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呈现复杂性、多元性与联动性并存的态势，使得周边安全治理任务愈加艰巨。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这一安全模式区别于西方零和博弈的安全观和霸权思维，为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视角。安危与共是促进合作的根本动力，求同存异是安全合作的重要原则，对话协商是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为推动亚洲安全模式实践，应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议题，以化解周边热点问题为关键突破口，着眼构建可持续的周边安全机制。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面临大国博弈加剧、安全治理赤字和安全需求差异等诸多挑战，需要中国与周边各国共同努力，切实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夯实安全基础。
【关键词】亚洲安全模式 周边安全 中美关系 地区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07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外交学院科研处处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亚太安全、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主要著作有《联盟研究：理论与案例》《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大国博弈与地区回应》等。
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体现出我国对周边安全的高度重视。周边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周边国家与我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密切，对我国和平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和周边地区的大国博弈加剧，构建和平安宁周边环境的必要性日益增强。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是对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等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亚洲安全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全球化深入推进与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大国竞争持续升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愈加呈现复杂性、多元性与联动性并存的态势。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近年来，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周边安全，携手周边国家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深刻，全球范围内的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使得地区稳定成为各国战略关注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大国博弈加剧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背景下，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尤为关键。全球安全风险与地区安全风险具有深刻联动性，对于周边安全形势的判断要立足全球审视周边。
从全球层面来看，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动荡不安态势。随着特朗普再度执政，保守主义回潮，国际局势呈现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是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冲突局势愈发复杂，特朗普再度执政后，落实和平计划遥遥无期。巴以冲突长期焦灼，其安全风险的外溢效应日益突出。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并高度交织。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多发态势，且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多维度、系统性的挑战，超越了单一国家应对能力。三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碎片化与功能弱化。当前国际安全合作缺乏有效协调机制，联合国等传统多边机制调解能力削弱，而一些“小圈子”机制如“奥库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有强烈排他性，难以提供普遍适用的安全公共产品。
从亚太地区整体来看，尽管全球安全风险上升、地缘政治对抗加剧，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仍总体保持稳定。从传统安全角度来看，南海、朝核、印巴等敏感议题普遍处于低烈度状态，并未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即便是2025年印巴紧张局势升级，但双方很快采取克制态度，尚未演变为大规模持续冲突。相较于中东、东欧等地区频繁爆发的武装冲突，亚洲地区的安全治理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调节能力。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未形成持续性扩散。亚太各国通过多边机制、跨国协同治理、区域能力建设与联合演练等方式，有效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综合而言，当前全球安全格局因传统与非传统威胁的加剧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而愈发动荡不安。相较之下，亚太地区因各国总体保持相对克制、包容性多边机制韧性较强等因素，在维护整体稳定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
近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地缘博弈的前沿，而网络犯罪、气候风险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也在此交织叠加，使得周边安全治理呈现高度动态性与复杂性。在地区冲突治理层面，亚太各国通过多边机制与双边协商等方式完善冲突调解与安全保障机制，有效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然而，领土争端、地缘政治竞争、军事冲突风险以及大国博弈等安全问题仍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威胁。为妥善解决安全问题和防止地区落入“泛安全化陷阱”，亚太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使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总体可控。
在非传统安全合作层面，亚太各国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和合作框架，推动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提质增效。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全面、多层次、机制化的合作，为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东亚、东南亚通过诸如东盟网络安全合作行动计划、跨国司法协助平台等机制，在网络安全、生态保护、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尽管部分国家因政治转型或社会经济压力出现内部动荡，但通过多边协调和区域合作，其国内安全问题未对周边整体安全构成广泛性威胁。
总体来看，中国周边地区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成效显著。一方面，周边地区安全机制众多，可有效发挥促进地区和平安全的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等机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拓展周边安全对话渠道，为实现地区安全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周边地区安全机制众多，但机制重叠、覆盖率不足、功能受限且不同机制之间存在相互竞争，这导致资源配置分散、效率受限，并在一些领域出现碎片化倾向，难以形成真正的区域协同合力。亚太安全治理实践应着力打破安全机制碎片化倾向、强化多边统合与协同，为亚洲安全模式的深化与区域持久和平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主席指出：“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牵涉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各大区域的至少二十多个国家。从国家安全来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边疆安全息息相关，高度联动。周边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家整体安全具有牵引性与放大效应。从外交战略布局来看，周边地区的首要位置更加凸显，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塑造和平与繁荣的周边地区意义重大。因而，周边安全治理对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为推动构建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不仅提出一系列崭新的安全治理理念和相关理论，而且在优化全球安全治理过程中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不断推动周边安全合作理念创新。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当前，亚太地区作为大国利益交汇点，受国际形势演变的影响尤为明显，现有安全架构和理念难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详细阐述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提出“亚洲安全模式”，为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指明方向。
