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视野下，区域国别研究作为洞察世界的重要窗口，其核心价值日益凸显。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承载着挽救民族危机、探索独特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而且在新时代肩负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合作共赢的重任。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相比，中国更强调以合作发展为主题，立足本土特色，尊重各国独特文化与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全球知识体系。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应聚焦各国特殊性，深化动态化、具体化研究，紧跟国际局势变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前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政治 世界格局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界与国际政治领域由来已久，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先后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诞生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并提出了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给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课题。如何审视当今世界的复杂局势？以何种立场把握当下急剧变化的世界？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检验区域国别研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成效的关键所在。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背景与时代课题
区域国别研究的系统性开展，是近代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唯有具备全球视野，方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若一个国家处于孤立状态且置身于世界格局之外，便难以催生区域国别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近代史中的大航海时代，不仅是全球史的开端，也构成了区域国别研究产生的时代背景。
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依托于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区域国别文明研究，率先在欧洲形成体系。有学者指出：“到了19世纪，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制度化，相关的工作开始被统合在一个框架下，无论是机制还是工作内容都是政府鼓励的，同时代也不乏政府设立的相关机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帝国主义扩张的背景和需求。因而我们会发现，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的所有相关机构，建立了重要的用于收集和储存资料的图书馆、档案馆等。”①可以说，欧洲这一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动力源于“帝国主义扩张的背景”。这一扩张实质上是资本及其代理人和政治制度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帝国主义扩张的本质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区域和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其以欧洲文明为标准，将其他国家和区域视为“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进而形成欧洲文明中心的格局。
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深受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强调不同国家和区域文化的相对独立价值，这一特点使其与欧洲学术传统形成显著区别。从社会背景来看，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既受到冷战背景的影响，又具备作为霸权国家必备的全球视野特质，其发展趋势和内容常常受到这两方面政策的驱动。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传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融、相互辩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不断发展，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当然，作为冷战一方和霸权国家，美国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其区域国别研究中。例如，其项目运作方式、学术概念体系、零和思维惯性以及战略决策机制等，均与霸权国家的“美国立场”密切相关。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源于鸦片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的思潮。从鸦片战争失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对域外知识的探索以及对世界各国各区域的研究，与中华民族挽救民族危机、探索独特发展道路、实现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以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劝学篇·会通》言“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念成为洋务运动的宗旨。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动力，构成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属性。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为更有力地团结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大力推进国际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之际，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我国，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带动了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局势，深入细致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国情，在更大范围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合作共赢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成为党中央重视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主要背景。
通过比较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理念，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与欧洲、美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主旨、方法和学术体制特色。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框架与主题
从学术史视角审视，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国别学均形成了独特的观测视角。这些视角构成了理解和把握世界各国各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欧洲区域国别学以“文明论”为主题，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题则可概括为“现代化”。主题不仅是研究者自身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体现，而且是把握研究对象的统一尺度。
