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文明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体系是遵循文明演进规律、实现文化基因在治理场域深度激活和有效贯通的历史必然。当前，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交融交锋为人类文明创新突破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构建兼具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的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成为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治理要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价值锚点，强化技术伦理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导向，增强文化流动中的文化认同与主体性建构。实践方面，应从加强制度与技术支撑、整合协同多方文化治理力量、加强传统文化符号治理效能转化等领域展开。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治理 文化流动 中国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2/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7
王京生，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学术总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章”获得者。研究方向为文化流动、文化权利、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著作有《一座城市文化基因的生成与绽放》《文化是流动的》《文化主权论》《观念的力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等。
文化治理范式的转换具有深刻的现实逻辑与内在必然性，特别是在文明视域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已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文化形态经历了深刻重构，文化治理的目标、路径与方式发生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而存在，更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本体论根基，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在既有研究中，一些研究在传统文化与文化治理的关联性层面聚焦制度嵌入和伦理重塑，[1]也有研究尝试将“差序格局”理论引入社区治理，论证传统文化对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价值。[2]然而，这些研究所尝试的文化理论构建往往存在理论框架与实践形态的错配，并在学理转化过程中陷入二律背反困境。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察多止步于文化符号的表层移植，缺乏对文明演进内在机理的深度解构；另一方面，在实践路径设计上偏重工具理性取向，缺乏文明互鉴视角下的价值整合。事实上，文化治理范式的转型反映了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需求升级的双重压力。社会个体主体意识的增强、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向开放、协同、共治方向迈进，使得传统的文化治理范式难以有效回应新的挑战，从而亟需创新文化治理理念与手段。在此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战略资源的价值逐渐被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制度智慧和实践经验，可在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3]
文明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时代要求
在文明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关键在于对相关思想精华与道德精髓的深度萃取与时代转译，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这种文化整合既需要将传统资源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基因，也应着力构建传统基因与现代治理体系的适配框架，构建当代文化形态、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正通过技术革新与全球文明互鉴实现文明形态的双重突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催生数字文明新范式，全球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文明主体从本土范畴向全球领域拓展。这些变化意味着，当今之中国已不只是传统之中国、更是未来之中国，不只是中国之中国、更是世界之中国。在此语境下，通过“两个结合”理论创新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治理观，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非西方现代化道路提供可参照的治理样本，也可在文明演进层面贡献传统文化赓续与发展范式创新相统一的实践智慧。
以中华文化立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影响，也正经历深刻调整和重塑，而文化领域的纷争已然成为左右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鉴于此，为在世界文化多样化持续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日益广泛、新的动荡变革不断演进、文化交融交锋渐进深化的文明发展态势中站稳脚跟，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就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全球复杂多变的文化格局中，巩固思想文化阵地刻不容缓，这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价值，以此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法论。
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展现出独特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其创新机制与传承特质既塑造了民族精神体系，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两个结合”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拓展文明发展的理论维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存在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文化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本质上是“两个结合”的实践范式：一方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的。其所蕴含的“天下为公”“为政以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亲仁善邻”等理念，凝聚着中国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和道德观，本身就是对文化治理的深刻理解与生动实践。[5]其中，被推为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贯穿中华民族历史，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彰显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治理场域独有的中国智慧。以“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治国策略为例，这一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鲜明体现：凡是德治与法治成功融合的时期，都为国家昌平、人民安定的盛世。相较之下，西方当代典型文化治理理论多在以欧美文化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内，对世界其他丰富多彩的文明缺乏关照，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缺乏具有历史纵深的洞察。
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观的形成，有赖于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始终将“以人为本”“民为邦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并将其贯穿党的工作路线。这一理念的诞生，是思想文化不断觉醒、理论持续创新的历史必然，彰显我们党始终将人民置于文化建设核心位置的坚定立场。相比之下，虽有部分西方当代典型文化治理理论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但整体理论本质并未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例如，托尼·本尼特将文化看作一个治理的实践领域，特定的权威类型借由文化寻求构建自身价值体系以及塑造行为的方式。[6]然而，他考察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英国、澳大利亚等殖民主义痕迹浓重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均存在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利益的弊病。西方当代典型文化治理理论整体上在应对物质主义膨胀、西方中心论这类沉疴顽疾时，显得力不从心，也无法站在全人类文明的视角，对西方国家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不惜剥夺、牺牲他国人民利益的本质行径展开有力的批判，更无力真正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通有无、交流互鉴。当然，美国借助国家文化机器强势推行文化霸权和美式思潮的成效显著，但其以资本为中心的结构性思想根源，不可避免地使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成为主导其国家发展和文化转向的主流思想。其结果就是，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带来文明压迫，加剧全球文明冲突。尤其是西方文化治理理论对如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的文化治理涉猎严重不足。我国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社会性、历史性和制度性等多个维度，超越了西方文化治理理论的局限性。