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不断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推进周边安全合作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一是加强战略互信与高层交流。中国与周边多数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在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周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深化。二是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中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不断走深走实。通过创新安全理念与机制化实践，中国不断夯实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制度与信任基础，为区域和平与繁荣提供了坚实支撑。
亚洲安全模式的理论创新
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这是在延续亚洲人民和平共处传统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形成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这一安全模式区别于西方零和博弈的安全观和霸权思维，有力地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对外政策的深刻理论内涵，为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全新的视角与方案。
安危与共是促进合作的根本动力。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塑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是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促进国家长远发展的必要举措。当前，中国周边安全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大国博弈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主权争端持续深化，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共同威胁着亚洲地区的安全。受此影响，地区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凝聚安危与共的共识，在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安全关切，才能更好地推进安全合作、化解安全风险、走出安全困境。
构筑亚洲安全模式应坚持安危与共的合作理念。一方面，安危与共意味着感同身受，这要求各国秉承共同安全的重要理念，在综合安全的视域下，充分考量不同国家差异化的安全需求。亚洲地域辽阔，各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各异、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有所区别。安全形势的复杂性要求中国需充分考量周边安全的多样化难题，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在实现自身安全的过程中增进共同安全。另一方面，安危与共意味着同舟共济、合作共赢。这就需要加强周边安全合作，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利益相融、命运与共，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面对来自区域内外的各种安全挑战，亚洲各国应当携手共进，减少猜忌，深化信任与理解，摒弃冷战思维，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安全之路，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安危与共理念蕴含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体现出对西方安全观的超越。其一，超越西方安全观中的零和博弈思想。传统西方安全观秉持权力政治逻辑，主张通过建立军事联盟来实现自身安全，这种排他性的安全观在实践中往往会加剧安全困境、加速区域安全局势紧张升级。安危与共理念则秉承相互依存的安全观，强调各国要携手应对安全难题、破除安全困境，在合作中保障共同安全。其二，超越西方安全观中的自我利益至上和单边主义思想。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安全观往往强调本体安全中的优劣之分，片面强调大国的安全利益，忽视小国的安全利益和诉求。安危与共理念尊重不同国家在安全诉求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主张根据各区域、国家实际情况来建立相应的安全合作机制，体现出对不同国家安全利益和权益的尊重与关切，有利于维护区域和谐与稳定。
亚洲地区多样性特点突出，域内国家之间差异性较大，这使得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治理上面临诸多难题。首先，各国的安全诉求和安全能力存在一定差异。亚洲各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因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安全利益和诉求。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对更关注技术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重点关注生存安全、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受安全诉求差异化的影响，各国在应对安全风险的方法和能力上呈现多元化路径。一些小国安全能力较为薄弱，甚至需借助外部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其次，不同次区域的突出安全问题和安全合作重点有所不同。当前，东南亚次区域安全合作主要关注跨境犯罪、打击海盗、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东北亚次区域传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冷战遗产和大国博弈的影响较为明显；中亚地区安全合作则主要聚焦打击“三股势力”和能源安全；南亚区域内印巴冲突、宗教矛盾等安全风险长期存在。再次，受安全利益分歧影响，亚洲各国在不同领域的安全合作水平呈现较大差异，各领域安全治理状况参差不齐。相对而言，亚洲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明显滞后于反恐、网络安全、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上述差异性要求各国在合作中必须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寻找共同关注点，构建包容性合作框架，推动各国在安全合作中优势互补、各尽其能，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提升地区整体安全能力，保障区域安全和发展。
构筑亚洲安全模式应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在安全合作议题上，优先从共识较多的领域入手。通过深化在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共识水平较高领域的合作，有效促进各国的沟通磋商，进而以阶段性成果来增强相关各方对安全合作的信心和积极性，为日后更广泛的合作奠定基础。在合作机制建设上，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完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架构。需秉持开放和包容的理念，在协调现有多元化、碎片化机制的基础上，打造更加有效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逐渐实现功能拓展与提升，推动形成多层次、多领域、整体性、复合型地区安全机制。在合作理念上，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以高度凝聚共识。通过求同存异的合作可以有效化解各方分歧，增进彼此信任，在合作中产生良好效果推动聚同化异和求同合异，拓展各相关方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从而不断拓展安全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形成良性循环。
