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出版观是出版的理论思维，是对出版的总体性认识，是对出版价值的基本判断，是对出版事业的理想情怀。
中国伟大的出版成就，来自中国人对出版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来自出版人的伟大情怀、无私奉献。出版观是出版的底色与灵魂，指引着出版的方向，是出版发展的动力。建设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出版观，是更好地为人民提供优质精神食粮的保证，也是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上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支撑。
我国有悠久的出版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举世称叹的典籍文献，古籍总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国四大发明中，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是为出版而诞生的，推动人类文明取得巨大进步。因此，中国出版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出版观也应该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认识出版规律、做好出版工作的思想利器。我们应该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梳理并标举出中国人自己的出版观。
出版是人类文明实现飞跃的最重要工具
出版活动传承人类文明
出版活动和出版物是人类传播知识和技能最倚重的方式之一，离开了出版活动，人类就失去了学习积累、相互传授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载籍”就是文献典籍，“居今识古”要依赖出版活动。孔夫子擅长研究古代礼制，他了解夏、商的礼制，反而不了解后世杞国、宋国的礼制，“文献不足故也”，说明离开典籍文献，孔子也无计可施，这也印证了几千年文脉赓续离不开出版。
出版活动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分别出来
出版活动是人与动物产生区别的根本原因，人类有了出版这种“特殊工具”，才能实现思想的传承发展，帮助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出版使用文字、借助实物载体，把人类的知识经验固化下来，打破知识交流的时空局限，快速积累知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有了出版，发明和创造能够在前人基础上进行，而动物缺乏“出版”这样的工具，知识经验难以形成体系，无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出版推动人类进步，也在不断自我完善，从结绳记事、岩画、象形文字、甲骨文、刻石、泥板、青铜、简牍、卷轴、雕版、活字印刷到数字融媒体，在知识积累、发明创造、精神提升、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
老一辈学者对出版的认识
远古时代，苏美尔人、埃及人、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文字，但是由于没有出版活动的延续，几乎未留下典籍，文明就中断了。因此，出版界应该有这种文化自信，没有出版就没有人类文明的今天。
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所著《中国书史简编》中写道：“图书是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最重要工具，是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所借以进步的最重要手段。没有这种工具，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发达……如果每一代的人都必须毫无凭借地从头做起，人类就不能有进步，不能有发展。而传播并保存这些经验和知识的最有力、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图书。”
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出版对于学术研究、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任何一项科研工作的最后，都要表现成报告或者成果，编辑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整个的科学研究工作都以出版社为最后的出口，没有出版社，就没有研究工作，或者研究成果就不能保存下去。出版社做得越好，这项工作就表现得越好。”
张召奎在《中国出版史概要》中称，出版是“古老的事业，新兴的学科”，他认为：“知识的积累、记载、传播，又要靠书籍这个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没有书籍，前人所创造和积累的知识，就无法传播出去、保存下来。单靠口头传说，不仅挂一漏万，而且会以讹传讹。因此，没有书籍，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今天的文明和进步。”
关于对出版价值的认识，老一辈学者讲的是书籍，实际上就是讲出版，他们的观点与千百年来孔子的例子、刘勰的论述如出一辙，对照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出版的本质特征。
考察我国出版观的角度
要联系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背景来考察出版。每个时代的出版，都反映了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精神文化状态和人们的思想。研究出版观不能仅仅局限于出版物本身，更要关注出版背后的故事，联系当时社会发展状况，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出版的价值，了解中国出版的文化传统。
要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出版。出版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性学科，要从积极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入手，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国出版历史悠久，3500年前殷商时期有了甲骨的书和青铜的书，春秋战国出现简册和帛书。孔子“删述六经”，产生了重要的编辑成果。出版是一项古老的事业，但是出版学是新兴学科，即使与新闻报刊史的研究相比也还年轻。近现代出版的学科体系，是由西方概念而来。汉语“出版”一词，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组合成的词，我国学者黄遵宪首先使用，后来逐步在我国普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关于“出版”的定义是“将文字、声音、图像等作品编辑加工后，利用相应的物质载体进行复制，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这一定义完全“借鉴”了西方出版的定义。这也无可厚非，20世纪我国学术领域很多学科“移植”了西方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我们今天探讨出版观，要追溯我国出版的文化渊源，考察我国出版的丰富实践，归纳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总结中国出版的核心要义，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专业。
中国人出版观形成的历史进程