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当今时代，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兼之社会格局的深刻调整促使社会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文化发展日趋活跃、日新月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为文化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需要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更需以文明基因的赓续为治理逻辑提供深层支撑。这就要求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沃土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要求我们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将其转化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习惯。本质上讲，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构建科学系统、协同高效的文化制度和体制机制。
从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来看，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单一范式并转向兼具制度效能与文化认同的复合型治理框架，要求文化治理主体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在完善文化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无论在制度框架、组织网络，还是价值导向上，都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体系现代化赋能。就制度层面而言，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超越制度的浅层次移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等精神内核。如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安徽桐城六尺巷礼让和谐的治理实践通过提炼“和合”文化符号，构建社区协商共治机制，形成了“以文化人”的创新模式。
从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文化资源转化能力不足、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有待提升、文明互鉴背景下治理范式有待创新等现实挑战，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嵌入提出迫切要求，需要借由其实现文化阐释力与价值引领力的协同提升。如随着互联网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的快速迭代，因网而生、因网而增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此，需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防范社会出现异化现象。文化治理现代化对文明对话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提出了时代要求，而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既是对西方治理话语的范式突破，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对话体系的核心要素，将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将“水润万物”哲学思想转化为“生态文明治理”的视觉叙事，既在国际赛事平台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治理智慧，也在避免仅向国外友人呈现表层文化符号的同时，成功突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引导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现实成就。
文明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重大意义
当前，技术革命引发的价值失序、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认同危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伦理挑战等，迫切要求我们从文明根脉中汲取治理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经世致用”的实践观等思想智慧为破解全球现代性危机、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维范式和精神指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既是对文化治理价值理性的升华，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治理话语的战略选择。我们要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强化技术伦理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导向，增强文化流动下的文化认同与中国式创新文化活力。[7]
提供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丰富智慧，在不同文明的包容共存和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繁荣世界文明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当下，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发展路径的探索，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事关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将“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等传统文化智慧嵌入国际治理话语体系，构建起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对话机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交流交往新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鉴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全球文明倡议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不仅根植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哲学传统，更通过文化治理实践转化为应对全球文明冲突、推动文明共生的方法论指引。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依托技术进步、文化交融与伦理共识，一些国家深入互动与协作，旨在共同构建全新的治理规则体系。这一全球文明秩序不仅涵盖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普及，更触及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价值观念以及伦理道德的塑造与传播。中国积极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融入文化交流互鉴。如将“天人合一”生态观融入气候变化艺术表达，将“义利并举”商业伦理嵌入文化贸易规则等，中华文化治理的实践正在创造新的文明对话增长点。
强化技术伦理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导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技术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对全球技术伦理标准的一致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其中“仁爱”和“诚信”思想尤为突出，是解决现代技术伦理困境的重要文化支撑。
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理念，对规避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对人类生存造成的潜在威胁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仁爱”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基于这一思想引导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可以更好解决技术指向带来的伦理问题，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从本原上规避技术失控风险。[8]例如，在算法设计过程中秉持“仁爱”理念，意味着设计者需要重视算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规避因性别、民族、种族、年龄等的差异产生歧视和偏见，确保人工智能的应用广泛惠及大众，不给社会埋下分裂、不公的隐患。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人工智能各类活动应“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人类共同价值观，尊重人权和人类根本利益诉求，遵守国家或地区伦理道德。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促进人机和谐友好，改善民生，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规范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秉持以人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破解技术伦理困境中的关键作用。正是对“仁爱”思想的现代演绎，映照出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尊重，也是对技术伦理的深刻践行。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儒家诚信观在应对数字经济伦理挑战、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意义重大。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9]随之而来的数据滥用、算法歧视、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市场规范和公平竞争构成严峻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导向，为数字时代文明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平等交换提供指引，推动这些要素在数字空间中实现重组与价值共创。这种以“诚信”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不仅能够提升数字经济的整体效率和质量，还能促进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增强文化流动中文化认同与中国式创新文化。传统的文化对话往往受限于物理空间和单向传播，其中跨国界、多语种的交流需要克服多重障碍，难以实现大规模、高频率的互动。这导致许多潜在对话机会被浪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误解长期存续，文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受到严重制约。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文明对话的范式迎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突破。