求同存异原则是中国外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实现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首先，求同存异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立己达人”的处世之道。求同存异原则强调一国不仅应注重自身安全利益，也需密切关注他国多样化的安全诉求与利益，力图在合作中提升自身安全能力的同时，帮助他国实现安全。这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安全观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漠视他国安全利益的零和安全观形成鲜明对比。其次，求同存异原则有利于形成动态适配的安全合作。求同存异原则要求各方在实践中充分考虑区域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协商和交流，寻求在共同利益上的安全合作，这种安全合作思维有助于最大程度地规避争执、化解分歧，建立高效畅通的沟通渠道。再次，求同存异原则遵循循序渐进的思路。求同存异原则不同于西方急于求成、非友即敌的安全合作观，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充分考量亚洲地区的复杂局势，优先从分歧较小的议题入手以推进合作的持续深入，从低敏感领域逐步拓展至高敏感领域，从双边逐步发展到多边，从浅层次合作逐步深入到深层次合作。这种循序渐进的合作思路有助于在实践中逐步积累信任、打消彼此的疑虑，形成高共识、高密度的安全合作模式。
对话协商的合作方式根植于以和为贵的儒家文化。亚洲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睦邻友好”的交往观，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和争端是亚洲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政策取向。对话协商的合作方式能够较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形势变化。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武力冲突的代价和后果变得不可承受，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亚洲国家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重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来化解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对话协商的合作路径有其独特的优势，该路径能够有效缓解相关各方的矛盾、管控分歧，避免冲突的再度升级。通过对话协商，可以促使各相关方保持克制与冷静，充分表达己方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诉求，在对话中消除误解与偏见，增进信任和理解，以实现利益平衡，制定最佳方案。
构筑亚洲安全模式应坚持对话协商的合作方式。首先，建立和维持对话协商渠道或机制。一是要完善政府高层会晤机制，加强各国政府和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促进信息共享，减少因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误解和矛盾。二是要构筑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门性对话渠道，如军事交流机制、专家研讨会等，通过有效交流分享各国的安全经验，提升跨国执法能力和安全合作效率。其次，完善地区危机管控和冲突预防机制。面对当前亚洲区域内不确定性较强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事件及各类武装冲突，各国要加强对周边区域的形势研判、政策关注和资源投入，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系统，制定明确的危机应对预案，以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危机管控与热点掌控能力。再者，充分发挥大国协调作用。大国应加强沟通与对话，构建稳定的互信关系，整合地区安全资源，避免因过度竞争造成制度拥堵，充分发挥自身在多边机制中的建设性作用，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此外，要注重对话协商的平等性、民主性。坚持各国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且充分保障对话协商的透明性和公正性，避免出现强制性、排他性的现象。
对话协商的合作方式充分展现平等性、民主性、公平性原则，在实践中具备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对话协商的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安全合作的效力。对话协商的方式蕴含着不同于部分美西方国家对抗性安全观的价值理念，其倡导和平、理性的合作方式，通过克制的沟通避免因情绪化而造成矛盾升级，从而稳定局势，实现“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另一方面，对话协商的方式可以减少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相较于武力对抗，对话协商为解决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文明、和平的方式，体现出在政治上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平等协商，彰显了国际关系的民主性，可以有效减少因武力冲突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性损害，形成更具持续性和包容性的解决方案。此外，对话协商有助于减少联盟对抗。对话协商超越了西方传统安全合作中狭隘的阵营思维和霸权胁迫，能够为各国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在发挥大国作用的同时，充分尊重小国利益，有效实现共同安全。
亚洲安全模式的推进路径
面对亚太地区及中国周边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亟须探索契合亚洲实际的安全治理路径。为此，应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议题，以化解周边热点问题为关键突破口，着眼构建可持续的周边安全机制，扎实推进亚洲安全模式的落地生效。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多元、复杂态势，面临的安全挑战既包括传统安全问题，如领土领海争端、国内及国家间武装冲突、武器扩散等，也涵盖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网络安全问题、有组织跨国犯罪、经济安全风险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安全威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呈现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首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相连。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的延宕难解往往会衍生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间军事冲突如乌克兰危机即引发国际经济、金融制裁，能源或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特定条件下会演变为传统安全冲突。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极易通过激化国家间的矛盾引发军事冲突。其次，不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从而形成复杂的威胁网络。例如，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危机，进而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网络安全漏洞可能被跨国犯罪组织利用，造成金融系统风险、数据泄露等连锁反应。这种多维度联动性增强了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由于不同类型安全挑战的联动性，应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某个领域安全的“木桶效应”，促进各领域安全合作的协调并进。一是统筹推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目前，传统安全议题虽仍占据主流地位，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亦大幅提升。在积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需同步强化防范化解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实现“硬安全”与“软安全”并重，提升战略韧性。二是注重强化非传统安全不同领域之间的统筹。相较于传统安全议题，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跨领域特征更加凸显，要注重通过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共享、资源统筹与应急联动机制，构建一体化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三是注重周边安全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统筹。数字时代背景下，虚拟空间尤其是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的新战场。中国周边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网络安全威胁的事态。域内外国家间在网络攻击、信息操控、数据安全等领域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应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统筹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促进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推动法律、技术、外交等多样化工具的协同运用。
