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特点和重大成就主要包括：在改革战略和方法方面，由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的渐进式改革，发展为全面深化、整体推进的系统性改革；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由主要以改革旧体制来解放生产力，发展为主要以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开创、形成、确立阶段进入体系化、效能化、现代化阶段；在对外开放方面，由引进为主、合作为主、政策引导为主的开放，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既合作又竞争的制度型开放。
【关键词】新时代 改革开放 制度型开放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01
【作者简介】闫志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纵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主编）、《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主编）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特点和重大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改革战略和方法方面，由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的渐进式改革，发展为全面深化、整体推进的系统性改革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由于当时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我们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的方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渐进式改革，从而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这种逐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形成这个时期改革的一系列特点，如改革的探索性（摸着石头过河）、实验性（把改革作为一场很大的试验，点上试验成功再全面推广）、渐进性（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不平衡性（特区与其他地区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体制内与体制外改革与发展不平衡）等。新时代以来的改革，是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随着各方面改革的相继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在各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这时的改革要继续向前发展，就不能停留在局部改革的逐个突破上，必须全面展开，整体推进，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党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改革经验，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全面系统协调地推进改革，由局部突破转向全面展开，由分散推进转为整体推进，由不平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这便形成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点：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协同发展、攻坚克难。改革的方法也由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发展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改革的全面、整体、系统、协调推进要求强化顶层设计，但这绝不是说可以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还面临许多新问题、新任务，摸着石头过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改革方法。
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这个时期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规范性。无论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都对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改革进行整体性地全面规划，十分重视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的协调和配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第一个改革决定。《决定》明确新时代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全面规划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军事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决定》特别强调改革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并且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是我国改革的基本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又一个全面、整体、系统、协调推进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围绕如何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系统规划今后的改革任务。相较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加重视改革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由主要以改革旧体制来解放生产力，发展为主要以创新来发展新质生产力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党的十八大前后在这方面所面临的任务明显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僵化保守的苏联模式，如何解放思想、打破这种传统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是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突出表现在它能不能从传统旧体制下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党的十八大前后，束缚生产力的传统旧体制已经基本上被打破，我国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源于我国的生产力从快速发展转变为质量和效益提高，我们把这个变化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在这个重大变化过程中，现代化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和发展，逐步成为我国主体的生产力，也就是现代化的生产力。怎么样推动符合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体制和方法创新，越来越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于是，改革作为我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表现为制度和体制的创新。正因如此，这个时期，创新成为我国发展和改革的第一动力。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创造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制度、体制和方法。
那么何为当代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应当怎样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适应其发展要求的制度和机制？新质生产力，同现代化这个概念一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生产力，由此引起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大变化、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例如，英国工业革命是由新的生产力——与过去手工劳动不同的机器大生产引起的，在其推动下，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代替长期统治欧洲的封建主义，世界格局也发生根本变化，首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同英国工业革命相比，甚至会超过英国工业革命。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英国工业革命把人类从农业社会推进到工业社会，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彻底改变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后来，整个世界发生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变化。到当前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正在发生新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是什么呢？就是从工业化社会到智能化社会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是生产工具。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是手工劳动制造出来的手工工具，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是机器生产制造出来的各种机器，现在这场人们称之为智能化的科技革命，形成的新的生产力的标志，是能够帮助和替代人类进行脑力劳动的各种工具，我们将其称为人工智能工具。现在，人们不仅能够把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交由这些智能工具完成，而且通过广泛使用智能工具，极大地提高我们的脑力劳动效率。比如，计算机的出现和接踵而至的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我们的数字计算、数据处理和应用能力，使与之相关的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又如，从电脑的应用开始，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与人的互通互联成为普遍且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使世界万物之间的互通，甚至脑机互联成为现实，人类社会从此迅速跃进到信息化时代。再如，手机开始仅仅是作为一种比较方便的通讯工具被使用，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发展，其具备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功能，通过下载各种不同的智能软件，人们可以利用手机进行网上转账、支付、交易，进行阅读、娱乐、办公、教学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手机成为功能十分强大、应用范围极广、更新换代很快、人们越来越难以离开的智能工具。智能操作和智能软件的广泛应用，把生产、生活的智能化水平推至极高的层面，现在无人驾驶的汽车、火车、飞机都已经变为现实，智能机器人也已经面世，航天和军工领域的人工智能控制更是已发展到十分惊人的程度。
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已经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正被普遍应用到生产、生活、治理和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网上交易、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3D打印和仿真机器人、智慧城市和智慧家居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
其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拉近人们的距离，有力地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当今时代各国经济正在由相互联系走向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相关。全球化、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等，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经济关系的最新形态，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各种民族利己主义、单边主义势力的反对、破坏和阻挠，但是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国家也无法阻挡的。
