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全面侵华引发深重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全民族抗日的共同体、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民族自信的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情感等多维路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既推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也为新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D231/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3
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话语建构》等。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民族实体[1]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人民心中的确立和强化。本文拟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缘由、内容、路径与意义，以深化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全面侵华引发深重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政策基础。
日本全面侵华引发深重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既企图占领中国国土，又妄图离间分裂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危机。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就已经明确要把中国的“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以此作为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起点。[2]“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针对蒙古族，日本侵略者一面实行军事欺压，一面采取拉拢上层、扶持傀儡的手段，通过“抑汉扬蒙”政策挑拨蒙汉矛盾，打出“日蒙联合”“共存共荣”“共同防共”等旗号，“七七事变”后扶植成立伪蒙政权。[3]针对回族，日本侵略者派出伪装成回教徒的奸细深入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宣扬“大回教主义”，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破坏回族内部的团结，挑拨离间回汉之间的关系。在西北地区以外，如平津、山东、河南、上海、香港等地，日本宣扬回教并极力拉拢有威望的阿訇教主，[4]为自己的阴谋活动站台。
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和灭亡中华民族的行径产生了恶劣后果。一方面，民族地区的伪政权和“高度自治”的骗局，引发中华民族内部的隔阂；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以所谓“蒙汉矛盾”“回汉矛盾”掩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企图弱化部分少数民族抗日的积极性，阻挠各民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关于回族与蒙古族问题的提纲各一份，《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指出：“回族中抗日救亡运动根本没有展开，少数先进青年没有力量，一部分回族民众甚至认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这样坏！’”；[5]《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指出：“未沦陷区广大蒙人对抗战的认识仍然模糊，抗日的觉悟与信心异常不够，使他们对抗战实际上还是采取冷淡观望与应付的态度。”[6]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引发的深重民族危机，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了巨大外部压力。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存在两方面明显缺陷。一是理论建构上“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的思想”[7]。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尤是如此，认为中华民族由“多数宗族融和而成”，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8]。毛泽东同志批评国民党政府“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9]周恩来同志批评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10]二是政策实施上敷衍了事，甚至采取错误的民族政策。“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内民族平等’的宣言，至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11]未能成为现实；蒋介石在名义上“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国家建设之重心在核心腹地的政治统合，无力顾及边疆民族地区。[13]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认知与民族政策，引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痛陈南京国民政府“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14]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才能有效避免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中惨遭分裂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行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这些政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继承，也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认可，更是基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形成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原则。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的民族政策，既是建立和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15]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林伯渠同志指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16]民族团结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引导少数民族发展，并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修复、改善和维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17]
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后者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甚至一度影响了国民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指出，“他们有些东西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比如，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他们现在也不得不讲民族问题了”。[18]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既疏解了由南京国民政府造成的内部阻力，又有效应对了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外部压力，并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可从全民族抗日的共同体、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民族自信的共同体四个方面来考察。
全民族抗日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成为党的工作重心。就客观现实而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但各民族生成共同抗日的意愿与决心，则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和解放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倾注大量心血与精力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日。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愿意“联合回族中所有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并“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19]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指示信》指出：“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并且强调“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20]这些主张，旨在动员回族、蒙古族同胞投身抗日，形成中华民族抗日共同体。“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21]这是全民族抗战共同体的表达。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党派、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且是国内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前的重要任务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22]张闻天同志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23]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取向。
