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及其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国际秩序观，形塑了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及对外行为，这也是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行径的重要内因。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救亡图存的真正全国性的抗战和肩负着伟大责任的反法西斯同盟的联合作战，具有革命性和世界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生死较量，也是文明与野蛮的生死较量，需要从国际秩序演进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审视和理解。这样才能有力彰显中美苏作为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 美国 苏联 日本“大东亚秩序”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6
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国际战略、中国外交和南亚问题，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印度海洋战略研究》、《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消亡》（译著）、《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译著）等。
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日子，回顾80年前抗日烽火，中美苏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力量，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又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对决，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人类历史走向。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1]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2]，需要从国际秩序演进视角审视，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来把握。据此，本文重点探讨以下四方面问题：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及其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国际秩序观的生成，机会主义国际秩序观引导下日本“一统亚洲”帝国主义国策的确立过程、实施途径和巨大危害，中美苏作为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特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
东亚传统宗藩秩序的崩塌与日本国际秩序观的生成逻辑
就东亚国际体系而言，传统上中国主导的宗藩体系对于地区安全与发展一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俄国权势的扩张第一次重塑了东亚地缘政治面貌，进而对东亚传统宗藩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明治维新后日本权势的增长和北向扩张，彻底颠覆了中国主导的传统宗藩体系，导致中日之间、俄日之间的敌对与冲突。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形塑了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主导的传统宗藩体系遭遇首次严重冲击。在东亚，历史地看，庞大的人口和领土规模、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影响深远的文明成就、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文化软实力，加之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的体系核心地位。中国封建王朝以自身为中心，将周边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诸国视作藩属，构建了一套朝贡和宗藩关系。在此背景下，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朝鲜和日本作为三个封建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简单，主要是中国与朝鲜在漫长封建时代形成并延续的传统宗藩关系，以及隋唐以来试图游离于这种宗藩关系框架之外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其间，虽发生日本侵略朝鲜、挑战中国主导地位的严重事态，如日本在丰臣秀吉时期曾一度侵略朝鲜挑战中国，但地区总体力量分布保持基本稳定。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王朝主导的宗藩体系下，东亚地区总体保持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国家间关系也相对较为缓和。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俄罗斯的东进以及日本的崛起，中国封建宗藩体系遭遇严重危机，疆域也被大片蚕食、侵吞。此际，“境况不佳的中华帝国尽管依然主宰着东亚但已然感受到了西方的侵蚀；同时西方的殖民帝国已经在南亚和东南亚成型；19世纪向西方开放门户之后，日本不仅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而且试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自己的帝国”。[3]
19世纪50年代后，东北亚地区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清王朝积贫积弱暴露无遗并日趋衰败之际，俄国作为资本主义大国开始大肆向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张，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启了资本主义炮舰外交时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新时期。中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的签订不仅致使中国丧权失地，还标志着一度因《尼布楚条约》而被阻隔在贝加尔湖以西的沙皇俄国，此际已成为东北亚地区强国。其不仅与中国、朝鲜和日本有了共同的边界，还对中、朝、日三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自此以后，中国东北“可称谓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馀，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因，无论有无前两个原因，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4]正是在俄国权势扩张和日本崛起的冲击下，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宗藩体系首先在东北亚地区出现动摇。
日本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与东亚传统宗藩体系的崩溃。在清王朝日益衰落、俄国向远东地区大肆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日本于1868年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性强国，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
