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群体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感知最为敏锐，其心理状态和价值态度常常率先响应社会变动，具有很强的预警性和指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心态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健康成长和社会融入，更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信号灯”和“警报器”，对社会潜在矛盾和重大问题发生具有一定的“瞭望”功能。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相互叠加，青年社会心态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和现实紧迫性。深入把握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总体态势，系统分析青年消极心态的具体表现与深层成因，既是推动新时代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又是构建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协同共治格局的重要前提，对于塑造新时代青年发展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持续的人才支持和精神动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笔者领衔的课题组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青年发展调查（CYDS）等大型权威社会调查数据，结合近年来对不同类型青年群体开展的实地调研，围绕青年群体中消极心态的潜在风险、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等关键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力图为青年社会心态的科学认知与精准治理提供实证基础和理论依据。
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潜在风险
整体来看，当代青年社会心态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展现出奋发有为、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青年在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和社会交往等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导致部分青年出现心态波动、情绪不稳甚至焦虑躁动等现象。青年心态的这种复杂性，既反映出时代变迁下的心理适应困境，又提示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与系统应对。
传统幸福路径仍起作用，但幸福感提升有所钝化。主观幸福感是青年对自身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情感性与认知性整体评价，是衡量其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价值实现程度的综合指标。在社会心理结构中，主观幸福感的高低不仅反映个体对现实生活状态的态度，也深刻影响其社会参与意愿、公共行为方式乃至价值体系的稳定程度。拥有较强主观幸福感的青年，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社会心态与更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主动融入公共生活，形成正向的社会联结效应。
纵向对比看，中国青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近年来呈现上升态势。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约81.53%的青年表示生活幸福，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增至88.94%，显示出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整体稳定的宏观背景下，青年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普遍提升。2024年中国青年发展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在“您是否感到幸福”这一问题中，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得分均值为3.42（1为非常不幸福，5为非常幸福，中值为3），明显高于中值。其中40.33%的青年认为自己“比较幸福”，7.81%的青年认为“非常幸福”，加总接近一半；而选择“比较不幸福”与“非常不幸福”的青年占比仅为11.19%。尽管“非常幸福”的比例偏低，但从整体分布来看，积极评价显著多于消极评价，青年整体幸福感仍处于较高水平。
2024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青年幸福感在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些差异与社会分层变量高度相关。从学历与收入维度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的青年，其幸福感水平越高；从职业类型来看，企业管理者、政府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稳定性强、社会声望高的群体，其幸福感普遍较高。
