培训，等等。
“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渠道有待健全。当前，“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仍存在难点。一方面，现有治理结构对“三新”群体参与的包容性有待提升，制度化参与渠道与机制有待健全和通畅。个别地区传统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挤压自组织空间，缺乏高效整合的参与平台和清晰的流程指引，导致一些“三新”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和议事协商平台，社区应急治理中多元协作机制不完善，非常规动员难以迅速启动。另一方面，传统信息识别机制是通过人员静态信息查找和确定参与对象的，而“三新”群体因其高流动性和匿名性特点，使得传统机制无法动态识别并触及这类群体。此外，现有动员机制高度依赖行政指令、单向化的传达方式，容易出现与群体移动化、碎片化的工作生活景象脱域失嵌的问题。以往的参与机制通常有确定或固定的场域和时间点，参与渠道多限于问卷调查、群众座谈等线下模式，这与“三新”群体“争分夺秒”的工作特性不相适应；同时，在参与讨论的内容上容易一刀切，未能充分回应不同行业、不同平台群体的诉求和利益关切点，也无法提供更具灵活性、个性化的参与选项。与此同时，其他诸如风险评估、监督考核、反馈激励、权益保障等机制，仍存在滞后性与适配不足等问题。
“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共同体意识相对较弱。与前文所论述的理念、资源、机制等问题相关，这一挑战是制约“三新”群体参与的软性障碍。首先，主体归属感缺失，身份认同模糊，“旁观者”心态较为普遍。许多“三新”群体成员由于工作流动性强、居住地不稳定，缺乏对特定社区进行长期情感投入和心理建设的动力，往往抱着干几年或住一段时间就走的临时心态，并不将自己视为所在社区或所服务平台的“一员”，自认为是匆匆“过客”或“打工者”，而非休戚与共的社会共同体。其次，社区文化包容性有待提升，仍存在“我们-他们”的隔阂。一些社区居民和管理者仍将“三新”群体视为“外来者”“管理对象”而非“治理伙伴”，潜意识中存在身份隔阂。加之受生活习惯、教育背景、工作节奏的差异影响，形成了文化融入壁垒，双方缺乏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社区文化，难以形成情感共鸣。再次，激励保障机制不够健全，难以激发持续参与热情。如对“三新”群体的内在激励不足导致其职业认同感、社区归属感不强。权益保障不到位，当遇到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问题时，若其无法从社区或制度层面获得有效支持，则可能削弱其信任感和归属感，无法从参与中获得尊重和成就感，自然缺乏回馈社区的动力。另外，社区参与的“仪式化”“被安排”等浅层次临时性互动，也使其难以与社区形成持续深入的连接和信任关系。
上述“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其深层次成因。第一，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社会变迁以及城市化和市场化催生出“三新”群体，但其高流动性、劳动关系非标准化、组织形态虚拟化等特征，与传统基于“单位制”“户籍地”“居委会”的基层治理模式之间存在“静态治理”与“动态流动”的结构性张力。传统的治理体系难以有效捕捉、服务和整合这些不断变化的新要素，使得其在身份认同、组织覆盖、管理服务上出现“系统不适配”。第二，社会治理长期存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与“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所需的平等参与之间存在“行政主导”与“多元共治”之间的机制性张力。如面向“三新”群体赋权、赋能、赋渠道的制度性供给尚显不足，导致其参与意愿不强。第三，“三新”群体的行为逻辑受市场规律和资本算法支配，如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而基层韧性治理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社会资本和共同体意识的优化融合，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资本逻辑”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导向性张力。若缺乏有效的、权威的引领和转化机制，前者会天然地挤压“三新”群体参与公共事务和构建本地化社会资本的空间和动力。第四，当前“三新”群体在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城市公共服务（如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仍面临一定的制度性门槛和保障不足。在地化的共同体意识和参与热情，通常源于个体对城市的归属感、安全感及利益获得感。如果一些基础性权益尚未得到有效落实，“三新”群体产生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并承担治理责任，可能缺乏充分的心理与现实支撑，从而形成“权益保障缺位”与“责任义务预期”之间的基础性张力。以上呈现的四大张力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三新”群体深度融入基层韧性治理体系所面临挑战的深层次原因。
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基本原则与协同机制
“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是一种主体参与平等化、信息资源整合化、服务保障精细化、应急响应快捷化、治理效益共享化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或路径。在确立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功能定位的前提下，通过全面梳理、系统分析基层韧性治理的总体情势与现实挑战，可以认识到，基层韧性治理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着力消除结构性、制度性张力，探索构建“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有效协同机制。