在统筹各领域安全、推进亚洲安全模式的具体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项原则。一方面，需坚持系统思维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尽管各类安全问题存在联动性，均需予以重视，但治理上仍需分层分类施策。对事关国家生存发展的核心安全领域，应确保战略资源的优先保障，对于其他安全领域，则要尽力提升韧性治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相结合。安全治理既需扩大国际合作，也应强化地区或国家在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要通过自主研发与战略储备增强抗压能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当前，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主要涉及朝核问题、南海争端、印巴冲突等。其中，朝核问题是影响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核心挑战，其牵动中、美、朝、韩、日、俄等多国利益，核武器扩散风险与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对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南海争端则涉及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不仅关系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也涉及海上通道安全与地区力量平衡，域外国家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局势复杂性。印巴冲突是南亚长期存在的热点问题，2025年5月冲突局势升级，双方互相发动新的军事袭击，严重威胁南亚地区和平稳定。这些热点问题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牵涉国家广泛、利益高度交织，任何单边行动都可能产生涟漪效应；二是热点问题历史经纬复杂、民族情绪强烈，因此解决难度较大、谈判过程复杂；三是易被域外力量利用或操控，成为大国博弈的代理场域。鉴于此，为有效化解上述问题，迫切需要探索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状况的安全治理路径。
“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无疑为推动热点问题的有效化解指明了重要方向。面对诸多挑战，亚洲国家应从三个方向持续努力。首先，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推动历史问题理性化处理，可通过联合开展历史研究、推动人文交流、构建跨国智库网络等方式，减少对立叙事，增进相互理解，为历史问题的解决夯实社会基础。其次，增强地区战略自主性，减少域外干预，亚洲国家应通过加强政策协调、深化安全合作，维护域内国家对本地区事务的自主性和主导权。再次，着力提升多边机制的包容性与实效，为此不仅需增强机制包容性，使其涵盖热点问题相关国家；还需增强机制执行力，推动相关机制解决问题的实效不断增强。
目前，亚洲地区已建立一系列安全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等。这些机制在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东盟地区论坛持续开展安全对话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然而，现有安全机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部分机制的代表性不够广泛，未能涵盖所有相关国家；一些机制的协调和决策效率有待提高，难以迅速有效地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此外，各机制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仍不够紧密，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现象。
在推进亚洲安全模式相关实践的过程中，构建包容性强、运作高效的周边安全机制是关键。一是扩大机制参与范围，提升包容性与代表性。需着力淡化排他性与大国主导色彩，强化机制的公平性和共识基础。同时应更多关注中小国家的安全关切，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二是加强机制间协同整合，破解碎片化困局。现有机制功能重叠但缺乏联动，可建立区域性协调机制或平台，加强安全信息交流、议题协同与资源整合，推动形成结构清晰、分工明确、相互支撑的多层次安全网络，提升整体机制运转效率与回应能力。三是拓展合作议题，增强合作黏性。在安全治理中引入多元议题，发现更多共同利益点，进而扩大合作空间。因此应增加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包括能源安全、气候安全、网络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等，增强机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为推进周边安全机制的长效化建设，可着力从以下三方面施策。第一，完善制度规则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安全机制的章程、议事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基础性制度文件，为机制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在机制内设立常设秘书处、工作小组和危机响应中心等执行机构，提升议事效率和落实力度。第二，建立定期评估与调整机制。在机制运行过程中，应通过定期自我评估、成员国审议与第三方独立评估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使机制保持活力与适应性，避免陷入僵化或流于形式。第三，高度重视机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吸纳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安全议题的讨论与政策设计，提升机制透明度与公共性，增强相关机制对区域安全共识的代表性与回应力。
总之，推进亚洲安全模式需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缓解周边热点问题，推动包容性和长效化安全机制建设，通过系统治理、对话协商和多边合作，增强地区自主性，推动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合作。
亚洲安全模式的现实挑战
当前周边地区安全环境日益复杂，亚洲安全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大国博弈加剧亚洲局势紧张，安全治理赤字问题仍然严峻，安全需求差异问题依然存在。深入剖析这些现实挑战，对于推动亚洲安全模式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大国博弈深刻影响着亚洲安全格局，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变化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近年来，伴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拓展深化，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逐步增强，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在亚洲地区的竞争者和主要威胁，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逐渐加剧。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推出所谓“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的概念，对华实施多维度遏制，拉拢盟友构建反华包围圈，企图从安全和经济领域对中国发展进行双重遏制，重塑地区秩序以维护其霸权地位。在安全层面，美国以“印太战略”为工具，在南海等区域挑动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议题军事化，破坏区域安全互信。同时，美国强化在亚太的双边及小多边同盟体系，以提升对中国军事压力，搅动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在经济领域，美国推行“印太经济框架”，依托“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机制构建排华供应链网络，试图联合盟友压缩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空间，干扰产业链稳定。美国还试图强化其在地区规则和秩序塑造中的影响力，将中国周边国家纳入其战略体系，进一步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这些举措加剧了亚洲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亚洲安全模式构建面临更严峻的战略挑战。