同样，家庭背景与婚恋状态依然对青年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2024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好于平均水平的青年，其感到幸福的比例达到89.74%，而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者为83.07%；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者感到幸福的比例为90.26%，而初中及以下为87.01%；已婚青年幸福感高于未婚者，差距在2个百分点左右。由此可见，结构性因素——经济基础、教育水平、婚姻状态等，仍是影响青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然而，进一步对比纵向数据发现，上述因素虽然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分作用，但其边际效应正在递减。从2015年至2024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比较来看，提升受教育程度、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获得稳定职业、进入婚姻状态等“传统幸福路径”，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正在下降。这表明，青年群体对幸福的理解与感受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外在条件对其幸福感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幸福感的来源从“客观改善”逐步转向“主观认同”和“内在体验”。
这一趋势的出现，反映出在物质条件总体提升的背景下，多数青年面临的困境已不再是生存层面的匮乏，而是发展层面的焦虑与意义层面的缺失，将生活条件的改善转化为持久而稳定的幸福体验难度加大。例如，即便取得高学历，若就业市场无法提供与之匹配的岗位，部分青年可能难以感受到价值实现的愉悦；即便进入婚姻，若婚后生活压力剧增、情感支持匮乏，部分人也难以从婚姻中获得幸福感。更进一步说，这种幸福感“外部改善—内在不满”之间的错位，实际上折射出当代青年“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青年在不断追求“更好”的过程中，往往也陷入“永远不够”的精神困境。他们希望的是“更高收入、更好职位、更优婚配”，然而现实并不总能支撑这种无限上升的愿望，一旦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断裂，即便客观条件有所改善，主观幸福感仍可能维持在相对低位。这种“幸福感的钝化”，实际上是对“幸福逻辑”重构的强烈呼唤。
面对这一现实转向，传统提升幸福感的工作手段（如扩大就业、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促进婚恋匹配）固然不可或缺，但其“效果边界”已日渐清晰。必须跳出“物质—改善—幸福”的路径依赖，拓展更加多维、更加细腻、更加具象的“幸福感提升工具箱”，转向以“生活意义感”“心理安全感”“社会价值感”为核心的新型幸福建构路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与社会治理不再局限于“物的供给”，而要深入个体“情感与认知”的层面，真正回应青年在身份认同、社会接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深层诉求。
不确定性带来发展机遇，也催生求稳与倦怠心态。随着社会变革节奏的不断加快，当代青年正置身于一个传统观念不断被重构、社会结构加速重组的时代。从价值体系到发展路径，从生活方式到人生目标，“确定性”的支撑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的自己”已成为青年成长的普遍经验。青年社会心态的变迁，一方面体现出其对外部环境剧变的被动适应，是时代浪潮中个体“脱嵌”后的现实焦虑反应；另一方面呈现出个体在新条件下寻求秩序、意义与安全感的能动努力。传统社会对青年心态的“确定性塑造”，通常由“求学—就业—安居—成家”所串联的标准化人生路径完成，它们分别从人生发展、消费习惯与社会保障等维度提供连续、可预期的社会脚本。这一脚本的普遍性，深深嵌入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之中，也成为青年判断成功与失败、选择进取与退让的价值坐标。
然而，这一曾经可复制、可仿效、可预期的“确定性心态”，正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现实中发生动摇。从结构性就业压力到突如其来的公共事件，从技术变革引发的职业消失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传播，青年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已深度嵌入其成长周期的各个环节。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对外部环境的难以把握，又包括对个人生命历程的难以规划。当青年发现传统路径无法保障自身的稳定性时，便容易产生对未来的“失控感”。