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方式。正如历史上产业革命曾经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样，当前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机器的使用曾经严重地冲击手工劳动，而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同样产生巨大的冲击。比如，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和交易方式，对实体金融机构和实体商店产生较大冲击。又如，众多新兴产业的出现，无人驾驶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一定程度上使得相关行业的传统工人面临失业风险。再如，网上购物和智能家居的发展，帮助人们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给人们生活带来更多方便。总之，新技术革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正目睹和亲身体验其带来的变化，也应当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其到来。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面前，我们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创造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制度和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这方面进行开创性探索，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强调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强调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强调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强调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等等。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里包含一系列重大举措，比如，教育方面，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科技方面，提出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人才方面，提出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及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此外，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等等。
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这里的数字经济，实际上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整个人工智能产业。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部分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引发一些人群对人工智能发展会增加自身失业风险的担忧。这就使处理人工智能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离不开实体经济的，需要实体经济提供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行业从业者的衣食住行更离不开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也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现代化的提升和智能化的改造，所以要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相关经验，智能城市、智能企业、智能医院建设经验等。我们看到，许多实体企业通过这种融合，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工业时代到智能时代的转型，深入发展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制造相关产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2025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专门参观上海“模速空间”（上海市打造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平台）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正迎来爆发式发展，上海要总结好以大模型产业生态体系孵化人工智能产业等成功经验，加大探索力度，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
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开创、形成、确立阶段进入体系化、效能化、现代化阶段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新时代的改革在这方面的特点表现得更加直接和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通过改革成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初步展现出巨大优越性。但总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处在创建和确立的过程之中，还是不够完善和成熟。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的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把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为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和定型化，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主要取得三个方面的重大进展。
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主要体现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并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效能的发挥，创立系统的治国理政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国家治理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治国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制度治国的重要性，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此，我们党开始通过改革自觉地向制度治国转变，不断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有力地推进制度治国的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能化推进到新的阶段，我们党和国家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将其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作为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展开的，而且科学论证了二者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在对外开放方面，由引进为主、合作为主、政策引导为主的开放，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既合作又竞争的制度型开放
新时代的对外开放与新时期相比，有四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突出特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这个时候的对外开放，基本是我们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强大，我们不仅坚持继续引进来，而且走出去的规模越来越大，呈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新特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中国的市场、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存在显著优势，需要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双方的互补性很强，这就使合作成为彼此关系的主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双方的上述互补性相对变小，竞争性相对增大，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许多针对性强的打压措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常采取政策导向的做法。一方面，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引进外资和与外资合作；另一方面，建立并完善涵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内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正在逐步调整政策引导和政策限制范围，逐步转向制度型开放，努力形成系统、规范、稳定的对外开放制度。随着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经济主要以单循环的方式与国际接轨，容易受到外资限制和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条件下与国际接轨，增强了自主性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人民日报》，2月18日，第1版。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201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2025，《人民日报》，4月30日，第1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143.htm。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2019，《人民日报》，11月1日，第1版。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1月5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21日，https://www.ccdi.gov.cn/specialn/esjzyscqh/gbesjzyscqh/202407/t20240722_363078.html。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Major Achievement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Yan Zhimin
Abstrac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major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mainly include: in terms of reform strategy and approach, a shift from the incremental reform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ed and holistically advanced systematic reform; in terms of unleash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 transition from liberating productivity mainly through reforming the old system to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imarily through innov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marks the transition of the system from one of initiation,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to a phase of systematization, efficacy enhancement, and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opening up, a evolution from an approach focused mainly on introducing foreig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nd policy guidance to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that emphasizes both "bringing in" and "going global", as well a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Keywords: new era, reform and opening-up,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