“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平等参与原则。该原则是根本保证，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能确保方向正确、政治引领和凝聚合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最大的政治优势。面对高度分散、流动的“三新”群体，党组织是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协调利益最核心、最可靠的力量。另一方面，“三新”群体参与社会韧性治理的主体地位应得到充分尊重。应将其作为平等主体纳入基层治理的正式结构体系，增强其“主人翁”意识。二是坚持赋权赋能与激励包容原则。该原则是核心手段，既给予“三新”群体参与机会和权利，明确其参与治理的身份、渠道和规则，保障其知情权、议事权、监督权，更要提升其参与的意愿、动力和能力，破解“无心无力”和“有心无力”的困境。应提供针对性的培训资源，提升其参与治理的专业素养。同时，应从激励的角度设计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发展激励等相结合的机制，使其在参与中既有获得感又有贡献感。三是坚持嵌入融合与优势转化原则。该原则是关键路径，“三新”群体是基层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拥有独特的时空、信息和技能优势。为此，要坚持将“三新”群体“嵌入”到基层韧性治理体系，并将其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如将其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应急响应体系等，赋予其“移动网格员”“民情前哨”“应急第一响应人”等新角色。在日常服务中建立联系、熟悉流程，在应急状态下能迅速激活、高效协同。四是坚持权益保障与共建共享原则。该原则是重要基础，“三新”群体参与的共同体意识和对社区的归属感，是建立在基本的尊严、安全感和公平感之上。要坚持以保障基本权益、促进社会融入为基础，以共享发展成果激发主人翁意识，破解“认同危机”和“动力不足”的深层困境，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性循环。五是坚持数智赋能与精准应用原则。该原则是技术支撑，一方面，要加大数智技术投入和应用，提升信息服务精准度，尤其需要“把握关键环节，打造网格化治理智慧样本”[13]。另一方面，要将“三新”群体所在组织和平台本身的数智优势转化为基层韧性治理的技术优势，强化数据感知与获取，破解群体信息资源不对称等问题，与“三新”群体治理行动无缝对接，提升治理韧性和精确度。
构建“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科学高效协同机制。在遵循和践行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构建“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科学高效协同机制，推动“三新”群体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实现从“被动纳入”到“主动协同”、从“零星参与”到“体系韧性”的升华。
第一，构建政治引领协同机制，释放党建引领的方向把控力，推进治理行动由“被动响应”到“主动作为”的转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引领行动。如果方向不能找准选对，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政治引领是协同机制的灵魂，把稳“方向盘”，才能确保一切行动都有清晰的政治方向和目标。首先，健全“三新”领域基层党组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实践证明，党的组织覆盖做到位，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才有发挥的阵地。相对而言，“三新”领域党的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为此，要把抓覆盖、强基础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优化党组织设置方式，力争将“三新”群体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释放“方向把控力”，推进治理行动由“被动响应”到“主动作为”的转变。其次，建立常态化学习机制，面向“三新”领域党员、骨干和群众构建分层分类理论学习体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明确“为何而治”“为谁而治”。再次，凝聚思想共识，画好“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同心圆。[14]在愿景引领、思想灌输与精神培育上，将党的政治领导力转化为基层韧性治理的驱动力，使“三新”群体超越算法推荐下的被动劳动者身份，成为心怀使命、有所渴望的基层“治理贡献者”。
第二，构建组织动员协同机制，释放党建引领的平急转换力，推动治理力量由“松散无序”到“聚合联动”的转变。基层治理韧性的关键是系统在受到冲击时，能否保持核心功能并迅速恢复。一方面，通过组织动员数量庞大的“三新”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将零星、自发、无序的力量汇聚整合，可以在“平时”完成力量储备、信息联通和预案演练，一旦进入“急时”，能迅速激活预案、精准投放力量、形成协同网络，将的潜在社会力量转化为高效的应急战斗力，提升基层系统的“反弹”恢复力。这种“平急转换”的新视角新能力，必须有力发挥党组织在应对社会风险、力量调配、组织优化等方面统筹组织力，解决应急状态下权责失衡“转换无力”的问题。当然，“平急转换”不仅需要切换组织模式，还要注重转换的及时性与稳健性，避免“猛转”或“滞转”带来的治理风险。[15]另一方面，“三新”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分散性和原子化的特征。这既是其覆盖广、反应快、灵活性高的优势，也是其参与治理的最大障碍，如分散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难以自行组织、汇聚和持续。而党建引领下的一套高效组织动员协同机制，可以破解“三新”群体自身结构性特征带来的松散无序状态，变“原子化个体”为“组织化力量”。同时，“三新”领域是我们党群众工作的新疆域，也是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强化政治认同的新空间。这一机制的构建，不仅仅是实践层面的治理创新，更是一种扎根一线的政治实践。通过服务、凝聚、组织、动员“三新”群体，既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党密切与这一庞大新兴群体的血肉联系，又展现出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强化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促使基层党组织从传统的“行政末梢”转变为政治引领、组织动员、高效治理的“活力源泉”，极大地推进自身的功能强化和价值重塑。
