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银发经济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迅速升温，不仅频频出现在政策文件中，也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风口。各类产业园区兴建、智慧养老项目推进、养老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预示着一场席卷全国的“银发经济浪潮”。然而，基于“供给—消费—服务—技术”的四维透视，当前银发经济存在政策模糊性与产业断层的双重制约、支付能力与消费意愿的双重抑制、人才缺口与体系碎片化的循环困境、智慧养老的“热概念”与“冷应用”等结构性矛盾。银发经济不应被简单理解为面向老年群体的“老年生意”，更不能仅以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来衡量其价值。银发经济的核心应是以老龄社会为背景的制度性应答，其发展须根植于家庭结构、保障体系、公共治理与产业协同等多个维度的逻辑协同。
【关键词】银发经济 人口老龄化 老年消费 养老服务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12
【作者简介】吴瑞君，华东师范大学老龄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国际迁移与侨务政策、独生子女代的人口问题等，主要著作有《上海大都市圈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服务配置的有效性评价》（合著）、《人口学辉煌六十年》（合著）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占比超过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加剧。在此背景下，银发经济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迅速升温，预示着一场席卷全国的银发经济浪潮。然而，热潮之下应有冷思考。银发经济并非“老年消费”的简单堆砌，更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工具。其涉及家庭结构的演变、社会保障体系的适应、政府治理能力的升级以及产业链条的重构。如何理性看待银发经济的意义与边界，如何在政策制定与产业推动中厘清方向与重点，如何以问题为导向、需求为牵引，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思考建议。
银发经济的内涵解构与外延边界
银发经济的提出并非政策突发奇想，而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逻辑延伸。2015年该术语在官方语境中出现，2021年“十四五”规划将其纳入发展议程，202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银发经济的内涵，即“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的经济活动总和”。随后国家统计局进一步明确银发经济覆盖12大类、51中类的产业范围。从单纯的“养老服务”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和备老经济活动”，这一概念转型，体现出国家对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性理解与前瞻性部署。
与传统的“养老服务”“老龄产业”相比，银发经济具备三大突破性特征：一是生命周期维度的延伸，从老年群体延伸至备老群体。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30年45～59岁备老阶段人口占比将达到峰值，形成约3.5亿人的庞大市场。备老群体的崛起代表一种新型银发经济的诞生，调查显示，在备老群体（男55～64岁，女50～59岁）中，72%的人已开始进行养老财务规划，这些有规划的人又分为两类：45%的人已经开始实施养老规划，有规划正在寻找合适产品的则占27%，反映出备老经济的增长潜力。
二是需求层级的纵深拓展，从基础照护走向品质生活。国家统计局分类显示，老年教育、智慧穿戴等新兴领域增速远超传统养老用品，根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4月，全国各类老年大学（学校）已达7.6万所，注册学员超过2000万，年均增长速度为4.7%。2024年康养旅居消费超过2万亿元，占银发经济规模总量接近20%，康养旅居消费保持年度同比增速15%～20%，显著高于传统旅游行业。上述消费倾向的变化，印证需求升级趋势，体现出银发经济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转型。
三是经济功能的结构跃迁，银发经济不再被视为纯粹的民生议题，而被纳入扩大内需、推动新型消费的重要抓手。银发经济的角色从“福利事业”过渡到“经济增长点”，进入公共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协同的新阶段。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九项重点工作之一，正是基于其对扩大内需、培育新动能的战略价值。据测算，2019～2023年，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以约13.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2024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规划建设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园区，已基本形成养老用品制造、健康服务、文旅休闲等完整产业链。以上海康复辅具行业为例，截至2024年末，企业数量已增至540家，相比上年净增了32家，显示出这一新兴领域的产业牵引力。
银发经济的外延呈现“全产业链渗透”特征，其产业边界正不断消融。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银发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养老服务业延伸至金融、科技、文旅、家装、教育等多个领域。一方面，养老服务融合加速，目前我国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7万个，在县区层面建成示范性养老服务网络446个，已形成“居家—社区—机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但专业化服务供给仍显不足，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调研显示，政府购买服务覆盖的失能老人仅占实际需求的7.3%，且多集中在助餐、助浴等基础项目，专业护理服务覆盖率不足5%。另一方面，产品渗透广泛但适配不足。大量老年智能设备设计脱离使用场景。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中国老年数字生活蓝皮书》显示，2023年我国老年智能手机用户突破1.8亿，但71%的老人每周至少遭遇3次操作障碍，超40%的子女因父母频繁求助产生焦虑情绪。功能过剩、实际使用率低是智慧养老落地的主要障碍之一。
