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深度演进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当代，卫生健康已成为关乎全人类安全与福祉的重要议题。当前，中国医学国际合作正经历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刻变革，亟须构筑一种超越传统模式、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新范式。
一、从“技术输出”到“范式贡献”的理念重构
中国医学国际合作新范式的创立，根植于对全球卫生健康形势的深刻洞察和对传统合作模式的深层反思。其理论内涵的核心，是从基于短期利益计算的“技术转移”或“单向援助”，转向基于共同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共生共荣”与“体系共建”。传统的国际合作范式，往往隐含着一方输出、一方接受的预设，合作内容多局限于应急性的项目援助或点对点的技术交流，是知识、技能或资源的线性流动。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但也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是难以持续，易受国际政治经济波动影响；二是可能滋生依赖，不能有效提升受援方的内生发展能力；三是关注点相对狭窄，未能系统性地应对全球性的、结构性的健康挑战。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合作哲学，合作的逻辑起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追求的是健康领域的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推崇的是健康权的普遍性和健康安全的共同性，认为任何国家的健康威胁都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医学国际合作的价值不再局限于解决特定国家的具体医疗问题，更在于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产品与系统解决方案。这要求国际合作必须摒弃零和思维，树立共赢理念。由此，新范式的“新”，在价值取向上，从“授人以鱼”的救济逻辑，转向“授人以渔”的赋能逻辑，并最终升维至 “共建渔场” 的协同创新逻辑。在合作目标上，不仅是解决当下的具体健康问题，更是通过共享知识、共建能力、共定规则，携手提升全球卫生治理的整体效能，增强各国应对未来风险的系统韧性。
这种范式创新的必要性源于时代要求。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碎片化、领导力缺失、规则制定权不平衡等结构性困境，新冠疫情更是放大了这些缺陷。单一国家无法独善其身，任何国家在健康领域的落后都可能成为全球防疫链条的薄弱环节。因此，推动国际合作范式向更加公平、包容、系统、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应对复杂健康威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人类整体福祉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并引领这一范式变革，既是对“胸怀天下”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践行，也是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切实体现。
二、从“线性援助”到“系统共建”的范式跃迁
相较于传统的医学国际合作范式，新范式在合作理念、主体、内容与方式上均呈现出鲜明特点与显著优势，实现从线性、单向的援助范式向立体、多维的系统共建范式跃迁。
在合作理念上，传统医学合作范式常带有一定的“施与—接受”色彩，潜藏着知识、技术乃至价值的单向流动。而新范式则立足于平等伙伴关系，强调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它承认不同国家、不同医学体系（如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都拥有独特的价值和智慧，合作是双向乃至多向的赋能过程。例如，中国在对外医疗合作中，不仅输出先进的现代医疗技术，也注重分享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的中医药健康管理经验，这种基于文化互鉴的交流，丰富了全球健康解决方案的多样性。
在合作主体上，传统医学合作范式多以政府间协议为主要驱动，实施主体相对单一。新范式则倡导构建“政府引导、机构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多元主体协同网络。政府负责战略规划、政策沟通与环境营造；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开展人才联合培养、科学协同攻关；企业则提供市场洞察、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能力；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有助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这种网络化结构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激发各方活力。例如，广州医科大学广州霍夫曼免疫研究所的成功运营，正是得益于中法两国政府支持、顶尖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以及国际学术共同体积极互动的多元协同。
在合作内容上，传统医学合作范式往往聚焦于疾病诊疗等末端环节，项目之间关联性较弱。新范式则强调构建“技术培训—科研合作—产业转化—体系强化”的全链条合作生态。这意味着合作不再局限于派遣专家或培训医生，而是延伸到共同瞄准前沿科学问题、联合研发适宜技术与药物、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并最终助力合作伙伴国家卫生体系的整体强化。中国在部分国家探索建立的海外医学培训中心，尝试将临床技术标准化培训与当地高发疾病的联合研究、诊疗指南的本土化适配相结合，正是试图打通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内化，再到创新策源的关键环节，其成效远胜于单一维度的合作。
在合作方式上，传统医学合作范式受限于时空，覆盖面和服务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新范式则充分拥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通过远程医疗、线上教育、虚拟实验室、健康大数据平台等方式，打破地理隔阂，实现更广范围、更高效率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合作。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合作，正日益成为新常态，为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速度和普惠性提供了强大助力。
三、构建中国医学国际合作新范式的实践路径
将新范式的理念转化为现实，需要沿着清晰的路径，在多维度上协同发力，逐步构建起充满活力的国际合作新生态。
其一，深化战略对接与政策沟通，筑牢合作政治基础。应积极推动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融入双边、多边合作框架，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战略协作，在全球卫生规则制定中秉持公平正义、团结合作的原则。在国家层面，需加强外交、商务、科技、卫生等部门的政策协调，形成支持医学国际合作的合力，为各类合作主体“走出去”和“引进来”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和稳定的制度环境。
其二，构建多层次合作平台，促进资源集聚与共享。坚持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并举。一方面，稳步推进高水平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海外培训基地等实体平台建设，使其成为技术辐射、知识创新和人才聚集的高地。另一方面，大力建设数字化合作平台，如国际医学教育在线平台、跨境远程会诊系统、科研数据共享网络等，利用信息技术放大合作效应。平台的运作应坚持开放包容，吸引全球顶尖智慧和资源共同参与。
其三，创新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夯实合作人才支撑。新范式需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精通专业知识和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将全球健康、国际卫生政策等纳入课程体系，强化跨学科培养。同时，拓展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学生交换、学者互访、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促进人才双向流动。
其四，推动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普惠，激发合作内生动力。围绕重大传染病防控、慢性病管理、妇幼健康、公共卫生应急等共同挑战，设立联合研究项目，推动数据共享、资源共享。特别注重面向发展中国家需求，合作研发成本可控、效果显著、易于推广的适宜技术和产品。加强在中医药等传统医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与现代医学融合发展，为世界提供更多样的健康选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收益分享机制，确保创新成果能够公平惠及所有参与方乃至全球公众。
其五，加强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培育合作社会根基。医学合作深层次上是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应鼓励医务人员、研究人员、青年学生之间的密切往来，通过共同工作、联合研究、文化交流，增进理解和友谊。积极分享中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实践经验和故事，特别是基层医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康扶贫等方面的做法与成效。同时，虚心学习世界各国在医学科技、医院管理、健康促进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进步。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一项关乎人类未来的宏伟事业。中国医学国际合作新范式的构建与实践，是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世界关切的必然之举。它要求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实的行动，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肩，共同跨越旧有模式的藩篱。通过深化理念共识、优化合作路径、强化实施能力，不断提升国际医学合作的层次和效能，为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建设一个更加健康、公平、安全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赵醒村，系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