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国家关怀、社会关爱、个人关注”三个层面，提出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路径。通过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合作。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源头预防、“抓早抓小”，准确研判网络舆论发展趋向。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基层社区提供“主动给予、重点倾斜、兼顾普惠”的心理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关键词】社会心态 理性平和 国家关怀 社会关爱 个人关注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全球形势波诡云谲，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活动复杂多变、文化观念多元多样。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变动性、威胁性和偶然性，如果个体的心态没有完全转换以适应社会的复杂变化，整个社会心态会出现波动。一方面，应当了解和掌握个体追求确定性、稳定性、安全感等心理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科学理解社会飞速发展与公众感受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及心理层面需要的满足。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心态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个政策概念。社会心态反映出的，既有个人机体的认知功能状况，又有社会快速发展对个体提出更高要求等问题。我们需要立足国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关怀、社会关爱、个人关注”三个层面入手，探索科学有效的干预路径，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国家关怀：凝聚广泛共识，促进社会团结
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立足于价值观一致的社会认同基础上。需要通过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合作，促进社会整体的紧密团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促进社会合作与增进社会团结提出了新挑战。现代性所蕴含的各种力量使得个体的本位及权利意识不断强化，一些传统的观念被人淡忘，牢靠的熟人关系出现松动，旧有的家庭权威大幅削减。与此同时，新颖独特的社会观念常常获得关注、受人青睐，契约式的陌生人关系成为更加广泛的人际交往与社会活动的主要特征，平等自主的行为判断和选择成为更多人内化的自觉。
时代的精神气质散发并包容着个体化的趋势。当然，这种个体化也是为帮助个体更好采取灵活有为的行为策略，培养有效的应对能力，使其在进入和参与社会生活时能够得心应手、从容不迫。从生存机会和个体利益角度来说，外界要求个体具备适度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以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现实生活中，个体希望并保持同他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需要注意的是，共识动机在针对亲密或群体内他人时较为强烈，而对于陌生或疏远他人则容易逆转，呈现看法、态度或者意见的针锋相对状态。由于基于相似立场，个体在认识和理解社会事件时，与群体内部的距离感会明显缩短。
因此，基层治理应当更好回应人们对于信息透明、程序合规、注重公平的期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应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畅通公众的意见表达通道，耐心倾听、积极回应群众呼声，拉近人民群众与基层政府的距离。创造空间、留出时间，营造恰当适度的舆论环境，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细致耐心解释政策原则底线。
各级党委政府有足够的行政力量、组织能力和经济资源，可以引导社会舆论、调节社会关系，引导“个人”与“社会”相互接纳，彼此缓冲，强化两者之间的信任，以利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畅通互动渠道。当前，不少地方以市场化运行模式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参与公众心理疏导和干预工作。这些社会组织依照合同规定全日制常驻街道，具体负责合同约定的年度任务，有大量机会面对面同群众打交道，能够较为细致地了解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形式多样的心理服务，为政府提供切实的决策建议。此外，在社区引导下，社会志愿者组织能够进行一些心理服务的辅助工作，完成心理知识科普宣传和公益活动动员参与。这些志愿者组织本身来自熟人社会，能够在人民群众和基层治理活动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社会关爱：适应智能时代，拓展协作空间
当今社会，充满生动气息和创新活力，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与此同时，个体需要面对和接受的挑战也与日俱增。较快的社会节奏从众多维度考验着个体的人格及心态。个体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已经不再束缚于传统设定而规划自己的生活定位和未来目标，逐渐演绎出多元自主选择、动态重组调整、碎片化特征等表现。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以往习惯的稳定机制正在消失，知识技术指数级更新迭代、工作要求日益严格、生活角色多重转换等，都要求个体更加敏锐地感知社会变化，更加主动有效地自我调适。
整个社会生活展现出不断加速的生动图景。新旧事物之间发生着高频率的变换和替代，一些人还来不及适应现状，就被裹挟在前进的洪流中顺势而行。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并且当某些不确定性在偶然时机爆发，成为实际的威胁之后，个体的直接感受、群体的普遍认识乃至文化的流行观念，都有可能发生重大的转变或颠覆。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系列发展中的难题也逐渐显现，如环境污染、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福利保障等，这些因素客观上导致社会心态层面出现一些心理焦虑、行为失范等问题。智能化技术提供无限空间，产生海量规模的信息互动。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每天都在生成海量的信息数据。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不断深入，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汇集，会误导社会情绪与公众心理，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网络乱象，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我们需要正视问题、源头预防、“抓早抓小”，及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研判网络舆论态势和焦点事件发展趋向。