受大国博弈影响，部分国家选择依附大国以寻求安全保障，而另一些国家则努力维持战略自主，试图在大国间寻找平衡。亚洲地区的大国博弈使得地区力量加快分化重组，增加了亚洲安全模式实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面对大国博弈带来的风险外溢与安全挑战，中国始终强调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亚洲国家间则应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构建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安全合作框架。
亚洲安全模式的构建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安全治理赤字问题。从机制层面来看，亚洲安全机制较为松散，缺乏完整高效的安全架构。现有安全机制呈现碎片化与重复性特征。当前亚洲地区既有美国主导的双多边安全同盟体系，又有东盟主导下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倡导的新安全治理机制，导致“机制拥堵”（institutional congestion）现象的出现。首先，各类安全机制相互竞争，在成员主体、功能主题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叠，缺乏有效协同。过于复杂的机制建设不仅导致资源浪费，也使得安全治理效能低下，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应对策略。其次，安全机制的工具化使得安全议题泛化。大国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安全治理赤字，中、美、日、俄、印等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使得各种安全机制所关注的安全议题愈加分化，甚至沦为个别行为体以权谋私的工具，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再次，安全观念的差异也构成了治理赤字的深层原因，不同国家对安全的理解和优先级排序存在差异，如联盟安全观与非联盟安全观、共同安全与发展安全的分歧等，为亚洲安全共识的发展和亚洲安全模式的推进带来挑战。
周边地区安全治理赤字对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其一，安全治理赤字削弱了现有安全模式的有效性。面对日益增加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侧重传统安全治理的模式有些力不从心。其二，安全治理赤字限制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合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各国在安全事务上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其三，安全治理赤字导致周边地区信任赤字扩大化，加剧安全困境。各国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竞争性策略，反而导致地区整体安全环境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减少周边安全治理赤字，推动亚洲安全模式创新实践，需要从多个层面共同努力。第一，凝聚安全观念共识：要通过多边对话和交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升中国安全理念的国际认可度。第二，促进安全机制的协调与融合：推动现有机制间的对话与融合，减少竞争和重复，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安全架构。第三，推动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双重协调”战略，即大国协调与机制协调并进，引领和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最终实现亚洲安全模式的转型与升级。
亚洲各国在历史、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差异较大，多种因素交织作用导致亚洲各国安全需求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亚洲各国安全需求的差异，对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是安全需求的多样性影响亚洲安全模式实践的凝聚力。不同国家对于安全的定义和优先级存在不同认知，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架构，各国基于自身安全需求的行动，将影响亚洲安全模式的效率和执行力。二是安全需求差异影响地区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由于各国的安全关注点不同，在开展安全合作时往往难以达成共识。一些国家之间因历史遗留问题、政治互信不足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安全需求差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阻碍，导致安全合作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三是安全需求差异易引发地区冲突风险。当各国的安全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协调和满足时，可能会导致各国采取各自的安全政策和措施，甚至通过增强军事力量、强化军事同盟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安全，从而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协调好各国安全需求差异是关键所在。首先，应尊重各国安全观差异，逐渐推动安全理念融合。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强调“求同存异”原则，针对不同区域的安全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灵活调整合作重点，促进各国安全合作的深化。同时，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携手推进双边命运共同体与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各国在共同安全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其次，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构建包容性的亚洲安全架构。通过多层次对话与合作机制，促进安全理念交流与实践协同，增强地区安全互信。各国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项目，通过实际行动增进互信、积累合作经验，逐步弥合安全需求差异，为构建亚洲安全模式奠定坚实基础。再次，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通过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而增强各国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我国应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洲地区的深化和拓展，鼓励各国参与共建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强经济联系和互利合作，减少因经济利益分歧而产生的安全矛盾，为解决安全问题提供经济支撑和动力，统筹发展与安全。
亚洲国家间的安全需求差异客观存在，但通过理念融合、加强对话与沟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努力，可以有效协调这些差异，为构建符合亚洲地区特点和需求的安全模式创造有利条件，进而实现亚洲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
结语
亚洲安全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环顾当今世界极为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加强周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国周边地区之所以长期保持相对和平安宁状态，与各国在长期互动中探索出的相处之道密切相关。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在亚洲安全模式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通过与周边国家凝聚共识、务实合作，切实加强各领域安全合作，夯实共同安全基础，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离不开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也需基于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域外国家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周边安全治理成为典范，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实践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MZD027）
注释
[1]罗圣荣：《全球安全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当代世界》，2024年第4期。
[2][10]《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2025年4月9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17717.htm。
[3]《“印巴连续四晚交火”，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印度的“军事入侵”迫在眉睫》，2025年4月29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5_04_29_774012.shtml。
[4][7][8]冯绍雷、封帅：《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特点、功能与趋势》，《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