明治维新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国运的改革，其以富国、强兵、修约为目标，本着“对外政策第一”的原则，对一切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状都进行革除改造，甚至包括统治阶层的特权。正因如此，日本的现代化类同于西方历史上旨在增长财富国力以从事国际权势斗争的重商主义，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富国、强兵、修约的根本之道被确定为学习西方。这一时期，与西方大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新的条约被视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这不仅决定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方向，还对其国内政治产生深刻影响。明治政府急切地向西方国家证明：日本已经西化、“文明化”，除了肤色之外，日本已经是“西方的一员”。恰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日本国家很大程度上发端于其应对外部秩序的挑战。它的生成是基于对外部秩序的机会主义反应，而不是自发地、自然地从国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旦外部秩序发生变化，日本也将相应调整其政策和内部组织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秩序。结果在日本整个近代史中，明治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交政策动能决定了日本的道路选择。”[5]明治时期，与工业化进程齐头并进的是日本创建并迅速扩充西方式的常备军，军事力量日渐增强、权势急剧勃兴的日本，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5年9月，日本派军舰侵占朝鲜的永宗岛，次年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1882年又通过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首次实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军事扩展理论，[6]表明日本全力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扩张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其开始将俄国作为地区竞争对手。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战败，日本将所谓“主权线”延伸至中国领土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分水岭：东亚地区新的力量格局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数千年来在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及其主导下的传统宗藩体系走向终结，东亚国际关系进入以日本为主导的新时期，尽管其还未能取得历史上中国那样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新崛起大国必将深刻作用于国际体系，即对东亚国际关系甚至东西方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此际的日本作为第一个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政治转型和权势扩张，昭示着其潜在的全球影响力不容忽视。[7]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通过军事胜利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并获得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南满”）的控制权；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 》正式吞并朝鲜，其所谓的“主权线”延伸到东亚大陆。这样，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不仅有了稳固的陆上前进基地，而且有了战略上的所谓“理由”——为了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征服中国。自此，中国成为日本权势扩张的首要作用对象，由此引发东亚太平洋地区局势大震荡和新一轮大国战略角逐，其中日俄较量和日美矛盾尤为突出。
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样式及其国际秩序观的内生逻辑。[8]从地理区位上看，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造就了中日之间若即若离的地缘政治关系。历史上，日本对东亚大陆体系蕴含的机遇和压力的感知与战略把握，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而是深受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经略的辐射影响。至少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总体而言是东亚地缘政治作用的对象，而非主导者。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一方面周旋于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体系中，努力寻求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积蓄力量，力图脱离该体系的规制，甚至图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大陆体系的主导者。近代之前，日本总体上缺乏从根本上动摇东亚大陆体系的能力，接受或默认中国主导的秩序便成为日本政界的一项政策共识。
进入近代后，同中国清政府一样，日本幕府的稳固政治统治开始被美欧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权力政治法则所动摇，在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家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危险。鉴于此，明治天皇在推翻幕府统治后自上而下推行维新改革，开启了日本快速崛起的进程，并产生两方面战略效应：
一方面，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是废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日本开启了特色鲜明的“欧洲化”进程。有学者指出：“明治政府贪婪地同时也是便捷地引进西方的技术，如战船、火炮、机器、法律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同时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9]即通称的“脱亚入欧”。1902年英日签署同盟条约，不仅标志着日本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欧洲列强的承认，还表明欧洲首强国家在远东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日本的加持。
另一方面，在明治后期国家经历快速重建和工业化之后，日本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个更发达、现代化且野心勃勃的国家。[10]日本也因此像西方列强一样，开始在东亚实行对外扩张战略并持续发起争霸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政府，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强国，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出现总体上有利于日本的强弱转换格局。1905年日本在对马海战中战胜俄国，赢得日俄战争，这是近代以来亚洲国家对西方强国的首次胜利，由此奠定了日本在远东大陆体系中的首强国家地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奥同盟作战，并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获得了德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中国再度成为日本侵害的对象。在1894～1914年的20年间，日本先后与中国、沙皇俄国和威廉德国开战，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东亚体系的主导性大国之一。
有学者指出：“对日本来说，军事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军方的声望，这一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给日本国内带来可怕的政治后果。日本的军事胜利既证明其现代化的成功，也证明东京具备了对主要对手发动短期战争的能力。”[11]作为传统东亚大陆体系的破坏者，日本尽管无法单独主导该体系，但其上述军事冒险行动取得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这使日本不仅渴望构建一个有助于实行帝国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而且在军事冒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因而其与美国迎头相撞和战略对决也就不可避免。