多方主体结构失衡，国企与民企分工趋于分化协同。政府在兜底保障中发挥基础作用，财政部发布的数据表明，2019～2024年全国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过5600亿元，年均增长11%。民营企业在标准化运营上表现活跃，2024年全国民办养老机构占比达58%；家庭则依然承担了70%以上的居家养老日常照护负担。多方参与主体尚未形成有效协同机制，造成资源错配与服务断点。根据2025年3月发布的行业分析报告，截至2022年，全国已建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34.7万个，但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普遍较低，部分康复设备因缺乏培训与运营机制被长期闲置。国有企业多聚焦普惠型服务，如中央企业主导的社区助餐项目；民营资本则向中高端市场渗透，近年来多地探索“国企建设＋民企运营”的混合模式，有效实现公益属性与市场效率的结合。
繁荣表象下的结构性矛盾：基于“供给—消费—服务—技术”的四维透视
第一，尽管中央层面对银发经济的政策引导日益清晰，但部分地区在指标设计、部门协同和绩效评估上仍存在落地障碍。例如，房屋适老化改造与智能设备补贴存在分离的情况。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持续扩大适老化改造项目的补贴范围，并将辅助器具、智能家居、健康监测、安全监护、照护服务等助老科技产品纳入优化服务的清单，但部分老年人因改造项目不符合需求而放弃申请。在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整合方面，由于医疗与养老服务体系分属卫健与民政系统，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共享不足，造成转诊流程繁复、响应时间延迟。
第二，产业结构性失衡日益显现。一方面，基础养老服务供给过剩，2024年全国养老床位空置率达58%，部分地区如北京市平均入住率仅为45%，部分机构空置率甚至超过50%。这一现象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特大城市较为突出，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市571家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仅为38.4%，床位空置率高达61.6%。另一方面，高品质、个性化服务供给不足，发达国家定制游占比普遍超30%，而我国休闲度假旅游（含定制游）消费占比仅15%，凸显结构性差距，难以满足“新银发群体”（高储蓄、高教育背景群体）日益多样化的消费诉求。这种“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本质上是政府与市场责任边界模糊所致——公办机构因福利属性吸引低支付能力群体，民办机构为追求利润偏向高端市场，导致中端服务出现“真空”。此外，养老产业龙头企业缺位加剧行业碎片化，中小企业则因融资难、准入门槛高，普遍缺乏规模扩张能力。
第三，区域间发展差异持续拉大。调查显示，上海、杭州等东部地区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占全国的6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占比不足30%。截至2025年4月，东部地区适老化产品数量占全国总量的94.4%（20.4万种），依托东部成熟的产业链（如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养老用品制造业区域集中度显著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与东部省份老年用品产能占全国68%的趋势一致。在服务领域，2023年全国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共36.3万个，职工总数74万人，平均每个设施配备专业护理人员仅约2人，北京、江苏等东部地区每个设施配备护理人员数量大多超过3人，但中西部不少地区仅配备1～2人，部分农村地区社区养老设施甚至无专职护理员，依赖兼职或志愿者服务，服务能力受限。
银发经济消费潜力巨大，但现实中支付能力不足与消费信心薄弱成为主要限制因素。首先，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构成了老年消费的“硬天花板”。人社部2024年公布的《202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已从2000年超过70%降至2023年的41.3%，若计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全国综合替代率约为44%，农村地区平均养老金为城市的三分之一。且养老保险三支柱发展失衡，第一支柱占比超70%，第二、三支柱合计不足30%，难以形成多层次保障体系。医疗支出负担沉重进一步压缩消费空间，微观调研显示，老年人医疗自付费用每增加10%，非医疗消费下降3.8%。
其次，消费观念与市场失信交织形成“心理锁链”。一方面，受预期收入、健康风险和遗赠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显示出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据媒体报道，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697万人，财富积累量78.4万亿元，人均财富储备约26.4万元。但传统“福利依赖”思想根深蒂固，对市场化服务的付费意愿偏低，形成“高储蓄、低消费”的矛盾。另一方面，保健品诈骗、非法集资等负面案例屡见不鲜，使得老年人担心被骗而不敢消费。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2023年起诉该类犯罪1932人，2024年1月至6月起诉343人。202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发布了一批检察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打着“养老金融”旗号，以提供养老公寓、旅居基地为噱头，主要针对老年人群体进行非法集资的养老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亿元。