出版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出版观也不是独立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外的，中国文化传统里包含着出版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和影响着出版观。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把几千年的文化通过典籍记载并保存下来，特别是让现代人能够看得懂、读得懂的，只有中国。我们不禁追问：是怎样的坚定信念，才能够让历代作者、出版者代代接力传承到今天。
“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中国人自古敬畏文字
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就是连续性，汉字是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中国人自古对汉字充满敬畏之心。
史书记载，汉字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汉字创造之时，“天雨粟，鬼夜哭”，用罕见的神秘天象来说明文字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石破天惊的事件。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其对文字作用的概括，简洁而深刻。
古人敬惜字纸，实际上代表着尊重儒家经典和圣人、敬重文化的思想，敬惜字纸发展为千百年来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比如，对废弃的字纸不可乱用，要妥善保管，需要丢弃的字纸要深埋于净土之中或焚化。对文字崇拜的精神实质是崇文重教，对文脉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国之大业”：历代政府重视出版事业
我国崇尚盛世修典，从而形成了重视出版的传统。中国人重视盛世修典，通过出版传承治理国家之道，而且中国人自古特别重视教育，通过出版传承圣贤之道、教育大众。
借助经典进行治国理政。《礼记》中记载，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孔子很佩服文王、武王，他说，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都记载在典籍之上，通过典籍发布实施。“方策”就是典籍。秦朝末年，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城，当别人都去抢金银财宝，萧何带人把秦朝的地方户籍、图书文献等全部运走。这些典籍文献，使刘邦在以后的作战中知己知彼，也为他称帝后制定各项民生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成为后世学者追溯“道统”“治统”的主要凭借。孔子修《春秋》，“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为后世学者修史著书树立了典范。
《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全书300多万字，汇集1300多年的治国经验，历时19年始成。宋神宗在御制《资治通鉴》序中，阐明其编纂目的：“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時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编纂《资治通鉴》，目的是总结历代王朝治国的成败得失经验，发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重要作用。
以典籍出版教育民众。几千年来，基于历代政府重视教育，出版在这样的历史需求下，产生了贯穿古今的伟大成果，守护着5000多年绵延常青的中华文明。
古人以修身为本，修身就要立德。“人不学，不知道”，这个“道”就是做人的大道，即做人的根本道理。《礼记》中的《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著，其中记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历来在国家治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以德治国，也以德育人，只有通过学习，人才能明白道理，成为有用之才。那么，如何来教育民众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出版经典。“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出版作为教学的支撑，自然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关心教育事业，关心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曾请求教育部增加编辑，毛泽东同志询问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有多少人，当得知只有30人时，他说30个人太少了，怎么也得300人。在毛泽东同志关心下，吴伯箫等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调到人教社，为出版全新教材打下扎实基础。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培根铸魂”强调的是做人和德行，“启智增慧”指的是知识和智慧。“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这8个字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出版的殷切希望，也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为往圣继绝学”：通过出版实现传承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出版从来不以盈利为最高目的，而是记载知识、树立道统、传承文明的名山事业。中国出版业自诞生伊始，就承担着记载圣贤智慧、记录历史的使命，从流传至今的典籍中，我们能感受到祖先强烈的使命感，看到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情怀。
关于“三不朽”的故事在我国影响深远。公元前549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政治家范宣子讨论何为“不朽”的话题。范宣子说，他的家族多个朝代为贵族，香火连绵，这就是“不朽”。叔孙豹认为，这只能叫作“世禄”而非“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真正的不朽。立德，树立做人的道德；立功，为国民建立功绩；立言，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这三者都能流芳百世。“三不朽”中的“立言”演化为崇文重教的优秀传统，历代文人以著述立言为大、以著述传世为荣，这些著述便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重视著书立说的民族，也是全世界著书立说最多的民族，这都源于深厚的传承意识。
“人能弘道”：文以载道的出版观
我国出版推崇“文以载道”，这个道是圣贤之道，表现形式主要为经和史，即经书和史书。传经、记史是我国历代出版的两条主线。《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圣贤智慧，是历代教育的重要教材；“史”是历史经验，是历代治国理政的借鉴。
“经”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不能修改的经典，人们遵经而行则无所不通。“六经”犹如天空中的日月，一日不可或缺。先秦和汉初，儒家“六经”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著作被奉为法定经书，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教育人民的主要经典。同时，我国历代重视记录历史，夏朝有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商有巫史，西周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后世修前世之史，形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历史记录。
“经”与“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十三经”与“二十四史”构成了我国古籍的核心部分。“经”与“史”是中华文化的主脉，推动形成中华民族的道统、学统。