做群众工作，更多时候需要能够引导相关当事方“坐下来”“讲一讲”，人民群众感觉到说话有人听、事情有人管、结果有盼头，委屈、怨气就可以“消一半”，能够营造出调解对话的氛围，事件的发展就不容易走向极端。利益矛盾不回避、“摆出来”“放桌面”的真诚态度，既是维护政府形象的重要方式，又是对人民负责的根本要求。从底线要求出发，努力对话而不是对抗，确保利益矛盾化解可控，而不是“点燃激化”，引导社会心态健康稳定，而不是戾气尖锐。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智能社会的发展理念在全球流行，与传统社会不同，智能社会使用现代化的智能技术探索解决各种问题。本质上，智能社会可以实现人、城市和技术三者之间的协调一致。在智能化技术的统一协调下，进行城市运行空间的重新布局和再造，通过基础设施、大数据信息、资源配置和制度保障等多方面整合，从经济创新、社会民生、商业模式等方面探索服务和治理的新途径。智能社会的治理目标涉及技术、组织、政策、社区、环境、设施等多方面，以生活场景中的人为目的，以集成式的信息优势满足智能化治理的复杂需求。
智能社会需要契合时代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最大限度调度、使用和优化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过去一段时间里，粗放的管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全局问题“拍脑袋”决策、利益分配“差不多”确定、棘手难题“绕道走”、群众小事“不上眼”“放一放”等都是懒政庸政的具体表现，与建立良好党群干群关系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转变思维、改进作风，落到实处就是要求工作程序规范化、技术手段信息化、行政成本最小化和群众满意最大化。工作谋划越精细、事业感情越投入、沟通互动越人性化，就越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智能化、效益最大化地利用资源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既要注重政策制定、执行等环节的科学性，又要重视道德和伦理问题，如信息透明、个人隐私保护。智能社会的发展需要注重政治价值、利益诉求和道德伦理的协调平衡。在政治价值上，宣传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理念和未来愿景；在社会利益上，将社会资源和数据信息的效益最优化，促进社会认同和全民参与；在道德伦理上，密切关注数字技术、虚拟空间等方面的潜在威胁。
个体关注：依托社区场景，合力系统介入
人类永恒存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团结型社会还是原子化社会，都改变不了个体是社会细胞的既定事实，有所区分的只是个体在社会中角色义务、责任担当等方面的程度差异。个体必须依赖于社会、群体或者他人才能够生存下来，追求品质生活和幸福体验离不开同他人的关联。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身心健康、积极状态和持续幸福都是在开放从善、接纳并容的群体环境中才得以实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鼓励个体独立、个性张扬等个体意识渐涨。然而，当个体私利和欲望无边界地突破共同体的约定时，合作的意识、责任的担当、利益的共享极易出现裂痕。过度个体化带来一些尴尬后果，如“精致利己主义者”“没有担当逃避责任的旁观者”等频现。再如，消费主义回潮将消费进行诸如道德、人格、情感等错误绑架，把物质要求当作压倒性的决定因素。现实中“高额彩礼”等都是消费主义的变形显现。人们能够从合理消费活动中获得愉悦的生存体验，但如果被越来越多符号化消费包围，就可能陷入物化的经济及道德等多重心理困境。
国家的意志最终需要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和贯彻执行加以实现。开展社区层面的心理服务是近些年我国基层社会公共产品服务的新形式之一。充分尊重人民的心理需要，让社会心态治理能够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应遵循“主动给予、重点倾斜、兼顾普惠”的基本原则，实现社会资源的再配置。具体表现为在社会治理框架下，政府提供基础性的免费心理辅导和干预服务。实际工作中需要注意“紧盯重点人群、关注主动求助、留意普遍一般”的基本原则，识别影响社会心态的潜在情绪隐患点，面对工作中发现的和主动求助的两类对象，实行“一人一议”“一户一策”，根据情况针对特殊个体开展“提质升档”的心理援助和干预。
心理服务同其他公共服务一样，也可能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并且最末端的实际成效往往决定了全局结果。在日常工作中，基层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有较多机会接触存在心理问题或疾患的个体，并对这些个体的生活及环境情况有所了解，但他们客观上不具备充分的心理专业知识技能。因此，职能部门专业力量和购买服务引入的专业社会组织，应共同作为骨干力量开展心理服务。心理服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服务对象生活经历及个人隐私情况较多，这与其他的政府公共服务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面向公域事务较多，而心理服务天然所属的私域色彩较重。社会工作者在给服务对象提供疏导、干预时更有优势，能够获得更多基层社会涉心理类的民生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因“个人隐私”“家庭内部事务”等而隐藏在狭小的私域空间，很难应用于公共领域。但存在的隐患是，一旦某些潜伏的看似个体式的心理类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演变为恶性社会事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甚至基层社会治理的被动局面。应主动面对服务对象，以有温度的服务场域建构无缝的治理空间，以消除物理距离的方式压缩社会距离的疏远，主动接受和捕捉信息，从早从小及时介入，消除心理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个体的心理情绪失常往往伴随不利的周围处境，而不单纯是个体机能意义上的器质偏差。从社区实践的有效经验来看，对于重点人群和主动前来求助的对象，需要各方力量细致了解情况，善于再组织和利用这些个体的社会关系，唤醒和激发围绕他们的社会支持，聚焦化解主要矛盾，专门立册记录，跟踪心理介入和干预的全过程。一方面，服务对象有多种途径知晓自己需求得到救济的方式，只要有主动的呼声，在社区层面就能够得到及时关注和回应。另一方面，受街道心理服务站指导和委派，心理社会工作者会根据从社区获得的预警信息，专班研判、主动探访、全程介入、回访存档，进行双向的、持续的面对面式接触、沟通、对话和干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心安事结”原则，形成良性互动循环。不仅让服务对象，而且让更多群众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社会治理宏观环境中公共政策和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VZL00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文军、陈雪婧：《建构以“人民性”为价值引领的不确定性风险应对机制》，《社会》，2025年第1期。
②王俊秀：《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心态的培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年第5期。
③刘锐：《中国场景的生活治理》，《思想战线》，2025年第2期。
④汪新建：《“社会心态”：源自当代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光明日报》，2025年2月28日。
⑤陈雪峰：《从心理需要视角看社会心态治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期。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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