再者，数字鸿沟限制消费渠道的拓展。尽管智能设备日益普及，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于2021年组织开展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智能手机拥有率达76.6%，其中能够较为独立且熟练地应用智能手机各项功能的仅占34.9%。工信部2025年初推动完成的3000余款适老化改造App中，84款仍存在广告干扰、界面混乱等问题，约半数老年人因智能设备操作复杂或价格门槛较高被排斥在数字消费之外。2025年新增适老化产品2.87万种，但同质化率高达63%，智能导览、在线医疗等功能因缺乏老年需求调研导致使用率不足30%，文旅消费中，仅28%老年人能独立完成景区线上预约。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消费动力不足、消费手段受限、消费信任丧失的三重障碍，抑制银发经济的内需引擎。
服务供需结构不匹配已成为制约银发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障碍，表现为专业人才严重短缺与服务体系碎片化叠加。其一，目前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超过500万人，持证率不足15%，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薪酬偏低、社会认同感有待提升、职业晋升通道狭窄，导致流失率较高。据部分养老护理机构反馈，半数新入职护理员在一年内离职，导致“照护不到位—服务质量下降—口碑受损”的恶性循环。在失能老人照护领域，专业人才更为稀缺，具备失能护理技能的人员仅占护理员总数的10%左右，难以满足40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全国200所高校开设老年服务专业，但毕业生三年流失率超70%，根源在于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缺乏长期激励机制。
其二，农村地区护理人才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截至2024年，我国已有1.6万个农村敬老院、168.1万张床位和14.5万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但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覆盖不足30%，互助养老多流于形式。由于资金不足和制度不稳定，不少村庄仅能提供送餐服务，基本医疗和照护服务严重缺位。在一些偏远乡村地区，独居老人的基本照料甚至依赖子女远程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
其三，服务供给体系内部标准不一、流程割裂，进一步加剧老人使用服务的难度。2023年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指南（试行）》明确指出：“当前全国家庭病床覆盖率仅达到18%左右，与老年人实际需求存在显著差距。”居家养老服务因标准缺失，在不同城市、不同机构之间的收费差异较大，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发布的《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指出，“一线城市高端养老机构收费普遍超过万元，而县域普惠型机构月均费用不足3000元”，两者收费标准相差近4倍。综合《北京市养老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4）》《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报告（2024）》及第三方市场分析，北京、上海等城市民办养老机构中，收费低于5000元／月的床位占比不足20%，且多分布在远郊区县，与中心城区的高端机构形成鲜明对比。这导致普通工薪家庭老人面临“公办排不上、民办住不起”的困境，从而加剧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分化。这种“系统失配”不仅压低服务质量，也消磨老年人的消费信心和生活满意度。
近年来，“智慧养老”成为政策推动和企业宣传的高频词。智能穿戴、远程监测、服务机器人等概念不断被引入，但实际落地效果远不及预期。一方面，设备普及与使用存在落差。2022年我国养老智能监护设备市场规模约120亿元，2023年受老龄化加速推动，规模增长至约142亿元（年增长率18%），但实际启用率仅为15%～22%。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不匹配”：技术复杂度超出老年人操作能力，产品定价与支付能力不符，功能设计与实际需求脱节。前述调查同时显示，46%设备存在误报，因设备误判行为频繁报警反而增加老人焦虑，最终被停用或拆除。
另一方面，产研脱节限制了技术转化。不少高校科研机构研发的人工智能算法或监测设备准确率虽高，但因缺乏落地渠道、缺失使用场景适配，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有学者对全国20所高校的专利转化数据统计结果显示，高校智慧养老专利转化率均值为3.7%，显著低于企业的48.1%。工信部数据显示，2024年纳入《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的228项产品中，仅有37%真正实现规模化应用，其余产品因功能设计复杂、操作门槛高或成本过高等问题，仍停留在试点阶段。这种转化困境的核心是“实验室思维”与市场需求脱节——高校侧重技术先进性（如AI监测准确率），却忽视老年人操作能力与支付意愿。
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未被充分应对。根据工信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及2024年试点示范名单，北京、上海为代表的试点城市，已建成200余个智慧养老示范区（含示范街道、基地、园区），配备智能穿戴设备渗透率达37%，较2020年增长240%。智能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生活轨迹等敏感信息常常被存储在云端，一旦缺乏加密措施，极易泄露。2023年某智能手环厂商因服务器配置漏洞导致10万名老年人健康数据泄漏，引发舆论关注。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省略加密或本地脱敏环节，使得用户信任基础进一步削弱。“智慧”若不能体现为“适老”，就只是概念堆砌。推动智慧养老真正走入家庭、融入日常，需要回归技术可用性、支付可承受性、功能契合度这三项基本原则。
理性视角下的银发经济再定位
随着银发经济成为政策热词与市场焦点，其本质和定位亟待冷静梳理。银发经济不应被简单理解为面向老年群体的“老年生意”，更不能仅以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来衡量其价值。银发经济的核心应是以老龄社会为背景的制度性应答，其发展须根植于家庭结构、保障体系、公共治理与产业协同等多个维度的逻辑协同。在此基础上，我们需重构银发经济的基本逻辑认知，为其高质量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和制度支撑。