[5][36]韩爱勇：《全球安全倡议与构建周边安全新架构》，《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
[6]《携手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习近平主席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引发广泛共鸣》，2023年10月25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25/c_1129937797.htm。
[9]《迈向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2025年4月24日，https://theory.gmw.cn/2025-04/24/content_37987720.htm。
[11]《“亚洲安全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2025年4月18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MJq5ozVcgG。
[12][17]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2版。
[13]和音：《筑牢维护亚洲安全稳定的基石》，《人民日报》，2025年5月4日，第3版。
[14]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15]凌胜利：《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构建与中国方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15期。
[16]王帆：《论观念差异与国际合作——“合异论”的提出》，《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
[18]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19]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20]凌胜利：《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国家治理》，2025年第12期。
[21]陈翔：《中国参与周边安全治理的进程与经验》，《区域国别学刊》，2024年第5期。
[22]王帆、司园园：《国际安全议题：延续与转变》，《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3期。
[23]刘向洋：《周边安全秩序演进的新态势和治理新议程》，《岭南学刊》，2025年第2期。
[24][40][41]凌胜利：《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4期。
[25]王高阳：《中国与周边国家网络安全合作：周边外交新议程》，《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26]《印巴冲突走向牵动多国》，2025年5月1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693073432022006&wfr=spider&for=pc。
[27]《筑牢维护亚洲安全稳定的基石》，《人民日报》，2025年5月4日，第3版。
[28]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年：成就、挑战与前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页。
[29]《王毅出席第30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2023年7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07/t20230715_11113641.shtml。
[30]刁大明、马嘉帅：《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2期。
[31][32]张洁：《中美博弈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演进动力、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2期。
[33]王健、张群：《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期。
[34][37]凌胜利：《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5期。
[35]卢光盛、金珍：《超越拥堵：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路径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
[38]凌胜利：《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1期。
[39]朱永彪、苗肖阳：《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下的中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
The Asia Security Model: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athways to Implementation
Ling Shengli
Abstract: A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crucial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serves as a key factor underpinn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lding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China's long-term growth. Currently, the regional security landscape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interconnectivity, rendering the task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In April 2025,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e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sia Security Model", which emphasizes interconnected security,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resolv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This approach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zero-sum mindset and hegemonic logic prevalent in Western security paradigms,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Interconnected security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al driver for cooperation,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constitutes a core principle, and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represents the primary method of engagement. To advance this model in practice, it is essential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in addressing security issues across domains, with a focus on resolving regional hotspots as a critical breakthrough, and to work toward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for peripheral secur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ia Security Mode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intensified major-power rivalry, deficits in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divergent security needs among nation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requires concerted efforts from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o tangibly improve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s fo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words: the Asia Security Model, peripheral security, the China-US Relations, regional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