在日本大肆扩张的同时，美国同样快速崛起，并着眼于重塑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积极寻求在华“门户开放”和扩张远东利益。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成功构建以美日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战略均势为核心、自我约束和条约体系约束相结合的华盛顿体系以及远东太平洋地区秩序，以规制日本扩张势头。[12]为颠覆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和地区秩序的规制，日本再度走上军事对抗的道路。以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为标志，日本成为远东地区的战争策源地。至此，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日本进入可以放手进行侵略的所谓“无条约时代”，[13]其军事法西斯的战争狂热性和巨大危害性随之暴露无遗。被其所迫，中美苏联合抗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造就了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并一直延续至今，即要么遵从体系核心国家制定的制度规范和国际秩序，以便在权势等级结构中赢得安全与互惠安排；要么凭借自身的权势颠覆体系核心国家的领导地位，进而掌控东亚大陆体系。[14]为达此目的，日本甚至不顾后果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一种典型的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举动。[15]
日本侵略性帝国主义国策的确立与“大东亚秩序”野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作为崛起大国在颠覆中国主导的传统宗藩体系的同时，也在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引领下逐渐确立建立一个“亚洲帝国”的基本国策，其目的不仅在于谋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而且致力于使日本一流大国身份得到认可。为此，日本妄图通过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手段，构建有利于日本帝国统治的“大东亚秩序”，以实现“一统亚洲”的狂悖梦想。[16]
从谋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到渴求建立亚洲帝国。历史上，日本在与东亚大陆体系互动时，已暴露出其谋求与中国平起平坐的野心。及至近代，日本与中国一样被迫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于日本而言，1853年“佩里叩关”及次年签署《日美亲善条约》，可谓影响深远。正如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 Craig）所说：“在日本看来，西方强国在自家门口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为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对付他们非常清楚的外国势力……此际封建时期的价值观还继续发挥作用，几乎没有变化，这解释了日本为何如此痴迷于与西方平起平坐。”[17]结果是，“想要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并超越他们的野心，我们姑且称之为‘追赶动力’，在日本加入国际体系之初就成为日本领导人的执念”。[18]
出于这样的执念，日本在推翻幕府统治后大力推行维新变革。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署《库页岛千岛群岛互换条约》，这是日本第一次与西方大国签署平等条约；1894年日本与英国就修改不平等条约达成协议，随后又与其他西方国家进行修约，从而摆脱了外交上的不平等地位；1902年，日本与西方首要强国英国结成同盟，以世界强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从而改变了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权势格局。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日本幕府被迫向西方开放，催生了日本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文化剧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兴起和衰落播下了种子。这一战略文化既热衷于对国际威望、先进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现代阐释与渴求，又深深根植于此前的武士道价值观之上。[19]换言之，此际日本战略文化的迭代演变，是在一个对天皇无上忠诚的社会中完成的，天皇作为首脑被视若“神明”，其使命是“八紘一宇”，建立自己的帝国。于是，权势扩张、特别是海外军事扩张自然成为其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实际上，“明治时期的决策者认识到，建立帝国是西方国家现代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帝国是所有列强共享的特征，如果日本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那么这一岛国也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帝国。”[21]因此，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一批重要人物大肆鼓吹并共同形成了赞成帝国主义行为的思想，并致使从日本政府到民间都达成这样的共识：“日本必须果断行动，甚至必须牺牲他国，假如日本不想被牺牲的话。”[22]更有甚者，1906年出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鼓吹：“我们必须摆脱岛国的局限性，成为一个拥有大陆的国家。”[23]
可见，对于日本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恢复被不平等条约侵犯的国家主权，不仅仅是保护日本的领土免受帝国主义侵占的危险，甚至不仅仅是建立帝国。获得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带来尊严和作为一流国家的认可。”[24]显然，明治政府在规划帝国图景的过程中，前现代力量和现代力量相互纠结，为日本向大陆扩张并建立“大东亚秩序”提供了动力。
日本“一统亚洲”侵略性国策的确立与“大东亚秩序”主张。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来说，弱肉强食是世界的唯一准则，为避免被西方列强殖民，日本需要迅速使自己强大起来，同时准备吞并弱小的邻国。日本资深外交官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在1891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指出，就东亚而言，中国和朝鲜作为落后的“文明”，必将沦为贪婪的西方的“成熟果实”。不仅如此，在侵略中国和朝鲜之后，西方随后将威胁日本的独立。为了防止这种威胁，内田建议日本有必要将中国和朝鲜“联合起来”，置于日本的领导之下。他认为，一个统一的亚洲是避免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25]
显然，“一统亚洲”有赖于日本逐步实现其所谓亚洲政治上的一统、经济上的一统和文化上的一统。这方面，日本面临的战略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一战后反对殖民统治、强调民族独立、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帝爱国意识普遍高涨；二是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中国追求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具有坚实的国内基础和强大的内生动力；三是美国严重担忧日本独霸东亚进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迫使其放弃孤立主义转而采取对日遏压举措。其中，中国的抗战和美国作为体系强国的对日态度无疑具有头等意义。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需要在战略上统筹考量对华对美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从全球战略出发，为未来的日美战争做准备”。[26]对此，“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7月拟制的《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指出：“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即（对华）开战，断然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27]