第三，构建利益整合协同机制，释放党建引领的资源调配力，实现治理系统由“阻塞迟滞”到“通畅灵动”的转变。当前基层韧性治理系统中，一方面，相关资源（人力、物资、经费、数据等）主要还是按传统行政路径调配，既与“三新”群体的动态需求存在错位，也与韧性治理本身所需资源优化整合的要求存在差异。传统行政路径调配的资源多为常规性、标准化的物资，而“三新”群体参与治理所需的往往是即时性、场景化、轻量化的资源。如果还是沿用传统的资源调配方式，可能既没有效率，又缺乏精准性，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各组织和群体利益也存在分化。如平台企业、新就业群体、社区、政府等各方目标需求不同，甚至存在冲突（如平台要效率、骑手要收入、社区要安静）。同时与“三新”群体切身利益相关的居住、教育、医疗、社保等城市公共服务还存在差异或缺失。在这种治理系统和过程中，资源配置的行政化、静态化和刚性化，与“三新”群体的动态特征及韧性治理的敏捷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为此，迫切需要构建高效利益整合协同机制，释放党建引领的资源调配力，实现治理系统由“阻塞迟滞”到“通畅灵动”的转变。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要打通治理系统的阻塞迟滞，需要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解决资源系统性整合和精准化调配问题。在系统性整合上，党组织通过下沉党员、社区委员及基层听证会等方式，对“三新”群体的困难进行诊断，形成系统、明确的需求清单，为后续资源调配提供参考。在精准化调配上，做好加减法工作。一方面，要强化向基层放权，释放资源配置自主权，增加灵活机动性，并打通部门间的“条块分割”和“执行壁垒”。另一方面，做好“加法”工作，党组织负责撬动并协调行政、市场和社会多方治理资源，使分散的资源回归“三新”群体日常生活所需。例如，针对快递骑手、滴滴司机等群体停车难、子女托管、学业辅导及就读难、租房贵等生活难题，通过激活社会资源，强化“服务互助”，提供公租房、廉租房等解决其切身利益问题。此外，强化党组织和企业合作，引导企业、社会机构出资提供各种激励措施，确保“三新”群体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增强持续性参与动力。
第四，构建服务凝聚协同机制，释放党建引领的协商共建力，赋予治理主体由“封闭排斥”到“平等融入”的转变。从“管理”向“服务”的范式转换是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16]前述谈到的“三新”群体参与治理面临共同体意识较弱的挑战，包括主体归属感缺失，“旁观者”心态普遍，以及基层文化包容性不足等问题，必须充分释放党建引领的协商共建力，主动开放和积极吸纳“三新”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平等共同协商治理事务，推动治理主体向主动“平等融入”转变。一方面，要强化主体意识与认同建设，通过宣传引导和典型示范，增强“三新”群体对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鼓励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文化，向企业和组织员工阐明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与拓宽渠道，完善制度供给，厘清“三新”群体参与治理的权责边界、义务范围和激励保障措施，推进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如搭建多元化平台，建立“社区议事会”“线上协商平台”“骑手之家”等，畅通参与渠道路径，并积极探索推广“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等参与机制。另外，增强社区文化包容性，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引导社区居民和管理者将“三新”群体真正视为“社区主人”和“治理伙伴”而非“外来者”和“管理对象”，共享社区价值文化，形成情感共鸣。[17]
第五，构建能力提升协同机制，释放党建引领的培育建设力，赋予治理技术由“机械运用”到“深度融合”的转变。数智技术的融入是基层治理协同的重要“增量”，治理协同性的强化必须依靠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支撑和辅助。在韧性治理系统中，推动“能力提升协同机制”建设，是实现“三新”群体向“能力主体”转变的关键。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充分释放党建引领的培育建设力，将分散的培训资源、数智技术和实践场景深度融合，实现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技术赋能。应该注意到，当前个别基层社区数智技术运用程度仍然较低，尤其偏远地区的技术治理还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首先，加强资源支持与能力培训。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资源倾斜等方式，支持“三新”群体能力建设，包括吸纳本身就是科技型新经济组织加入培训体系，开展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应急知识、风险辨识、技术运用等针对性培训。其次，将数字赋能作为“加速器”，夯实技术支撑与数据共享。建设统一高效的智慧治理平台，整合各类公共服务和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搭建“韧性治理能力”智慧学习和“社区数字孪生”模拟系统；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利用VR/AR技术构建社区的虚拟模型，让“三新”群体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进行风险排查、应急响应、人群疏散的模拟演练，大幅提升能力建设沉浸感和实效性，并建立“能力数字档案”，记录其技能认证、演练表现、实战贡献，形成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征信系统”，并与激励体系挂钩。再次，提升数智技术精确感知服务需求的能力。精确掌握“三新”群体的潜在需求，快速识别并反馈意见，生成协商议题，将问题化解在萌发的阶段，探索“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治理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党的建设学科研究方法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DJ013；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高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8、67页。
[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5页。