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24]权利平等是民族平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原则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确保少数民族与汉族具有同等的经济权利。一方面，对于过去已经产生的经济纠纷和利益矛盾，坚持以平等原则秉公处理。1938年11月，《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给周士第等的电报》提出：“对蒙人要求收回汉人侵占的土地，应使汉人出相当代价立约收买或作租佃纳租，地方政府应依具体情况分别公正处理，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25]秉持平等原则处理历史遗留的经济纠纷，才能化解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进行规范，保护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一切税收应有定额，并划作蒙古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费用”；“禁止强迫侵占蒙人牧场与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派捐、派款、征收马匹及无偿徭役，减轻水草税”。[26]这些政策，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政治上的平等，主要体现在承认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允许并帮助少数民族参与各边区、根据地的政治生活。《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政府中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蒙人，国民参政会、参议会都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与蒙人参政员、参议员。[27]1942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针对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数较少、难以选出参议员的情况，作出单独进行民族选举的规定，以确保少数民族有出席参议会的议员。[28]另一方面，提出在抗战胜利后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联合的政权”。[29]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30]。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化上的平等，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独特性的尊重，反对以所谓的“大汉族主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此外，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强调，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少数民族接触，“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31]文化平等要求尊重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周恩来同志指出：“正因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所以我们主张尊重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宗教。”[32]这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等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
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力维护民族团结，妥善维系各民族之间亲密融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同胞打交道时，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指示信》强调：“我们的工作步骤，不能有任何使民族仇怨加深。”[33]这是审慎处理民族关系的体现，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大青山工作方针的指示》特别要求：“在蒙民地带应加强对蒙民统战工作和秘密工作，我汉人军队不应去活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及蒙民误会。”[34]这说明既要增进民族团结，也要注意策略方法。同时，为维护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族关系上具有主动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便将回族同胞亲密称呼为“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呼吁“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35]193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亦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联络中，必须以极忠诚的态度取得内蒙古人民兄弟的信任”。[36]此外，中国共产党力求通过情感沟通，增进民族团结。193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关系”，并“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合”。[37]同少数民族建立统一战线是增进民族团结的途径，也是维系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
民族自信的共同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提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增强全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提出，“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38]张闻天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应该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39]民族自尊是民族自信形成的前提，这里既阐明了民族自尊形成的途径，也诠释了民族自尊生成的意义。1939年1月，林伯渠同志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时指出，边区政府对少数民族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及抗日救国的情绪和坚定其对抗战的信心”[40]。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背景下，民族自信主要表现为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自信。《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分别将“启发并提高全回回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41]、“唤醒并提高蒙古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42]，作为党对回族、蒙古族具体政策的第一条，表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民族自信共同体的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1939年7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指出，“中国之抗战建国，有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之参加”，“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历史创作”，[43]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振中华民族自信，建立民族自信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采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情感等方面的措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以政治建设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主和抗日的关系，强调发展民主政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制度层面鼓励少数民族参与管理。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44]这是政治民主的体现，也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策略层面，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开明的态度、灵活的策略尽可能团结少数民族同胞，既团结少数民族普通群众，也尽可能团结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张闻天同志对少数民族工作提出要求：“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如五马）头上”，[45]明确了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和策略。194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规定：“应分别具体情况按照进步的与落后的蒙古地区，上层的与下层的不同人物，公开的与秘密的不同环境，适当的使用党的策略与方法去开展蒙古工作。”[46]这是开展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基本策略。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一方面，明确以党内团结引领全民族团结。毛泽东同志强调：“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47]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张闻天同志提出：“党中央应组织少数民族委员会，专门注意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的干部。”[48]设置少数民族工作相关机构，是实现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关于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文件多次提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给周士第等的电报》提出：“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49]少数民族干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发展经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路径主要包括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民族地区基本民生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具体政策。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设立工厂，开发矿山，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回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贷。”[50]《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扶助蒙古人民改进畜牧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办毛织皮革工厂，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蒙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款。”[51]在保障民生方面，提出禁止高利贷和贱买贵卖、调剂重要商品、救济抚恤、减租减息、取缔奸商等措施。这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措施的实施，改善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经济状况，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发展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增进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了解。193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具体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如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则还须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情形。”