如前所述，在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中，机会主义是一大特质，即一旦有机会，便急切、不遗余力地动用武力颠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期实现战略突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策不仅着眼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而且意图在亚洲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大帝国，以实现权力独享。这就要求日本必须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对其施加的规制，构建一个日本主导的“大东亚秩序”。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军事侵略政策，这表明日本已经放弃华盛顿会议后币原外交以经济侵略为主的缓进政策，代之以战争攫取“满蒙”的武力侵华急进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满现状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个重大侵略行动；[28]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狂悖声明称：日本对于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的公开信号；[29]1936年2月26日爆发的“二二六”事件标志着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作好了准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也宣告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3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大国法国在德国闪电战进攻下投降，英国被孤立。对于日本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促使其决定将“大东亚秩序”由中国扩展至东南亚。日本认为，英国和法国分别通过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对华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撑了中国的抗日。如果英国被迫投降，这种援助就会停止，日本也就有了胜算。[31]故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本的战略目标不是结束侵华战争，而是要充分利用此际德国“闪电战”赢得欧洲战争胜利的有利时机，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32]
通过长期的对外侵略扩张，日本先后侵占了中国台湾（1895），吞并了朝鲜（1910），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中国大片领土（1931～1945），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2），成功偷袭美国的珍珠港（1941），在东南亚控制了缅甸、柬埔寨、老挝和马来亚，在苏门答腊、爪哇和东印度尼西亚建立分裂政权肢解荷属东印度群岛（1941～1942），一个日本统治下的庞大的亚洲—太平洋帝国产生了。显然，日本“一统亚洲”的侵略性国策不可避免地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奋力反抗，且要与苏联和美国两大对冲性力量迎头相撞，一场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不可避免。
日本“大东亚秩序”野心的主要策略手段。对于日本来说，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衍生的地缘观念、权势思想和赌徒心理，促使其总是在历史关键时期急切地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33]其政策轨迹正是以地缘为导向，对周边进行觊觎、掠夺、侵占直至战败退缩。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认为自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样板，而且视自己为亚洲的“天定领导者”。为实现“一统亚洲”的侵略目的，日本主要运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以建立其主导的“大东亚秩序”。政治上，日本统治者充分利用其所谓“现代化样板身份”推进侵略扩张的目的。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国家政策变化之一”[34]，“代表了第一个掌握现代技术的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因此成为许多非西方边缘社会的榜样”。[35]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并图谋在中国华北地区建立所谓新的政治秩序，就是典型表现。[36]
在进行野蛮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也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为其军事行动背书。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外务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泛亚改革派（pan-Asian reformists）。“这个派系的主要目标是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一个日本领导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他们对现有国际秩序持蔑视、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仍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建立新秩序，并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直接冲突。”[37]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的帝国野心再度膨胀。1934年2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Hirota Kōki）在国会表示，日本将承担建立新的地区秩序的责任。他称：“日本作为东亚和平大厦的唯一基石，承担着地区秩序重塑的全部重任。”[38]这样，通过武力构建所谓“大东亚秩序”便成为基本政策选择。
除了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外，日本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殖民，厚颜无耻地认为：“大东亚秩序”的建立，“只有在文化活动与政治和经济活动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才能完全实现。日本必须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者，同时必须成为新的大东亚文化的建设者”。[39]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国内媒体公开支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对此，路易斯·扬（Louise Young）解释道：如果说日本媒体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以经济和外交手段维护日本利益的做法还有可能的话，“在1931年，他们认为有必要在‘满洲’展示武力。简而言之，日本媒体致力于团结那些支持军事占领的公众舆论，因为他们确信军队是正确的”。[40]为美化侵略，日本哲学家北田西田（Nishida Kitarō）于1943年将日本的侵略战争描述为一场解放和统一亚洲的所谓神圣的泛亚斗争：“大东亚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因为它是亚洲历史进步的顶点……被解放的人民现在的任务是赢得战争，并与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些国家正在为欧洲新秩序而进行英勇斗争。”[41]显然，混杂着政治野心、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外交欺诈和文化殖民等手段，大肆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必将遭到：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遭受其侵略的广大亚洲国家的奋起抵抗；二是与日本历史宿怨深重、渴望从日本手中夺回自己历史特权的苏联的反击；三是反对日本独霸野心、致力于维护华盛顿体系的美国的打压。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不可避免，其最终结果是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大东亚秩序”的破产和日本的战败投降并被改造。对此，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Kenneth B. Pyle）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直被追赶并超越其他世界大国这一明确的国家目标所驱动，这一目标看似已经触手可及，最终却出了偏差，乃至迷失了方向。”[42]