技术的持续迭代演进深化文明交流的互动维度，重塑文化传播的参与机制，为不同文化之间理解、尊重与认同带来崭新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兼具文明主体性与时代创新性的文化发展范式。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文明演进语境下，这种融合不仅关乎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更指向文明对话秩序的深层重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基因解码全球文明对话，将东方哲学的系统性思维注入技术治理框架，将在守护文化本源性的同时激活创新动能，为人类破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与创新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重构全球文化流动中的认同纽带。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高度契合。国际关系中的“和而不同”，倡导各国在数字文明的建设中，超越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共同致力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支撑。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实现对全球性问题的实时监测和协同应对，提升全球治理的效率和效果。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平台，中国与各国和地区共同推动形成全球共识和合作机制，为促进不同文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提供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认同。
加强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有益于构建具有文明根性的创新生态系统。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0]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创新元素，要善于从中汲取鼓励创新的思想资源，探索中华民族勇于创新的深层密码，[11]积极营造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全面推进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让中国式创新文化这一“隐形在场”成为贡献深刻思想内容、丰富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的精神标识。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文明中的价值嵌入，为秉持平等与尊重价值观的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也以中国创新方案有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促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相知相亲。文化流动的基本意涵是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传播、碰撞与融合，绝非要消解本土性，而是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包容性理念，将为全球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对话提供重要滋养和借鉴。借助数字化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从“地域性资源”跃升为“全球性公共产品”，[12]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精神底蕴和思想价值将传向世界各地，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财富。
文明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的实践进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治理的本源，我们应当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通过对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系统构建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文化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现阶段，中国文化治理依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尤其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中坚持“第二个结合”，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治理根基，进一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同时，引导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理念、道路选择和发展成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念传播出去。在实施文化治理策略时，应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应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有机融合。
加强融入文化治理的制度与技术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3]文明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除了在思想上要深刻认识其蕴含的价值伟力与鲜活生命力外，还需要进一步从制度与技术层面的实践上融合与升级，使之成为文化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
从制度层面看，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视角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方向。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言，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特定价值取向、思想理念融入治理体制机制的设计与改革。从实现城乡居民文化权利出发，创新传统的文化管理方式，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而言，一是要在顶层设计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更充分融入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中央顶层设计-地方创新试点-社会多元参与”的政策传导链，突破仅将文化治理视为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局限，把文体权利作为城乡居民实现精神文化需求的关键，构建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文化治理的格局。二是要建立健全文化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文化领域立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从良法善治进一步发展为更高层面的文化善治。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等的立法保护、政策引导和资源挖掘，以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水平。三是要创新文化治理模式。信息化条件下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文化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可借鉴“互联网＋”理念，大力推进“文化＋”融合发展，将文化元素融入经济、社会、生态、法治等各个领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
从技术层面来看，要实现文化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体而言，一是推进数字赋能路径。推进文化治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文化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开发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库（如人工智能驱动的非遗技艺传承和授权平台），破解资源碎片化难题。二是推动文化治理智能化发展。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化内容进行智能审核和监管，确保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探索评估反馈体系，通过“文化治理效能指数”量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对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影响。
促进多方文化治理力量的整合与协同。我国文化治理已经转为多方协同体制，[14]文明观视域下的文化治理必然是多方主体协同的模式，每个参与主体都在文化治理场域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并通过复杂的互动关系形成动态的治理网络。
从政府角度看，其一直占据文化治理的主导地位。除传统管理职能外，积极引导和协调其他参与主体，应是其未来着重发展的方向。真正的伟力存在于民间，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个人参与，充分释放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尤其要发挥好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把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文化权利实现的重要内容。
从市场角度看，企业、社会组织和民间个人都是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参与主体。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都是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生产、销售、传播和推广的重要创新实践来源。包括市场在内的多方主体在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进一步通过活动、展览、交流、志愿服务、文化课程等形式深入基层文化实践，并提炼其中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使文化治理真正实现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
从学术界角度看，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也更加迫切地在文化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学术界应当持续强化文化发展、文化教育、文化传播研究。一是要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内容，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技巧、传播力度融入国际传播工作，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注重语境转化，降低文化偏见与刻板印象。三是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把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增强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