2024年中国青年发展调查数据显示，这一心理状态已表现为现实倾向。在回答“总的来说，您对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信心”这一问题时，青年群体的均值为3.43（1为完全没信心，5为非常有信心），略高于中值3，表明总体仍保持一定信心。在具体分布上，12.29%的青年表示“非常有信心”，38.20%表示“比较有信心”。但选择“说不清”的比例达到33.03%，这部分中间态的青年虽非明确悲观者，却也无法给出积极判断，反映出一种“方向模糊感”。而“比较没信心”和“完全没信心”加总达16.47%，进一步说明部分青年已从迷茫滑向否定性情绪。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风险，青年试图通过可控的行动方式来重新获得“秩序感”和“掌控感”。比如，部分青年通过追求体制内岗位、公职编制、事业单位等“刚性结构”中的“软着陆”，获得某种抵御风险的象征性安全感。这类倾向背后既有市场竞争加剧的现实压力，又有对“稳定”“体面”“有保障”的持续高估。与此同时，这种对“稳定”的过度追求，反过来也可能加剧个体的心理负担。当大量青年同时聚焦于有限的体制内岗位时，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反而催生出更深的焦虑。那些未能成功“上岸”的青年，不仅承担失败的现实压力，更背负“没有稳定工作就是失败者”的文化羞耻感。当这种“内卷”模式的性价比逐渐递减，部分青年可能转向“躺平”“佛系”“低欲望生活”等方式，以倦怠心态对抗社会竞争逻辑，实现心理的自我保护与生存的最低维持。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看并非简单的“消极逃避”，而是一种心理“过载”下的情绪退守。
简而言之，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代青年心态的主要压力源之一。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来自某一个具体领域的波动，而是多领域、多层次、多周期的不确定因素叠加而成的整体性状态。在这一背景下，“求稳”心态既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防御机制，又是一种对社会结构失衡的回应。而当“求稳”路径竞争过度、回报下降时，部分青年可能转向倦怠与退场，以维持心理平衡与个体尊严。因此，理解当前青年心态的核心，不在于探究其“躺平”或“佛系”的态度，而应深入体察其背后所隐藏的结构性焦虑。
高成就预期既孕育奋斗动力，又滋生挫败感与焦虑情绪。在现代社会，青年普遍被鼓励以未来导向构建“可能自我”，通过设想未来的社会位置和成就路径，激发当下的奋斗动力。这种对未来的深度预期，构成青年群体持续拼搏与主动进取的内驱力，也成为社会流动愿景的重要来源。然而，值得警惕的是，高成就预期在激发动力的同时，也蕴藏着挫败和被打击的风险。随着竞争压力持续升高，原本“奋斗即成功”的线性逻辑受到现实结构的多重挑战。青年个体在付出大量努力的同时，若无法得到与预期相符的回报，容易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陷入“高度预期—回报延迟—情绪崩溃”的状态。这种心理落差，正潜移默化地转为情绪压抑、身份焦虑乃至自我否定，成为青年滋生不良心态的“温床”。
2024年中国青年发展调查数据显示，这种心理困境的广泛性已初步显现。在情绪层面，在一周时间里，“经常”或“总是”感到“忧郁沮丧”的青年占比22.01%，感到“没有任何愉快、舒畅体验”的占23.85%，表示“忐忑不安”的占23.09%，感到“无缘无故害怕”的占16.51%。
在认知层面，在一周时间里，“经常”或“总是”存在下列情况的有：20.76%表示“对任何事情都无法产生热情”，25.22%认为“对不久的将来没有什么可期盼的”，20.61%表示“对事情往往过度敏感”……这些数据反映出，部分青年在面对社会期望与现实落差时，不仅情绪出现波动，认知系统也受到影响，形成低动机、低自信、低希望感的心理状态。
行为与生理层面的反馈同样值得关注。在一周时间里，“经常”或“总是”存在下列情况的有：21.76%表示“难以让自己安静下来”，25.07%感到“难以主动开始工作”，35.53%感到“精力被大量消耗”，26.15%表示“很难放松自己”。而在生理反应方面，30.5%的青年担心“在社交场合恐慌或出丑”，14.45%感到“呼吸困难”，17.97%表示“心律不正常”。这些生理和行为信号，实质上是内在心理压力的外化表现，构成“高期望—低支撑”型精神压力的重要征候。
从课题组实地调研来看，个别青年在访谈中表示，他们害怕自己“错过机会”“没有抓住时代末班车”，陷入自责、怀疑与自我厌弃。有青年坦言，“我真的很失败”“我没用”，这些语言不是情绪波动的瞬间发泄，而是内化挫败感的长期沉积。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仅凭意志力维系的奋斗观念有可能转化为压抑性负担，甚至演化为“内耗化的奋斗”——外在高效运转，内心充满焦虑。真正可持续的奋斗应以“现实可达性”与“社会支持系统”为基础，以“心理健康”与“路径多元”为保障，打通“高期望—低回报”之间的梗阻，重建“努力—回馈”之间的因果逻辑。因此，在青年社会心态治理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代青年的高成就预期，理解他们为何深度焦虑、为何自我否定、为何不敢失败。治理策略不能只停留在激励表层，还需在制度安排上提供实质性的成长支持，如释放多样化成功路径、建立失败的容错空间、完善心理韧性的培育机制等。
青年社会心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社会心态具有汇聚效应和从众效应，青年个体的消极心态容易通过网络传导，逐渐在青年群体中形成共识，使得部分青年产生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而当这一部分青年达到一定规模时，从众效应可能会使得其他青年心态朝着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方向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建构，而且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