1931～1945年苏美对日战略考量与中美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
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与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较量中，日本军国主义以其野蛮、残酷、血腥和破坏性著称。显然，要战胜这样的残暴之敌，需要反法西斯国家付出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需要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稳固。其中，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略力量，中国、美国和苏联一致联合抗日尤为重要。尽管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考量，苏联和美国在抗日政策调整方面一度出现波折，但最终都汇集到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旗下，与中国一道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苏联对日政策基本考量与抗日立场的转变。20世纪初，美国、俄国和日本成为在远东地区有直接利害冲突且发挥主要影响力的国家，而欧洲列强逐渐被排挤出去。虽然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但英国未能控制日本，反而日本成功利用英日同盟增进了自己的权势和利益。鉴于此，作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强国的美国、俄国和日本，在观察和处理东亚事务时，其着眼点不再是欧洲均势，而是远东的力量态势或西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更确切地说，日本在该地区建立霸权所产生的威胁，成为决定大国关系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43]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使俄国重新回到欧洲。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1907年指出：“我们必须把我们在亚洲的利益置于一个适当的基点上，否则我们就会仅仅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而这对俄国来说将是最大的灾难。”[44]日俄战争后，俄国也深感日本的威胁，认识到日本若以旅顺军港、“南满”和朝鲜为前进基地，可以成功切断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而使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陷于孤立境地。在俄国看来，那时日本就可以夺取俄国整个海滨省，使俄国势力重新退回贝加尔湖以西地区。[45]这无疑将使俄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缘战略地位。尽管如此，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战略重心显然不在远东而在欧洲，即以增强西线防御实力、全力对抗德奥集团为战略重点，在远东对日本则实行缓和政策，以尽可能迟滞来自日本的威胁。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宣告成立，随即面临着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的孤立和遏制；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意法西斯侵略扩张步伐的加快，加强工业和国防建设、防止希特勒德国的侵略和英法祸水东引，成为苏联基本国策的重中之重。为重新夺回远东地缘战略优势和历史权益，苏日之间新的一轮战争将不可避免，这对苏联来说只是时机选择问题。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一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苏联对日战略思考始终瞄定避免自身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且首要战略关切是欧洲事态的发展及其对苏影响。为此，苏联希望通过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来拖住日本侵略军，避免与日本过早摊牌，这是一种典型的间接路线选择。据此，苏联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予中国抗战以较大的经济、军事和作战人力方面的支援，[46]在苏联远东地区加强军备。在1940年前美英还无意真正抵抗日本侵略、采取利己主义两面政策、对华支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给予的支持和援助对于中国抗战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苏联把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作为对日政策的基点，这决定了其对日宣战的时间受欧洲战场形势的影响。换言之，在加大对华援助的同时，对日实行中立、缓和与修好政策，[47]成为苏联间接路线选择的核心，因而也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矛盾的对日政策转变过程。对于苏联而言，只有在欧洲战场上打败希特勒德国已成定局，同时苏联在远东的特权要求得到美国认可，其对日政策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即放弃固有的在中日之间周旋的两手政策，转而与中、美两国一道对日作战。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对日军发起战略进攻，就是上述路线的鲜明体现。
美国对日政策基调从消极“中立”走向全面抗战。与日本的崛起几乎同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以远超日本的规模和速度实现崛起。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之后，美国吞并菲律宾和关岛，并迅速向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扩张自己的权势和影响，[48]加之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既有的势力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前，美国在亚洲没有任何前沿部署，也极少在该地区使用武力。美西战争后，美国信心和实力的增长及其在东亚地区前进部署态势，开始在其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标志性事件是美国于1921年主导了旨在构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通过《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确立了美日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均势，以及对日条约规制体系。
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与活动的增加，必将催生其与寻求扩张的日本之间的直接竞争。结果是日本对于被美国势力赶出该地区的担忧导致其国内民族主义的上扬，也强化了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对抗的意愿。[49]为摆脱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束缚，日本开始采取颠覆华盛顿体系的行动，相关的重大事态包括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1936年日本公开放弃《五国海军条约》规定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限制，以及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之后，随着军国主义者接管日本政治权力，其对外行动变得愈加极端，决心推翻美国对其扩张施加的所有限制，日美之间的战争也不可避免。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
