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边疆考古视角分析，边疆特有的地理区位、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复杂的族群结构、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与中原等地区有所差别的社会发展路径等因素，决定了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边疆区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空间载体，边疆族群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主体，边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传承弘扬边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塑造能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化力量的边疆优秀传统文化新形态。
【关键词】边疆 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K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0.002
【作者简介】郑君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边疆考古、民族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主要著作有《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合浦南越国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合著）等。
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在距今八千年的裴李岗时代即已经起步，距今五千多年进入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四千多年进入从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的文明一体化阶段，距今两千年以秦统一为标志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1]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边疆地区特有的区位地理环境、族群结构和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边疆考古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以及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中的边疆文化
“边疆”是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但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国边疆的概念有着不同理解，对其范畴及空间范围的界定并不一致，社会科学对于边疆的认知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的差异较大，这是由于对边疆的认识可以从多重层次、不同维度切入，并且边疆不仅有具体的物质特征，而且有抽象的本质属性。今天中国边疆学界“一般按照研究对象将边疆分为陆疆和海疆两大领域。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九省区被视为陆地边疆，其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1.8%，而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辽阔的海域以及岛屿则被视为海疆的范围”，[2]这自然也是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但中国边疆考古涉及的地域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中国边疆经历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再到有疆有界”[3]的发展过程，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边界、领土、民族等概念在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中并不完全适用，加之历代疆域变迁，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的范围显然与今天的边疆地区不完全重合。事实上，自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中国边疆的意义才逐渐开始显露；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国疆域的性质才开始逐渐明晰。[4]因此，中国边疆考古主要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地理中心等核心区域以外的外围、边缘、边远等意义上的区域开展工作，大致以史前、夏商周、秦汉迄至明清为大的历史阶段，分别对应自文明起源至古国文明、王国文明、帝国文明等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阶段，各阶段涉及的边疆地域范围虽有差异，但大体包括东北、内蒙古、甘青、新疆、西藏、云贵、两广等省区，以及台湾岛、海南岛、南海诸岛等海洋国土。各阶段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基本是将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联系在一起，在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5]的演进脉络中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
在边疆学者看来，“地处国家领土的外缘、地广人稀、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等，是我国边疆地区具有的显著特征”；[6]在社会学者看来，边陲社会是“位于传统中心区域周边、国家控制相对薄弱、暴力事件相对频发以及人口相对土地比例较低的地区”；[7]而在考古学者看来，边疆地区与域外文化圈也有密切联系。比如，就“地理、人种、交通、贸易和历史背景等方面观察”，环南中国海地区与东南亚具有文化共性。[8]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大多是正史“四夷传”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等现象，但是毗邻域外、地理环境复杂、生态资源丰富、生计方式多样、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结构有其特殊性，这些不同于中原、内地的边疆特征、边疆因素，决定其在中华文明发展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且特殊的作用。在哲学意义上，“边疆是一个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体”，[9]在边疆地区内部及其与中原、内地的社会文化整合中，边疆地区的诸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得以发挥作用，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由此更加彰显。
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具有独特价值，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边疆区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空间载体，边疆族群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主体，边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边疆区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空间载体。边疆区域占据中国国土陆地面积的半数以上，并包括全部海洋国土，不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自成地理单元的空间屏障，更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空间载体。边疆区域的草原、绿洲、沙漠、戈壁、高原、盆地、海岸、岛屿等地理要素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家园的完整地理环境体系，“辽阔而稳定的疆域版图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饶物产和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10]并且为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地理条件。
“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11]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至少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中原中心”已经不再是唯一讨论模式。[12]苏秉琦曾经指出，包括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原生型”的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对中原地区的“次生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3]在距今六千年至四五千年间，自关中西部经渭河、黄河、汾河北上，分别延伸至内蒙古河曲地区和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Y”字形地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14]今天的边疆地区已经是这条“直根系”的一部分。以边疆地区在农业起源中的意义为例，水稻、粟、黍等农作物栽培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在距今八千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步阶段，在中原地区以外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浙江萧山跨湖桥等遗址出土有炭化稻米或带壳稻谷，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内蒙古敖汉兴隆沟等遗址发现有粟、黍作物遗骸，珠江流域还存在以种植芋等块茎类作物为特色的华南热带原始农业起源线索。[15]
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一些边疆区域与中原地区共同迈入新的文明阶段。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古国文明、王国文明阶段，虽然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与中原地区未必同步，但边疆地区仍然有着自己的文明化过程，有着“自己的夏、商、周”。[16]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地区出现了“青铜”和“印纹硬陶—原始瓷”这两种创新性的技术系统，“王国时代”的长江下游地区对岭南地区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辐射，随后在青铜时代出现了夔纹古国、格纹古国、釉陶古国、素面古国、绳纹古国、石矛古国等竞相发展的“文明化”加速态势。[17]