老年消费并非孤立行为，而是深度嵌入家庭结构之中。许多看似属于老年人的消费，实则服务于多代同堂的家庭关系，如照顾孙辈、家庭采购、旅游决策等。这种“家庭型消费”对多个产业链条产生溢出效应，并具有代际流动性和多元目的性。因此，银发经济的产业设计应从“个体中心”转向“家庭联动”，推动开发兼容代际需求的共享型产品与服务（如家庭旅居、智能家居、跨代保险、家庭照护组合包等），建立“代际友好型”产业生态。过度膨胀银发经济的边界，可能高估其GDP贡献，导致政策误判。因此，应建立精细化的产业分类体系，区分“直接老年消费”与“间接家庭消费”，明晰核心产业边界，提升政策工具的精准性。例如，制定银发经济统计分类标准，设置一级（老年专属产业）、二级（老年主导消费）、三级（家庭共同消费）等不同层级的边界认定，为财政支持和产业引导提供依据。
当前银发经济发展存在“数据繁荣与福祉倒挂”的现象，即消费总量上升但老年人生活质量改善有限。部分智能产品、旅游项目、保健消费虽活跃，但功能空转、体验不佳、诈骗风险高，未能形成真实的福祉提升，甚至在部分情况下造成资源浪费和信任受损。银发经济应回归“福祉为本”原则，将主观幸福感、参与感、安全感、尊严感等指标纳入产业绩效评估体系。推动建立“用户共创”机制，让老年人直接参与到产品设计与服务反馈机制中，提高适配度和接受度。借鉴国际经验，如德国、日本等国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普遍推行“参与式设计”理念，强化老年用户的主体地位。国内方面，探索建立“银龄幸福指数”，作为衡量银发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维度，将其纳入政策考核与财政分配体系。唯有将消费行为与生活质量挂钩，银发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
银发经济的活力根基在于老年人的支付能力与消费信心，而这两者均受社会保障水平深刻影响。养老金替代率的提升、长期护理保险的普惠覆盖、医保自付比例的降低，均能缓解“预防性储蓄”倾向，激活现实消费。更关键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与透明度，直接影响老年人对未来的信心与安全感。因此，应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为银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形成“保障提升—消费释放—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闭环。这一联动逻辑也要求制度工具的统筹协同：如养老金调整机制与价格指数挂钩，推动长护险纳入国家统一筹资体系，建立医保、商保、长护险之间的转接机制，并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明确保障责任与权利边界。同时，提升政策宣传和数字化服务水平，降低老年人获取信息与办理手续的门槛，增强政策的可及性与感知度。只有形成支付能力与支付信心双提升的环境，老年人的潜在消费力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银发经济的多维属性决定其不能完全市场化，也不宜完全行政化。政府应聚焦普惠性、基础性服务的供给保障与规则制定，如农村照护、失能家庭支持、行业标准建设等；市场则应聚焦中高端、个性化服务的创新供给，通过机制竞争提升质量与效率。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养老补助资金184亿元支持社区养老设施建设，但其效能发挥需避免“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核心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设施的使用价值。目前的“国有主导＋民营参与”模式显示出初步协同成效，但仍需在机制设计上进一步明晰权责边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政策工具组合拳”（财政补贴、准入激励、税收减免）与“混合运营模式”并行，强化公益性与市场性的结构融合，是未来制度演进的方向。2023年民营高端养老机构入住率达85%，月收费普遍在8000～20000元区间，说明高品质服务具备真实支付意愿与市场潜力。应出台《银发服务公共责任与市场参与清单》，厘清政府“兜底清单”和市场“优供清单”，探索建立“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绩效监管”的“三位一体”合作机制，构建分层次、多通道的服务供给体系。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不在于角色替代，而在于边界清晰、功能互补。“国企建设＋民企运营”“政策工具组合拳”等实践模式，本质上是在探索“公益属性”与“市场效率”的平衡点，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明确各方权责与利益分配机制。
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大突破方向
我国“4000万失能老人、85%依赖家庭照料”的局面既是服务短缺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制度缺位问题。家庭照护的隐性负担不仅会限制中青年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也会制约老年人的照护质量和消费空间。破解这一困局需以“积极老龄化”为价值内核，通过释放家庭照护者劳动潜力、激活失能群体服务消费，形成“照护保障—消费释放—经济循环”的正向反馈，基于保障维度、服务维度、治理维度构建系统性方案。保障维度，扩大长期护理险的普惠性覆盖。当前长护险20%的覆盖率与失能群体需求存在显著差距，需将居家照护、辅助器具租赁等纳入保障目录，加快实现全国统筹，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的筹资机制减少家庭支付压力。服务维度，培育规模化、专业化的照护服务主体。当前照护市场呈现“小散弱”特征，需通过政策引导形成区域龙头企业，建立标准化服务体系（如失能等级评估、分级照护流程），以降低边际成本，满足差异化需求，推动照护服务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治理维度，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协同的照护网络。强化社区作为照护枢纽的功能，通过日间照料与夜间巡护的时空互补，降低机构床位依赖，既提升照护资源配置效率，又为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创造增量市场。