对于美国而言，1931年之后的日本显然是其主导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最大挑战者，对日制裁乃至军事打压理应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主基调。但1931～1940年，美国的对日政策深受国内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对远东太平洋局势的核心关切很长时间里未能超越商业利益这一传统议题，且主要凭借外交宣示和舆论引导来维护商业利益，即坚持一种符合孤立主义取向的低级政治领域战略运筹模式。在中日之间，美国政府既想维系美日商贸联系，又想维护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暴露出独占中国的野心时，美国尽管对日本这一行径十分不满，却不愿对日制裁，更不会军事干预。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促使美国领导者重新评估对日政策，并开始认识到亚洲和欧洲的冲突是相互联系的，意识到这两个地区面临敌对霸权的幽灵，[50]这催生了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冲动。同时，美国重申1921年建立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秩序对于其安全利益的至关重要性。据此，在1940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之间的谈判中，赫尔明确表示美国不准备接受日本的秩序，甚至不准备向现状妥协。相反，他告诉野村，必须恢复华盛顿体系的基本原则：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51]对于赫尔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称：“（美国）完全无视日本多年所作的牺牲，迫使我们放弃我们努力在远东建立的大国地位。照此去做，对日本来说只能意味着自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起身应战。”[52]
1940年美日外交谈判的失败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预示着美国对日政策从绥靖走向强硬，从消极“中立”走向全面抗日。此后，美国对于战争、战略、国际秩序这类高级政治议题的关注，压倒商业利益这类低级政治议题，对日决战决胜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基调。即便如此，美国对日军事行动的展开依然为盟军“先欧后亚”战略所框定，其全球战略布局决定了对日战争必须服务于欧洲战略安排。这意味着美国尽管已与中国并肩作战，但中国仍需继续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责任，以策应美国的战略需要。
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在日本的侵略扩张过程中，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和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日本不仅给东亚邻国带来巨大灾难，也对西方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形成了挑战。日本权势扩张的历程表明：依据“主权线”和“利益线”侵略理论进行的权势扩张，使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缘政治中占据了相当长时间的战略优势：1894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清王朝、1910年吞并朝鲜、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变成陆上邻国；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独占中国东北地区、吞并朝鲜、夺取南库页岛后，日本与俄国不仅隔海相望，还在朝鲜半岛和库页岛上为邻；一战后通过占领德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以及1941年实施“南进”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直接军事对峙态势。
在日本侵略扩张进程中，中国既是其加害的对象，又是其焦虑的问题。这主要缘于中国国家大一统的强大内生动力，部分得益于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决主张和《九国公约》对于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调。1926～1928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通过北伐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使得日本面临着一种可能，即此前日本两代人在中国大陆取得的侵略权益和特权地位，面临着被迫撤销的可能。[53]为维护侵略权益，1931年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从此走上侵华战争的道路。这样，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成为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第一道屏障。
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英、法、荷等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与美国在西太平洋拉开了战争序幕。这样，在中国已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之后，美国于1941年底对日宣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道重要屏障。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美国认识到日本人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54]为掌握主动权，美国认真投入对日作战之中，最终在1945年实现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展开对日本的美式民主化改造。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与苏联达成了含有侵害中国主权权益内容的关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协议。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出动150万兵力打击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抗战14年之后，苏联最终加入对日作战，成为促使日本投降的又一主力军。同时，借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有利时机，苏联再次改写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战后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
1931年至1945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首先指向中国，其次指向地区战略对手苏联，再次指向在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英法荷和对日本侵略扩张持“不承认主义”立场的美国。就抗击日本侵略扩张而言，在中美苏三大战略力量中，中国不仅遭受了最严重的侵害和承担了最大的压力，而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1931～1941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主要是孤军奋战，但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中国外交、道义和国际舆论支持，以及经济或军事援助。这也促使不承认日本侵略扩张的占领、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反对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共识。特别是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5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中美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紧密配合，成为反法西斯联盟中联合抗日的主力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并于1945年8月加入联合抗日阵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
应当指出的是，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不仅体现在军事行动上，还体现在外交一致上。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苏、英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强调四国将遵守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家宣言》，采取联合行动，继续与轴心国作战，“直至这些轴心国根据无条件投降而放下了武器为止”；[56]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强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57]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58]