[3]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4]郭烁、张光：《基于协同理论的市域社会治理协作模型》，《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4期。
[5]元治理理论是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于1997年提出的治理理论框架，旨在通过协调科层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平衡，解决治理失灵问题。其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规则制定和多元主体利益整合，实现治理的再治理。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作为“治理的治理者”的角色，承担制度设计、规则制定和远景规划等责任。其核心要素包括掌控、资源、民主、责任和效益，要求以柔性化手段协调参与的不同治理主体，确保治理过程的协同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6][15]杨立华、刘华宇、马壹：《韧性治理：含义、范式变迁和一个新整合框架》，《治理研究》，2025年第3期。
[7]杨宏山、张健培：《“平急转换”：理解基层韧性治理的新视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8]芦恒、胡真一：《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韧性逻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9]于永达：《基层韧性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举措》，《人民论坛》，2024年第2期。
[10]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12]高立伟：《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21期。
[13]张勤、宋青励：《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理论探讨》，2021年第5期。
[14]王文成：《推动“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4期。
[16]臧秀玲：《探索“三新”组织和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人民论坛》，2025年第7期。
[17]陈纪、张杨子涵：《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行政管理改革》，2025年第2期。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梁丽琛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Party Building in Leading
the "Three New"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Resilient Governance
Gao Liwe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leveraged the functional advantages of Party building as a "navigator", "adhesive", and "propeller" to guide the broad "three new" groups in participating in grassroots resilient governance, forming an important innovative path. Meanwhile, it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 aspects such a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overage, resource support, mechanism channels, and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with structural causes behind them. Therefor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uphold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three new" groups in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empowering and incentivizing inclusiveness, embedding integration and advantage transformation, rights protection and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digital-intelligent empowerment and precise application, we should actively construc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for political guidance,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interest integration, service cohesion,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This will fully release the direction control, normal-emergency transi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collaborative co-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capabilities led by Party building,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resilient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rassroots resilient governance, "three new" group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systematic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