中国人的出版情怀和伟大实践
出版活动推动形成中华文明的传统
中国出版的悠久历史，不仅保存了中国人的理想与抱负，记录了历史上的盛衰与兴亡，其中所代表的古代思想、行为和制度，代代传承，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
正定“六经”文字，雕刻大型儒家丛书《熹平石经》。在唐代之前，书籍都是以抄写方式保存和传播，传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讹误，引发孰是孰非的争议。经典是教育之本，产生讹误后果严重。学者蔡邕向汉灵帝提议刊刻石经，正定“六经”文字。从出版载体角度看，石碑是当时最为理想的载体。石碑材料来源广，文字容量大，刻成后难以篡改，可以留存久远。石经总共46方，各高一丈多、宽四尺，两面雕刻，首尾相接，非常壮观。刻成的《熹平石经》竖立太学门外，供天下人观看摹写。
刊刻《熹平石经》是政府对儒家经典的一次大规模校正活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出版编辑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熹平石经》具备了出版活动3个要素：编选作品、传抄复制、广泛传播。只不过与纸质书籍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石经的7种儒家经典的底本从汉代众多版本里精选出来，将最佳的本子刻成正文，安排专人校对和监督。传抄复制和广泛传播，是通过阅读和传抄石经的人们来完成的。历史记载，石经立好后，来观看和抄写的每天有千余辆车马，堵塞了附近的街道。《熹平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书，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出版物。儒家石经是官方正式编辑出版的教材，乃是一代文教大事，其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自《熹平石经》开始，在官方主持下，中国历史上曾先后7次刊刻儒家经典的石经，促进了儒家经典的规范化和传承。
求正求真，岳氏家塾精心刊刻《相台九经》。元代，岳飞的后世子孙在宋代“九经”基础上，参考家藏的23种不同本子反复校勘，重新镌刻“九经”，用于家塾教学。我们看到，为了给家塾刊刻学习的课本，岳氏家族就花费巨大精力，保证了经典的原貌。岳氏刻本《相台九经》考证精密、版刻精良，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
中国的软实力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古籍经典为载体的思想观念，很多都是宝贵的思想资源，能够在新时代再度焕发生机。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些思想精髓通过典籍文献传承到今天，让我们看到经典的不朽意义，也体会到出版的巨大价值。
保存完整的历史记录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历史的伟大价值，特别重视历史记录。历史让我们鉴往知来、循道致远。作为历史记录者、传承者，史官深知自身的使命，秉笔修史，保证了历史典籍得以流传。
以秉笔直书、不畏牺牲的精神记录历史。自古以来，良史不但要有知识才华，更要有胆有识，敢于秉笔直书。据《左传》记载，“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史官秉笔直书的大无畏精神、史官家族敢于牺牲的精神，让中华历史记载不绝如缕，留下信史，令我们肃然起敬。
凝结伟大的民族精神。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一生未能完成撰写前朝史书的愿望，他临终前对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哉，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史记》。后来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接受了比死刑还屈辱的宫刑，就是为了能够完成《史记》。他不但记述了孔子以来的400年历史，还往前追溯了3000年——奠定了中华文明史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的不朽篇章。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有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自信，并且有强烈的担当，他们为中国的伟大文化、伟大人物而深感自豪，不惜一切代价撰写成史书，让他们名垂青史，并想尽办法让史书流传下去，“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史记》展现了伟大民族精神，孔子、屈原、霍去病、张骞等一个个历史“脊梁”式人物在司马迁笔下活了起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保存文脉、传递智慧
古籍刊刻刷印本来不容易，还面临“水、火、虫、兵”四大书灾。古籍存世号称“百不存一”，实际则是千不存一、万不存一。古籍累代损毁，代代镌刻，出版活动从未停息，才保证了文脉赓续。隋代高僧静琬，痛感北魏、北周两次灭佛，纸帛经书被化为灰烬，他担忧佛典不能流传，率领门徒到城外100多里的荒山，誓愿把全部佛经镌刻在石碑上，密封在山洞里，为未来佛教复兴储藏好经本。静琬法师嘱托世人，刻经目的是为万代永存，只要世间尚有佛经存在，就不要打开这个藏经洞。静琬发心立誓，他设想这些石经派上用场，不是在他所处时代，而是在未来千百年后世上佛经消失后。静琬不是挑选某几部佛经，而是要把那些最为重要的佛经，都一字不落地刻写在石壁石碑上并封存起来，以留给千年之后寻觅不到佛经经本的人。刻石写经耗时费工，静琬的发心本是堪比“愚公移山”那样的“大誓愿”：以个人微薄之力，为千秋万代之后的人世间存续慧光，建功谋福。幸运的是，静琬开启的刻经事业传续下去了。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共7个朝代，无数僧俗和刻石工匠参与到这场刻经中，持续了1300多年，共刻成1.5万块佛经经版，为我们留下了全世界最大最壮观的石刻图书馆。雕刻石经是无比艰巨的浩大工程，凸显了我国人民坚韧无比的恒心，这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项罕见的壮举，为人类创造了一份重要文化遗产。
近代出版家的理想和情怀
中国近代出版的主要开拓者张元济。甲午战败，张元济痛感国家危局，认识到出版比当时的学校对大众的教育更直接、更有效，他舍弃显赫地位来到商务印书馆，并与创始人夏瑞芳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半个世纪，出版成为其启蒙民众、文化救国、存续国脉理想的延伸。
《辞源》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张元济及《辞源》编纂者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开创性任务，呕心沥血历时8年，编成了这部通过语言文字的路径探寻中国文化之源的扛鼎之作。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文化几遭断裂，张元济倾尽全力搜寻、整理出版古籍《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他认为这是保存中华文明不因时势艰难而失坠的举措，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为保存传统文化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张元济把出版看作振兴教育的重要途径。这首张元济写给商务同仁的诗，即是他一生风雨、投身书海的写照，也寄寓着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美好夙愿。