这样，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旗下，中美苏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三大战略力量正式联合，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推翻日本法西斯专政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与世界意义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59]正是世界性的抗战这个主题，使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不言自明。
伟大的中国抗战是“中国的事”。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迈出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是年，日本关东军侵吞中国东北三省，将中国东北地区改造成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此后，日本的侵略魔爪从中国东北伸到长城以南。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人民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此，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强调“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60]中国共产党也向全国发出号召抗战的宣言，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61]
自此，“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为实行抗战的政策；[62]国共两党也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两种战争形态全面展开。[63]最终，中国人民以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烈代价和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64]坚守住了东方主战场，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赢得战略主动权和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伟大的中国抗战是“世界的事”。自1937年以来，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得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日方不得不在“中国事变”[65]未解决的情况下，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的方针。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在美国国会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66]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指出：“现在，不但英帝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伟大的作战团体的身上。”[67]也就是说，对日作战在辽阔的亚洲—太平洋战线全面展开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特有的世界意义更为彰显，并为反法西斯主要战略力量所倚重。为了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68]
中国抗战作为“世界的事”，还体现在成立盟军中国战区（Chinese Theater）、中缅印战区（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China-Burma-India Theater）和东南亚战区（Southeast Asia Theater）上。[69]为采取联合行动，中国在坚持本土抗战的同时，还组织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战，从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援英，到1945年初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反攻作战取得胜利，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出动40万大军，前往以缅甸为中心、滇西和印缅边境为两翼的东南亚战场上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70]为保卫缅甸、援救盟军、协防印度、反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性的作用。”[71]
结语
“在整个日本现代史中，日本外交上一个主要的、多次重复的特点是随着国际秩序的主流而见风使舵，以加强日本的国力。”[72]这在日本亚洲侵略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使得日本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既是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性帝国主义国策的延续，也是其应对外部环境和国际秩序变化、谋求“一统亚洲”帝国野心膨胀的结果。故从国际秩序和世界历史视角分析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内在动能，揭示中美苏作为主要战略力量走向联合抗日的历史逻辑，进而认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03/content_5540181.htm。
[2][30][60][61][62][63][6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5、352、344～345、343、352、404～437、67页。
[3]L. Narangoa, R. Cribb, (eds.), 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 189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Introduction, p. 1.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店，1999年，第179页。
[5][18][24][42][50][53]K.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pp. 9, 115-116, 115, 6-7, 238, 201.
[6]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军事扩展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何谓‘利益线’？即与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扩张理论中，日本的“主权线”始终在向外扩张，相应地，其所谓的“利益线”也不断地随之扩大。见（日本）近代研究会：《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上），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第174页。转引自黄定天著：《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164页。
[7]S. C. M. Pain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
[8]这部分内容参见宋德星：《“多重秩序世界”中日本的基本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24年第1期。
[9]H. Matsuzawa, "The Rise and Fall of Bunmei-ron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 unpublished MS. Papers Given at the Japan Foundation Seminar at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November 1978, quote from C. Holmes, A. H. Ion, "Bushidō and the Samurai: Images i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894-1914," Modern Asian Studies, 14(2), 1980.