当前智慧养老产品“热技术、冷使用”的困境，本质是技术研发与老年需求、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智能设备与服务系统的三重脱节。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需锚定三个核心方向。交互优化：以适老化设计重构产品逻辑。基于“适老化设计理论”，破解70%智能设备因操作复杂被闲置的问题。应强化“极简主义设计”，通过大字体、语音交互等适配老年人的能力短板（如视力退化、操作记忆衰退），而非单纯堆叠功能。同时需建立统一的适老化标准与产品认证制度，引导企业以“老年用户体验（UX）”为核心，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成本控制：以规模效应推动普惠化渗透。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聚焦“核心需求—基础功能”的性价比平衡，利用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同时通过“研发补贴＋消费券”组合政策，推动适老技术从“高端小众”向“普惠大众”转型，激活银发数字消费市场。系统协同：以数据互通打破场景割裂。建立跨部门健康数据共享平台，构建“预防—干预—康复”的全链条数据闭环，推动智能监测设备与社区医院、家庭医生终端实时联动，既提升技术实际应用价值，又为智慧养老产业创造“设备＋服务＋数据”的增值空间，形成生态化发展格局。
我国养老护理员550万人的缺口，以及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结构特征，本质上是银发经济中“人力资本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的矛盾。从人力资本理论看，养老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不足，不仅直接制约服务专业化水平，还会因“服务能力信任赤字”抑制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意愿，成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瓶颈。破解困局需基于“职业发展全周期理论”，从“引人—用人—留人”三个阶段构建激励机制。培养端：以“产教融合”破解人才供给断层。当前200所高校设立的老年服务专业与产业需求存在“最后一公里”差距，为此，需推动高校、职业院校与养老机构共建实训基地，提供入职奖学金与就业优先通道，设立“银龄技能人才培育专项计划”，鼓励青年群体加入。使用端：以“标准化管理”提升岗位适配性。建立统一的职业标准与认证机制，推动人岗匹配和技能分级，设立“适老照护服务等级证书”制度，强化职业透明度和可晋升性。激励端：以“能力—薪酬挂钩”强化职业吸引力。将薪酬与服务年限、技能等级挂钩，构建“能力导向＋稳定激励”的职业晋升路径；同时提升职业社会认同感，将护理经验纳入公共服务积分体系，推动养老服务职业从“过渡型就业”转向“成长型职业”。
从制度协同理论看，当前银发经济政策体系存在政策间缺乏协调性、制度缺乏连续性、执行缺乏落地性的“三重瓶颈”。这种“碎片化”状态难以形成支撑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合力”，亟须构建系统协同的制度体系。养老金融制度：构建全周期资本支持体系。整合个人养老金账户、住房反向抵押等工具，通过税收优惠引导长期储蓄向银发消费转化，借助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激发养老金融活力；设立养老金融监管专责机构，平衡“资本效率”与“风险防控”，为银发经济提供稳定的资本供给，推动“储蓄—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服务监管制度：建立标准化质量治理体系。构建覆盖服务内容、安全管理、投诉处理的全流程标准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与“红黄绿”预警机制，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倒逼服务升级，推动银发服务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竞争”，增强老年人消费信任。人才激励制度：完善长效权益保障体系。将养老从业经历与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权益挂钩，构建“职业发展—社会权益”的长效激励框架，提升职业认同感与稳定性，为银发经济提供可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解决“服务能力不足抑制消费”的瓶颈。产业扶持制度：打造精准化生态培育体系。设立银发经济产业基金，重点支持适老科技研发、普惠服务平台等“短板领域”；通过税收减免、用地优先等政策组合，引导社会资本聚焦“高质量供给”，推动形成“创新驱动、多元协同、公平可持续”的产业生态。总之，银发经济的发展不能止于产业扩张或数据繁荣，其根本目标应是构建一个尊严老龄、活力老龄、共享老龄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注释
[1]引自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财富储备调查报告（2024）》，2024年10月25日。
[2]邵念荣：《从康养旅居看银发经济》，《经济日报》，2025年4月17日，第5版。
[3]谈志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着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5年1月2日，第7版。
[4]引自上海市康复器具协会发布的《上海市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蓝皮书（2025）》，2025年5月29日。
[5]民政部：《全国已经建成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7万个》，2025年2月28日。
[6][21]周刊君：《500万护理员缺口vs3亿老人需求：中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冰与火”》，《新华养老周刊》，2025年4月1日。
[7]引自中研普华产业院研究报告《2024—2029年中国养老院建设发展现状及前景规划建议报告》，2024年6月24日。
[8]黄春棉等：《养老机构“冰火两重天”》，2024年11月19日，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2411/19/t20241119_39208082.shtml。
[9]引自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CAAPA）与美团合作发布《2024中国旅游休闲度假市场新趋势发展报告》，2024年10月23日。
[10][17]陈友华、孙永健：《银发经济发展：问题与前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11]周刊君：《风口下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怎么干、有多难、咋发展》，《新华养老周刊》，2025年2月12日。