欧洲和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所形成的立场、价值倾向以及学术特点，从根本上受到各自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视野的制约。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运用“现代世界体系”概念来描述1450年—1640年社会体系的发展进程与结构，他指出：“我称之为一种世界体系（‘世界’一词并不是‘全球’一词的同义词）——这里我用的是‘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表述的那样。”③沃勒斯坦所研究的“现代世界体系”显然是指欧洲近代史以来的世界历史体系，即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视野里的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同时构成了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但是，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并不认同欧洲所构建的世界体系框架。美国倡导门户开放和非殖民化政策，推行全球干预主义，构建起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战略框架。从美国立场出发，世界各国各区域及其历史发展具有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意义。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确立了对象国观念、国家基金立项宗旨、学术—战略选项等，形成了“大学+情报机构”相互合作的美国特色。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总结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它为美国两个主要的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者在制度上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机会，一个是情报机构的成立和发展，另一个是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美国大学。这二者在战争中共同发展、紧密合作的结果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直接挂钩。”④他强调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实用主义性质，实质上是指其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国别研究与传统人文学术、社会科学相互融合，成为美国软实力战略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以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发展为主线，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面向，尊重不同国家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发展道路，致力于建构全球各国各区域的知识体系，助力推进国家和区域的开放合作，促进不同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道路的区域和国家实现合作发展。党中央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其主题便是实现合作发展。区域国别学应建立相关区域和国家的合作指标体系，提出合作指数，这对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可以说，“合作”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思想。合作与冲突是20世纪后期国际政治领域的热点议题，概括了冷战全过程的基本特征。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自反殖民运动以来，亚非拉众多前殖民地相继独立，成为联合国成员，分享了传统大国所垄断的国际权力，但其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其二，1960年以来，多个国际性组织相继成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不结盟运动（1961年）、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欧洲共同体（1967年）、加勒比共同体（1973年）等，形成了与传统国家相关联又相对峙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三，欧美国家出现发展停滞、国内骚乱、冷战局势缓和，以及美苏两国开始探索建立谈判机制等现象。上述局面为合作提供了社会基础。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了世界权力格局多元化和多样化的问题，强调相互合作的重要意义。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出版《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提出在美国逐渐衰落并失去霸权之后，应加强在现有国际组织和协议平台上的合作，以避免和减少纷争。他提出：“合作在互补利益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广义的定义）影响着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并认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它显然是与冲突混合在一起的，并部分说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潜在或现实的冲突的必要性。……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没有冲突的凶兆，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合作了”。⑥尽管该书出版于冷战期间，且不乏为“美国衰落”寻找出路之嫌，但作者对合作与冲突辩证关系的阐述，对于当前学术界构建看待国家和区域问题的视角，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始终将合作作为主题，强调以合作发展为主题指导学术研究，并围绕这一中心构建区域学、国情学学术体系。对于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而言，合作既具有对内面向，又具有对外面向。对内面向体现为不同党派、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等之间的合作，彰显出区域和国家的“内聚力”；对外面向则表现为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则、开放社会文化和市场等方面的“开放度”。中国区域国别学聚焦“合作”这一主题，立足“内聚力”和“开放度”，助力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显著标识。
建立视野开放的区域国别学
区域国别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深度交融，并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紧密结合，同时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上述学科与方法几乎已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标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注重田野调查、开展微观研究以及建构相关模型。这种研究范式有助于确立研究对象原型，厘清其内部系统结构，并体现其功能指向。然而，传统研究方法的弊端在于，其往往局限于各自学科系统内部，缺乏跨学科的比较以及开放的学术视野。
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显著趋势，“全球化问题”亦是当前国际事务中客观存在的现实议题。区域国别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深刻改变了当前的国际关系格局。在这一趋势下，静止孤立的区域、封闭的国家已不复存在，区域和国家与超国家组织、机构、跨国公司以及数字世界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与学术研究，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发展，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国际组织、国际集团、跨国公司、国际项目以及超国家活动的关系领域，同时向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前沿领域开放。
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在经历短暂的经济全球化乐观主义时期之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溢出”现象愈发明显，国家形态在世界性公共事务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国际问题与国内事务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实际上，在冷战时期，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就敏锐地察觉到“当代世界上所出现的国家控制的日益加强的趋势”。《论国家》被学术界视为系统研究近现代国家形态和国家学说的代表性著作。倘若说，19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日益加强的趋势有冷战因素的影响，那么个别国家强化国家权力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则表明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简而言之，市场是国家的市场，国家是国际秩序下的国家，国家是全部事务的主体。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把握新时代国际政治中的这一矛盾冲突？这是以往区域国别研究中从未出现的新课题。
拓宽研究视野还体现在对新出现的“越界”现象的关注上。例如，跨境民族和宗教、难民群体、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公共区域（如北冰洋、南极洲）和公共空域等，这些现象均关涉国别，但超越了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是传统区域国别学未曾涉及的课题，却已成为当代研究的前沿问题。有学者提出“以世界社会为对象的人类学必然要与区域国别学共舞”⑦的观点，这是从拓宽人类学视野的角度来探讨区域国别学建设问题。拓宽传统学科路径，运用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观点来审视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各学科共同面临的课题。