结构性压力的系统积累。不良社会心态的生成，有个体心理调适能力差异的因素，但更深层的诱因来自社会结构本身所施加的长期、系统性张力。在快速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而制度安排尚未完全匹配，由此造成的结构性压力不断积聚，并通过“系统性负荷”“回报率担忧”和“流动性焦虑”三个层面，深刻塑造着青年的心理状态。
系统性负荷的持续性与广泛性已成为当代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从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到初入职场的绩效考核，再到住房、婚育、养老等多重生活事务的接续，青年在重要人生节点上所承受的责任与期望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加之社会节奏加快，部分青年在尚未实现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与生活保障之前，就已有较大的心理负荷，这种负荷更多表现为“日常化”和“共时性”的持续输入。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些青年可能逐渐对生活节奏产生被动适应感，进而影响其心理调节能力和生活满意度。
教育回报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年对社会流动机会的认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历所带来的回报呈现一定程度的边际递减。部分青年在经历长时间的教育投入后，未能在就业岗位上获得与其期望相匹配的发展机会，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在就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情况下，学历、能力与岗位之间的匹配难度加大，使得一些青年产生短期挫败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些青年会日益意识到，个体努力与实际回报之间并非一直存在着稳定的线性关系，这促使他们在目标选择与路径规划上更加注重现实的可行性与效果考量。
社会流动性的不确定感成为影响青年心理的重要因素。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快速发展，职业发展呈现出更加多样与灵活的趋势。一些青年对社会流动的可及性持谨慎态度，转而更注重短期目标的实现与风险规避，从而对未来持相对保守、务实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非完全负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自我调整、能力提升与理性思考的可能。比如，部分青年通过多样化的职业探索、创业尝试与兴趣导向的发展路径，积极应对社会节奏的变化；很多青年通过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等形式建立新的社会联结，展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文化价值体系的整合重构。价值体系不是零散的认知波动，而是源于文化环境变化的系统性张力，其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价值多元化带来的认知冲突，是社会心态失衡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倡导集体主义、责任担当、历史使命等，强调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一方面，伴随消费主义文化的渗透，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及时行乐”“情绪表达”以及对个体选择自由的推崇，在网络空间中更具传播力。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与价值整合能力，部分青年难以在对立甚至割裂的话语中建立起稳定、清晰的价值坐标。当个体在两种价值体系中难以获得完整的意义认同与社会回馈时，便容易陷入价值虚空。一些青年虽有努力奋斗的意愿，但缺乏明确的奋斗方向，不知“为何而努力”“努力通向何方”“努力能否被真正看见”，进而逐渐对主流叙事产生疏离感，表现出情感上的倦怠、精神上的无力，甚至演变为对奋斗精神的抵抗与逃避。
社会评价体系的功利性异化，催生青年心态中“虚荣比较”“急功近利”的倾向。在一些竞争领域，原本强调人格修养、行为规范与群体认可的评价方式，逐步让位于数据化、外显化、结果导向的衡量标准。个体的社会价值越来越被绑定于“能否获得即时成功”“是否符合外部期待”等标准之上。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功利性评价被进一步放大。平台算法对“流量”“热度”的强调，使得外在形象建构、情绪营销与表演型人格成为获取关注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一些青年逐渐将“被看见”视为“有价值”，将“被点赞”误认为“被认同”，个体真实自我不断被异化为社会期待的投影。他们或陷入过度表现的心理困境，始终以“人设”维持社交；或因无法匹配社会预期而产生“失败者羞耻感”，将个人暂时的不成功绝对化为人生否定。
家庭在价值引导中的功能有所弱化。一些家长更在意成绩突出、竞赛获奖、进入名校，促使部分未成年人在功利环境中内卷成长，缺乏精神松弛与人格成长的“游隙”。一些父母忽视子女个体性与情感需求，制造出“望子成龙”的巨大心理压力，使其在家庭中难以得到真正的温暖关爱与自由空间。