出版家、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陆费逵有一段关于出版业的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逵把教育与国家进步联系起来，对出版社会作用的认识，也是他投身出版的初心。陆费逵以教育家身份从事出版业，出版教材力求切合教学规律，出版图书则立足高品位和文化底蕴，先后出版了一批嘉惠学林、沾溉后世的好书。自19世纪中叶起国学衰微，陆费逵主持整理出版传统典籍。1921年，中华书局开始排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四部备要》收书336种，近两亿字，初版只有11个错字。1936年出版16开本后，当年就缩印32开本，可见受读者欢迎程度。1934年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在保存古籍、抢救文化、传播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文化理想的职业出版人邹韬奋。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立足时代前沿，1932年发行量就达到15.5万份。邹韬奋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有着“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并且从这时起，为宣传抗日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主的舆论阵地。
邹韬奋说：“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他坚持，“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毛泽东同志评价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大事的启发
民进关于出版工作向中共中央的建议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传媒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是唯一具有“出版传媒”界别的参政党。1981年，民进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对出版工作的建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出版工作不是经营一般商业，而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大量出版什么书，是这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以至社会风气的反映。出版工作又是精神文明的基本建设，它关系子孙后代的成长发展，关系国家前途，至为重大。出版物虽然也是商品，但它不是消费品，而是人民的精神食粮，不能单纯以眼前能否获得利润来衡量。出版一本不好的书，眼前可能获得若干万，从长远来看，却使国家蒙受无法估量的‘亏损’。出一本好书，眼前也许无利可图，然而它却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认识，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或者改进某方面的生产技术，从长远来看‘收益’却是巨大的。”
1982年，国家出版局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出版情况，民进《对出版工作的建议》作为会议文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对于出版工作问题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民进对出版工作的建议，代表了知识界对出版的深刻认识。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推动文化传承
一代一代接力才能实现文脉赓续，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长青，就是靠文化传承的“接力赛”跑下来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发起人姜椿芳是很有远见的出版家，1958年他倡议编撰大百科全书。在他看来，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破除蒙昧，最好的办法就是编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姜椿芳在66岁时起草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创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大百科全书事业倾注了整个生命。
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条目过程中，宗白华、季羡林、王瑶、吴组缃等一大批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汇聚一堂，从各自领域入手，对负责撰写中国文学卷卷首条的周扬等人无私地提供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从这个小的侧面可以看到，为撰写“中国文学”这个条目，动用如此强大的参与阵容，集合一批泰斗级的学者一起商议，他们的思想结晶在大百科全书里熠熠生辉。编纂大百科全书，达到了文化接力、文脉传承的目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因此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丰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见证并助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982年推出第一辑50本，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它的出版，见证并参与了40多年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历程，彰显着出版界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的改革开放精神。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的文章，文中写道：“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急需了解国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国外著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分析，对工业化、现代化阶段所涉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问题的见解，因为这些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出版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这是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体会，也是学界的心声。厉以宁认为丛书促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很有参考价值。进入新时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加显示出经典的价值，迄今已经出版1000种，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类似上述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难以尽数例举。
进入新时代，面对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出版人使命在肩，责任重大，要打造更多时代精品，在历史的文化长河中写下灿烂一笔。
（参考文献从略，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以《中国出版》纸质版为准。作者：王利明，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线装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据《中国出版》2025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