[12]《广东老年用品产业规模超6500亿，近五成企业聚集穗深莞》，2025年6月18日，http://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506181095644.html。
[13]养老事业部：《地方多举措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养老护理员仍是关注重点》，民德咨询，2025年1月6日。
[14][28]赵丽、薛凯文：《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探析》，《中国证券期货》，2025年第4期。
[15]蔡颖等：《未来居民消费增长路径展望》，《红周刊》，2021年11月21日。
[16]引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联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4年10月11日，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99980001751/content.html。
[18]《针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检察机关保持惩治高压态势》，《人民日报》，2024年8月9日，第12版。
[19]赵浩华：《弥合数字鸿沟，为银发经济注入新动能》，《科技日报》，2025年6月30日，第8版。
[20]李鹏波等：《老年文旅消费“数字鸿沟”问题的成因与对策》，《中国旅游报》，2025年4月7日，第3版。
[22]《30万护理员VS3500万失能老人，“人才荒”如何解》，《上海第一财经》，2025年5月18日。
[23]董海宁：《我国银发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经济师》，2025年第6期。
[24]林瑜胜：《浅谈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的着力点与优化路径》，《中国社会报》，2025年7月8日，第4版。
[25]引自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2025—2030年监护设备行业风险投资态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2025年2月。
[26]《智慧养老技术与应用发展白皮书——基于情感陪护养老的探究》，2025年7月10日。
[27]任欢等：《智慧养老，如何实现从“有”到“优”》，《光明日报》，2024年7月24日，第7版。
[29]引自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监测数据及智研咨询《2024年中国智能养老行业发展报告》。
[30][31]纪竞垚、杜飞轮：《银发经济政策：基本逻辑和发展前景》，《宏观经济研究》，2025年第5期。
[32]阳义南：《持续健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金融体系》，《国家治理》，2025年第8期。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Silver Economy and Approaches to Their Resolution
Wu Ruijun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concept, the "silver economy" has rapidly gained traction. It not only frequently features in policy documents but also has become a new hotspot pursued by the capital market.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industrial parks, the advance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projects, an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elderly care financial products all signal a nationwide "silver economy wave." However, from a four-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supply-consumption-service-technology," the current silver economy is plagued b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cluding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ambiguous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discontinuities, the dual suppression of payment capacity and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the cyclic dilemma of talent shortages and fragmented systems,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hot concept" and "cold applic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The silver economy should 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as a "business for the elderly" target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nor should its value be measured solely by market scale and consumption potential. Its core lies i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must be rooted in the logical synergy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family structure, security systems, public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Keywords: silver economy, population aging, elderly consumption, elderly car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