[10]G. Hubbard and T. Kane, 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3, p. 165.
[11]J. Curtis Perry, "Asia's Telectronic Highway," Foreign Politics, No. 59, Summer 1985, p. 49.
[12]有关华盛顿体系及其运作机制的论述见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20世纪回顾》，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13][26][28][47]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88、68、64、219～220页。
[14]宋德星：《“多重秩序世界”中日本的基本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24年第1期。
[15]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1882年福泽谕吉曾鼓吹：“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转引自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帕斯特编：《世纪之旅》，第271页。
[17]A. M. Craig, Chōshū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373-374.
[19][20]A. L. Oros, "Japan's Strategic Culture: Security Identity in a Fourth Modern Incarn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5(2), 2014.
[21]布雷特·L. 沃克：《日本史：前14500年至今》，贺平、魏灵学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205页。
[22]詹姆斯·L. 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
[23]转引自D. C. Evans and M.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 148.
[25]Uchida Yasuya Denki Hensan Iinkai, (ed.), Uchida Yasuya (Tokyo, 1968), p. 14. 转引自Rustin Gates, "Solving the 'Manchurian Problem': Uchida Yasuya and Japanese Foreign Affair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3(1), 2012.
[27]日本国际政治学汇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2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第367页。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68页。
[2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第284页。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第84页。
[31][32][37]M. Kimura and T. Minohara, (eds.), Tumutuous Decade: Empier, Soiety, and Diplomacy in 1930s Jap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p. 220, 219, 216.
[33]宋德星、殷实：《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
[34]J.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Penguin, 1989, p. 241.
[35]M.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2, p. 80.
[36]Narangoa and Cribb, (eds.), 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 1895-1945, p. 8.
[38]转引自J. B. Crowley,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96.
[39]Ryuichi Kaji, Japan: Ein Kulturuberblick, Tokyo: Kokusai Bunka Shinkokai, 1939, p. 49.
[40]L.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82.
[41]S. Saaler and C. W. A. Szpilman, "Pan-Asianism as an Ideal of Asian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1850–Present," 25 April 2011, p. 27, http://japanfocus.org/-Sven-Saaler/3519.
[43][4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76、78页。
[45]W. C. Fuller, J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pp. 372-373.
[46]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具体情况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第200～202页。
[48]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强调太平洋时代将超过大西洋时代，表达了美国对外事务中需要重点关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50～51页。
[49]M. H. Hunt and S. I. Levine, 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p. 60-61.
[51]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52]T. Shigenori, Tōgō Shigenori gaikō shuki: jidai no ichimen/Tōgō Shigenori cho, vol. 1 (Tokyo: Hara-shobo, 1985), pp. 251, 253. 转引自Kimura and Minohara, (eds.), Tumutuous Decade, p. 258.
[54]关于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戴季陶著：《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55]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56]《中苏美英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
[57]《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7页。
[58]《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页。
[59][6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伟大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65、39页。
[6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将其发动的侵华战争称为“中国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两日后，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这次对美英的战争，以及今后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的战争，也包括中国事变，称为大东亚战争”。可参见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9页。
[66]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80页。
[67]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下）第3分册，吴万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939页。
[69]盟军中国战区属于盟国军事合作的一种机制，其于1942年1月成立；美军中缅印战区属于美国陆军建制，其于1942年3月成立，总部初建于重庆；盟军东南亚战区属于盟国军事合作的一种机制，其于1943年8月成立。参见张毅：《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3页。
[70]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7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3页。
[72]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帕斯特编《世纪之旅》，第302～303页。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
1931-1945: The Joint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Effort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lapse of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Order"
Song Dexing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East Asian mainland system and Japan's opportunistic international order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power shaped the basic concepts and external behaviors of its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was also an important internal cause for Japan's aggressive ac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a truly whole-n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 joint operation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alliance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It had revolutionary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not only a life-and-death struggle between aggression and resistance, but also a struggl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It needs to be examined and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major strategic power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jointly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be powerfully demonstrated, which was crucial to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Moreover, it can also highlight the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orld Anti-Fasci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