心理调适机制的缺位。社会心理的稳定性，需要以“预防—干预—支持”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作为支撑。但现实中，无论是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能力，还是社会情绪的回应机制，抑或是个体心理韧性的培养路径，都存在结构性短板，使得心理问题呈现出“高度隐蔽—被动爆发—系统缺援”的循环。
公共心理服务体系供给不足，导致心理问题的干预滞后、资源分布不均衡。在大多数人看来，“心理健康”仍被视为私域问题，只有在明显出现症状、产生危机时才被关注。而实际上，心理问题往往具有潜伏性和积累性，需通过早期识别与日常性服务予以干预。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仍以临床心理治疗为主，强调“病后治疗”，缺乏“病前防护”“过程陪伴”与“情绪支持”的整体机制。从服务供给来看，心理健康资源集中于大城市、大型医院与少数高校心理中心，社区、乡村、职场、学校等第一线的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基层服务机构中缺乏专业心理人员，亦缺少常态化心理筛查。在青年群体中，这一问题较为突出。高校学生、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等是心理应激的高风险群体，但现实中他们所接触到的心理服务，往往局限于危机响应性辅导，缺乏预防性机制。
社会情绪引导机制滞后，导致公众心理在突发事件和信息洪流中容易走向极端或失序。近年来，随着舆论传播速度的加快，社会情绪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感染性和放大效应。当社会遭遇突发性公共事件、偶发悲剧等现象时，舆情场往往迅速聚焦于某一情绪出口——愤怒、悲伤、讽刺、谴责，而缺乏足够的理性引导与共情陪伴。这种非理性情绪动员，不仅干扰公众判断力，也使部分人将个人情绪困境转移为社会性不满，导致“替代性发泄”与“情绪共谋”的蔓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事件初期往往更关注舆论控制，对公众情绪的理解与疏导不足。专业心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介入能力有限，缺乏快速响应与广泛触达的社会工作体系。
个体心理调适资源较为脆弱。许多人将负面情绪视为羞耻、不正常、应被隐藏的东西，甚至给心理咨询打上“有病才去”的标签，从而对主动寻求心理支持产生抵触。个体在面临压力、冲突与创伤时，往往只能依赖自身经验、亲密关系或社交平台进行“非专业化”调适，这种路径一旦失效，容易导致情绪崩溃乃至行为激化。此外，个体成长过程中缺乏稳定的情绪支持系统。家庭教育中存在重智轻情、奖惩导向的方式，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感受、情绪波动往往缺乏理解与回应；在学校中，情绪教育尚未被纳入课程体系，学生对情绪识别、表达、调控的能力亟待提升；进入社会后，职场关系又常常以绩效评价为中心，缺乏真实的人际支持与心理慰藉。在这样的成长路径中，个体容易失去与内心对话的能力，也缺乏在挫折中恢复心理秩序的能力，一旦外部支持系统坍塌，便陷入“心力交瘁”和“精神失衡”的状态。
构建青年健康心态的长效机制
面对不良社会心态的生成机制，必须从系统治理的角度予以整体性应对。一方面，不能将不良心态仅视为个体心理问题予以“技术化”或“病理化”处理，忽视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不能止于价值观层面的道德劝导，而需构建可执行、可持续、可拓展的社会治理结构。破除青年不良社会心态，应从结构调适、文化再造、制度支持三方面形成协同合力，建构系统性、生态化、多方协同的社会心态治理格局。
以结构调适缓解现实压力——还原“可承重的希望”。结构性压力是导致青年不良社会心态的深层原因之一，其根本特征在于普遍性、高强度与长期性。应舒缓现实层面的社会张力，营造可预期、可负担、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使个体不再处于持续高压之下，而是拥有选择空间与缓冲机制。
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打通关键节点的政策堵点。青年阶段是心理定向的关键时期，当前青年不良心态的产生，与其所面临的就业焦虑、住房压力、家庭负担密切相关。应进一步强化青年优先导向，在就业政策上，推动公共岗位扩容、基层就业激励、灵活就业保障等一揽子配套措施，提升青年职业发展初始阶段的安全性和获得感；在住房政策上，探索建立面向青年群体的共有产权房、租赁优惠政策和集中型青年社区，降低其“住房焦虑”；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二线及以下城市、普通高校、新型职业教育转移，缓解教育“内卷”与焦虑。
完善社会纵向流动机制，重塑可达的成长路径。社会的健康运行必须保障个体在努力后获得合理回报的可能性。应畅通社会流动的制度通道，包括打破体制性身份壁垒，加强体制内外岗位机制衔接，健全人才跨领域流动与双向交流机制，拓展青年发展空间；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平衡地区差距与资源分布；强化中小企业创新支持，释放多样化成长路径的制度空间，鼓励基层创业、乡村全面振兴、卫国戍边、社会服务等多维职业轨道。
构建多元保障体系，提升社会风险承载能力。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个体难以完全抵御风险，只有建立起足够有弹性、面向普惠的保障网络，个体才不会在遇到困境时孤立无助。应进一步推动社会保障的弹性化改革：探索推进“全民基本保障+差异化专项支持”，为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提供平等参与医保、社保、失业保险的机会；在住房、医疗、育儿等重点压力环节，建立面向青年和低收入群体的负担缓冲机制，让他们在生活最关键阶段不被“断层式成本”压垮。只有在制度上获得“安全感”，在发展中看到“可能性”，青年社会心态才能有序、理性。