[52]这种调查，包括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调查。《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从回族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出发，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少数民族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剖析其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及解决方法，并提出针对回族与蒙古族的工作方针与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其次，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并帮助其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要“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53]林伯渠同志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时提出：“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蒙、回民族干部，政府曾在定边县开办过一所抗日回蒙学校”，“凡边区接近蒙、回人的地方，都有定期与不定期的蒙、回文刊物和墙报”。[54]《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均在教育方面提出系列明确措施：为了培育抗战建国的回族、蒙古族人才，要普遍实施国民教育，并设立各级学校；在全国重要学校招收回族、蒙古族青年入学，设立回民、蒙民班次，并安排适合于回人、蒙人生活习惯的设备。另外，针对回族的阿訇与蒙古族的喇嘛，还专门开设阿訇训练排、喇嘛训练班，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使其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55]
基于共同抗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共同抗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是动员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局面。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56]1937年10月，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提出，抗日游击队包括“从伪蒙军中反正过来的队伍”和“蒙民回民组织起来的抗日部队”，“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即为集中、合并与团结各种零散的部队成为正规军而努力。但必须以自愿为原则，反对强制的兼并或改编”。[57]《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要帮助回族、蒙古族壮大抗日武装部队，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以蒙古族为例，“帮助蒙古的抗日军队，组织与强大抗日武装部，充实国防力量。发扬蒙人骑术的特长，展开并坚持敌占区的游击战争”[58]。
通过情感沟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纽带”[59]。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维度和重要路径。抗战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路径，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奠定情感基调，尽力消解民族间的矛盾与疑惧，强化民族间亲如一家的手足之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办法，消解各民族间历史遗留的矛盾。林伯渠同志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专门提到蒙、汉、回民间的历史积怨及其解决举措。在中国共产党涉及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件中，不论是宣传性文件还是沟通性文件，常将回族、蒙古族同胞称作“兄弟”，使亲如一家的手足之情逐渐成为民族间情感的基调。二是进行情感转化，将各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对伪政权的失望转化为对统一战线的共情、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自信、对新政权的期待。《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体现出党的相关策略，“在广大下层蒙人中对日寇伪政权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也在开始增长起来，在这种情绪的增长中，生长着对抗战的同情心理，并有一部分先进的蒙人对于抗战已有了认识和希望，他们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开始了抗日运动。”[60]中国共产党通过八路军积极活动，“给了蒙人以很大刺激和影响”，甚至使其上层王公“开始有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心理”。[61]愤怒、失望原本是消极的情感，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地对日作战以及灵活精准地宣传引导，将这些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情感，既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情感动员，也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6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在共御外侮的过程中，理顺了民族关系，化解了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促进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分裂和灭亡中华民族的幻想，促进了全民族力量的凝聚，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力量基础。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抗日战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基本社会条件。
为新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的进展，为新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同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的经验，如结合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措并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为新中国成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A002；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何希贤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2]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355页。
[3][4][5][6][11][26][27][41][42][46][50][51][55][58][60][6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2、413，295，296，416，294，419，298、419，297，418，275，299，420，299、420，420，416，416页。
[7][10][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9、543、543页。
[8]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2页。
[9][14][17][18][3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9、179、179、498、534页。
[13]罗敏：《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危机与应对：以20世纪30年代内蒙自治运动为中心的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15][22][23][24][25][31][38][39][44][45][47][48][4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21、621、692、621、790、621、610、700、621、692、652、693、790页。
[16][40][43][52][5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7、73、454、145、74页。
[19][29][35][36][5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9，129，128、129，259，129页。
[20][21][33][37][56][5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35，473、474，36，469，481，577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
[32][3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5、549页。
[59]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2版。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5页。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en Jinlong
Abstract: Japan's full-scale invasion of China triggered a profound national crisis, while the nationalist policies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acerbated ethnic conflicts and tensions. In respons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correct ethnic polic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cluded fostering a community united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ommunity based on ethnic equality, a community strengthened by ethnic solidarity, and a community imbued with national confidence.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structed multidimensional paths, encompassing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military, and emotional measures. These practices not only adv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ut also laid the groundwork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reinforc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New China.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thnic solida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