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必须开阔眼界，突破传统学科的限制，将区域和国别内部研究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人类新生活方式紧密联系起来，构建一种整合区域、国家内部研究与国际关系、科技新进展相关联的外部研究、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区域国别学。
聚焦区域和国别的特殊性，深化具体化和动态化研究
在学术发展历程中，区域国别研究曾存在建构模型模式的倾向，旨在通过此类模型对特定区域和特定国家开展定性和结构分析。然而，这一传统正受到国际局势新变化的冲击。一方面受大国力量的掣肘，另一方面出于安全考量，各区域和国别的独立性在复杂局势中愈发凸显，呈现出更为灵活多变的态势。鉴于此，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将朝着更加具体化和动态化的方向发展。
所谓“具体化”，是指研究对象（特定国家和区域）愈发趋向个别化，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更加显著，愈发难以进行普遍性归类研究。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共同决定了其存在的特殊性。依据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对国家进行分类的习惯，逐渐丧失其价值。例如，同处于欧盟、北约或金砖国家以及特定区域的国家，其诉求和立场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深入对象国内部开展具体化研究。国家与其所属区域、国际组织之间存在着需要厘清的辩证关系，以及持续且动态变化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唯有聚焦国别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科学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使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学问。
所谓“动态性”，强调的是具体国家的政府具有变动性，国家身份与政府身份呈现出分离状态。执政党派理念的极端化以及对往届政府政策的颠覆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对象国研究应以动态性跟踪作为常规模式，紧跟变化，不可满足于静态研究。在世纪之交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欧美各国传统政治格局被打破，以美国为代表，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国的右翼、极右翼党派对传统左派、中左翼党派势力形成巨大冲击。在移民、难民、贸易、市场和宗教文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执政理念偏向保护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党派政治的“极化现象”在当代欧美国家逐渐蔓延，反映出其国民心态在剧烈变化。右翼、极右翼乃至民粹主义党派的竞选纲领挑战着传统价值观的底线。极端主义的这种走向并非孤立现象，一旦极右翼党派执政，颠覆性的国策可能成为流行趋势。这就要求区域国别研究摒弃对区域或国家的静态认知，摒弃概念式认知，辩证看待对象国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动态变化的现实，扎实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构建真实的区域国别知识系统。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观点指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⑧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为国家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在现实层面，国家代表着政治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从而也必然是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研究特定国家的存在形态和运行规律，必然要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不“贴标签”，不唯意识形态。坚持这一立场，实质上就是尊重他国的独特历史、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以及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才能够揭示出对象国的特殊存在形态及其运行规律。
拥抱科技新成就，拓展区域国别研究新维度
科技领域的新发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传统的区域与国家认知系统。数字技术与传媒技术的最新进展，已然打破了区域与国家的传统边界，在常量的时间和常态的空间范畴之外，催生出新的亚/次区域和超/跨区域空间概念，持续推动区域和国别的空间格局重置。有学者曾引入“空间转向”这一术语，用以描述区域国别研究的新面向，并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概念，以及流动空间（flow space）对地方空间（local space）支配等命题，这无疑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深刻改变着各区域和国家的生存状态，给区域国别研究拓展了新的面向。得益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改变了传统的“在地生活”模式，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在此情形下，互联网成为重要的生存空间。数字游民并非静止地存在于网络空间，他们还借助互联网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与干预。网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区域议题开放的公共场域，利用网络媒体发表理念以及收集舆情反馈，已成为常见的手段。可以说，当下的国家既存在于常态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又存在于互联网之中。适应这一现象，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新趋势。
除了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也对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产生冲击。科技领域的一系列新进展，极大地改变国家治理方式，同时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严峻挑战与新机遇。构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需秉持以下三个信念：其一，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区域国别研究打造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增进理解、达成共识、促进合作的学问。其二，坚持将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紧密结合，坚守中国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述体系。其三，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学术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地接纳新科技带来的新进展，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赋予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新面貌！
【注释】
①[英]蒂莫西·尼布洛克、石靖：《区域国别学的国际经验与前景探索——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③[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芳、刘新成、张文刚译，郭芳校：《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④高柏：《理论与方法之争：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田野调查》（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⑤约瑟夫·奈在其著作里最初使用“power”表达“权力”的意思，1990年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里，使用了复数的“权力”，其中包括“软实力”。而同年发表的《Soft Power》一文，则被中国学者径直翻译为“软实力”，同名的著作亦然。但若被翻译为“软权力”，则另有一番意趣。
⑥[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河、信强、何曜译，苏长河校：《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3—54页。
⑦高丙中：《中国人类学的重塑：成为一门在世界看世界的新文科》，《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年第1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0页。
责编/孙渴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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