以文化再造激活价值系统——重构“可认同的意义”。积极社会心态的养成，不能脱离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与认同感建构。要破解“认知撕裂”和“意义真空”，必须通过文化引导与公共叙事的重构，恢复个体对生活的精神定位与情感归属。
完善价值表达体系，矫正单一成功叙事。应推动媒体平台主动转向对“平凡人的成就”“小人物的幸福”“多样化人生轨迹”的价值表达，赋予“普通”“奉献”“志愿”“爱岗”以文化上的荣誉感。例如，提升技术工种、基层服务、基础教育等职业的社会评价；倡导“内在发展”而非“外部炫耀”式的价值判断，抵制娱乐资本和算法流量对青年认知的操纵。
强化公共文化平台的价值引导功能，拓展“意义供给”能力。在传播内容高度碎片化的环境下，主流价值的传播方式必须实现“内容转换+平台适配”。应鼓励具有公共精神的文艺创作、知识短视频和青年文化社群的发展，提升主流价值在新语境下的吸引力与渗透力。同时，应引导互联网平台对价值导向型内容给予技术性扶持与制度性引导，建立“主旋律+新表达”相结合的传播机制，使个体在日常阅读、观看、参与中感知公共伦理、共享文化精神。
推进教育体系的文化功能重建，形成价值认同的育人闭环。当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知识导向过重、人格教育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青少年缺乏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精神框架。应通过中小学阶段的心理教育课程设计，培养青少年基本的价值判断力与文化归属感；在大学阶段开设具有公共精神引导意义的“社会责任”“文化自信”“公民素养”等课程，使其在专业学习之外建立更宽广的社会视野。教育不应只传授知识与技能，更应培育认同、信仰与意义，这是个体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的“精神锚点”。
以制度支持健全心理服务——构筑“可调适的机制”。积极社会心态的养成，还必须从制度层面构建系统性的心理服务网络与情绪引导机制，提供专业、及时、多层级的社会心理调适支持，形成“个体—组织—社会”三级嵌套的心理安全体系。
构建多层级心理服务体系，推动专业资源常态化覆盖。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处理，应由“危机应对”转向“过程调适”，实现全周期、分层级、多场景的心理服务网络布局。可参照“家庭医生”制度，推进“心理顾问”制度化试点，构建学校、社区、职场的专业心理咨询体系；推动心理服务与基层政务服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协同共建，实现对重点群体（如老年人、青少年、新市民等）的常态化心理陪伴。加强心理咨询师培养、职业认证与服务购买机制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心理健康服务领域，拓展优质资源供给。
完善公共情绪应对机制，建立情绪风险干预平台。在突发事件、网络热点、政策变化等社会情绪敏感节点，通过政府、媒体、心理机构“三位一体”机制，开展情绪干预、信息澄清和思想引导工作。鼓励设立“社会情绪监测实验室”，利用大数据与AI手段分析群体情绪趋势，形成事件级响应机制；在新媒体平台增设“心理科普”“情绪回应”等栏目，回应公众的焦虑与疑惑，提升舆论场的理性含量。
推进全民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工程，增强个体应激恢复能力。有效的社会心理治理机制，应建立在个体心理素质的普遍提升之上，可通过线上课程、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普及心理知识、情绪管理技巧、冲突调适技能，建立正向健康的情绪文化。同时，在职场、校园等场景中嵌入“心理微课程”“情绪调节训练”等，提升个体在面对冲突、失败、挫折、批评时的情绪自持能力，构建以韧性、共情、同理心为主的积极心理学课程体系。
强化青年心理治理机制的科学化设计。应针对不同青年人群，建立科学化的心理健康支持平台，如校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常态化、青年就业支持计划中的心理减压模块、基层团组织中的“青年情绪工作坊”、面向困境青年的定点心理关怀计划等。对有情绪障碍风险的重点群体，如就业困难者、失恋失学者、网络成瘾者等，可设立“成长导师”或“心灵陪伴人”，实现精准帮扶和连续服务。
综上所述，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结构调适、文化再造与制度支持，在“可承重的希望”“可认同的意义”“可调适的机制”三个维度上持续发力。只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纾解社会焦虑、夯实社会心理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治倾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兴青年群体的社会整合”（项目编号：21@ZH02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廉思、袁晶、张宪：《成就预期视域下的中国青年发展——基于时间洞察力理论的新认知》，《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1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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