加强传统文化符号治理效能转化。释放文化的治理效能、激活文化的治理功能是文化治理的核心要义。[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思想道德资源，其中有很多具有永恒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正是这些文化资源在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通中，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产、道德实践、审美品位的鲜明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实践，要持续激发传统文化符号的治理效能，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本和动力源泉。在传统文化符号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中，要以系统性思维构建多维度实践框架，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实现文化资本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从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保存和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先进技术助力文物修复保护和非遗活态传承在我国已积累不少成功经验，如通过建立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体验馆等平台的技术融合，强化多模态叙事表达，增强公众参与感和互动性。要不断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将其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此外，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国际合作机制也能够进一步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要加速制定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关国际规范和标准主张，通过经验分享与项目援助等形式，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发展之路。
从提升文化服务效能来看，要注重将传统文化符号融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注重文化内涵的现代诠释与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以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一要着力强化传统文化符号在节庆中的公共属性，挖掘价值共创潜能，创新行为仪式形式。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让更多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征、历史特点的文化资源创新转化为具有现代性的公共节庆，既强化传统节庆的公共影响力，又推动地方或民族特色节庆推陈出新，让更多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文化流量，吸引更多国内外民众参与具有传统文化元素的活动。二要从文化空间、文旅融合、文艺创作等维度，深耕传统文化符号相关服务与产品。让人们在领略城乡景观、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中感悟文化之美，促进经济发展，筑牢精神家园，并展示中国形象，不断创新独具中华文化标识的文化项目。三要大力扶持传统节庆、非遗、民俗等内容的海外在地化发展，不断塑造具有中华文化味、中华情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走向世界。
结语
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完整把握“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化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落实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阐发、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战略部署的重要策略和有效方式。中华文明蕴含的丰富文化包罗万象、历久弥新，站在人类文明视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治理的关系，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夯实不同领域改革和建设的文化根基，也需要身体力行反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保持对我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为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价值锚点。在当前世界文化相互激荡、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尊重文明演进规律，促进文化基础在治理场域的有效激活与贯通，构建兼具文化自信与全球视野的治理范式，加强技术发展和技术伦理中人文关注与价值导向。从加强制度与技术支撑、整合协同多元文化治理力量、提升传统文化符号治理效能转化等领域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治理实践，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开放性课题“中华文明的特质与现代城市文化的构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4&ZD211、IGUC23A006）
注释
[1]宋淼：《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人民论坛》，2019年第18期；魏礼群：《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许亚敏：《城市居民参与社区协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2023年。
[3]李军：《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光明日报》，2020年9月28日，第15版。
[4]陈能军：《以文化自信自强焕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能》，《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5]黄文记：《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1期。
[6]陈王青、段吉方、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社会——托尼·本尼特教授访谈》，《文艺争鸣》，2022年第6期。
[7]王京生、陈能军：《中国式创新：理论内涵、历史跃迁与时代进阶》，《江苏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8]郦平：《技术伦理的精神人文主义转向》，《社会科学报》，2025年1月2日，第5版。
[9][11]王京生：《以数据要素市场为引领建设高质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9期。
[10]李凤亮、陈能军：《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论纲》，《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12]曹爱军：《“公共文化”治理：出场逻辑与行动路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13]《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14]陈洁、张士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的伦理危机及其防范化解》，《新疆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15]刘吕红：《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湖湘论坛》，2025年第1期。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The Era's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e Approache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ultural Governance
Wang Jingshe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that follows the evolution laws of civilization and realizes the deep activation and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cultural genes in the governance field. Currently, the mutual stimulation, integ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world cultures provide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 governance paradigm that combine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Adhering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hould provide a value anchor for global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strengthen the humanistic care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echnical ethics, and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flows. In terms of practic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areas such as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integrat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efforts of multiple cultural governance forces, and enhanc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Key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governance, cultural flow, Chinese-style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