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中华文明“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构造得以形成。[18]进入帝国文明阶段以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领域都出现了崭新内容，随着王朝、疆域、主体民族、主体文化等意义的逐渐凸显，边疆区域对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贡献越发突出。更重要的是，历代王朝依托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9]沿海半月形地带[20]以及“环黄海之路”[21]等边疆文化廊道，将中原、内地与边疆地区，以及边疆地区之间紧密联结在一起，构建起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22]
边疆族群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主体。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体现价值的又一个维度是边疆族群，边疆族群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主体，是中华文明发展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则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性格，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升华。[23]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进入王国文明的历史阶段，此阶段的重要历史特征之一是中原地区“华夏”的群体认同日益强烈，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辐射不断加强，在社会生活中的引领和凝聚作用越发突出。在此阶段，对于周边地区人群集团的文献记载开始逐渐丰富，特定人群的考古遗存、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中的族群名号大致能够对应起来。在夏商王朝周边的黄淮下游、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甘青、内蒙古中南部、晋陕高原、燕山南北、辽东半岛和闽粤桂等地有大量重要考古发现；[24]在两周王朝周边，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内蒙古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以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为中心的杨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和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兴盛一时。[25]夏商周王朝周边地区的考古遗存，大都与被中原居民视为戎、狄、蛮、夷的人群有关。比如，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等属于西戎和羌人，[26]玉皇庙文化属于白狄，[27]夏家店上层文化为山戎，[28]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则是讨论匈奴族源的重要线索，[29]巴蜀文化和云南地区青铜文化为西南夷的早期遗存。
战国时期“华夏”的主要支脉，如晋人、齐人、燕人等已经定型，北方一些戎狄、关中的秦人、南方的楚人、淮河流域的夷人、江浙地区的吴越居民已经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秦汉时期以中原郡县居民为核心的汉族基本形成。自秦汉至鸦片战争的两千余年是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阶段，历经秦汉至南北朝的“开端”、隋唐辽金两宋的“发展”和元明清的“确立”过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确立是此阶段的主要成果之一。[30]自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边疆族群与中原和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最终“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31]边疆族群、边疆地方民族政权、边疆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在边疆地区遗留下数量巨大、内涵厚重、丰富多彩的考古遗存，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积淀具有深远影响。
边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边疆地区毗邻域外的地理区位、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复杂的族群结构、较为特殊的社会发展路径，铸就了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形态、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其物质文明形态、精神文明形态和政治文明形态与中原、内地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性的边疆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夯实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增强了中华文明的韧性。
生活在不同地理空间和生态环境中的边疆各民族适应环境、改造环境，采取因地制宜的生计方式，其生业模式远较之中原、内地更为复杂。比如，东北边疆存在采集渔猎和苔原畜牧等经济文化类型，北方边疆存在戈壁草原游牧、盆地草原游牧等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绿洲耕牧等农耕经济文化类型，西藏存在高山草场畜牧经济文化类型，西南山地存在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丘陵耕作等农耕经济文化类型。[32]又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的古代居民，即以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广东珠江三角洲、广西北部湾沿岸则有大量贝丘遗址，而唐宋以迄明清时期福建、广东沿海的大量外销瓷窑址，以及广东“南海一号”南宋沉船、海南“西北陆坡一号和二号”明代沉船、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等发现，则显示出古代沿海居民对海洋的开发利用。
就古代边疆族群和边疆地方民族政权的物质文化而言，目前对于匈奴、鲜卑、百越、西南夷、突厥、回鹘、靺鞨、契丹等边疆族群，高句丽、三燕、渤海、吐谷浑、吐蕃、南诏、西夏等边疆地方政权，以及北魏、辽、金、元等边疆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的考古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即便是时代较早、文献记载比较匮乏的边疆族群，也有类似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战国晚期至秦代）的重要发现，阴山岩画、左江花山岩画、集安高句丽遗址、北庭故城、渤海中京、渤海上京、西夏陵、辽上京、金上京、元上都等更是著名的考古遗址，这些边疆地区的考古遗址有的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有的已经建设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中，边疆地区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间工艺、宗教信仰、饮食服饰等众多优秀文化逐渐凝聚为边疆地域文化。比如，河套文化中农牧结合的多样经济生活方式、不同地区移民之间的人群融合和文化交融、依托黄河等自然条件发展的水利灌溉等最为突出的根源性特征，在考古发现中都有相应体现。无论是主要参照自然地理命名的河套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等，参照历史地理命名的西域文化、琼州文化等，参照人文地理命名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闽台文化等，还是以自然环境借代文化特征的草原文化、绿洲文化等，这些边疆区域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升华，形成了突出的文明特性。以边疆族群对于中华文明认同的“不断裂”、边疆各区域文化发展和区域特征的“不断裂”，即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为统领，边疆文化在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疆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最集中地表现在“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的发展历史“不断裂”，以及作为“国家文化”物化载体的都城、帝王陵墓等在规划布局等理念原则等方面的“一致性”；同时表现为国民代际传承的“不断裂”。[33]刘庆柱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例举了边疆地区的材料：比如，作为“国家文化”物化载体的辽上京、辽陵；又如，在百万年人类史中的中华民族先民，包括云南元谋人化石、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广东马坝人遗址等。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还表现在边疆族群、边疆地方政权对于中华文明认同的“不断裂”。在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中，边疆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持续结合，形成了兼具统一性与地域性的文明形态。比如，延绵五千余公里的金界壕，金界壕由主墙、内壕、副墙、外壕构成，对战国秦汉长城的形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尤其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北魏、辽、元、清等“续生型”国家“虽晚走一步”，却“是在汉民族聚居区得天下”，“继承的是汉文化”，[34]边疆族群、边疆地方政权对于文明“核心”、文明“正统”的认同，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表现，因为“连续性”的形成离不开“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而后四者一而贯之”。[35]
边疆各区域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对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贡献，又在于边疆各区域文化发展和区域特征的“不断裂”。比如，在辽西地区，已经建立起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连续考古学文化序列，在战国燕文化进入后，秦汉、三燕鲜卑、早期契丹、辽金、元明清等各时期的考古遗存没有大的缺环。又如，在华南沿海地区，从先秦时期的贝丘和沙丘遗址、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外销瓷窑址，至近代的妈祖庙等海神信仰建筑，一直表现出具有海洋性的文化特征。事实上，北方民族建立的北魏、辽、元、清等王朝“各自的开国史都经历过‘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三部曲”，[36]在“开国”阶段都有着各自的文明化进程。
边疆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37]边疆地区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形成的贡献，首先表现在边疆地区由于受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内地的文化特征。比如，以树皮布为例，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树皮布衣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了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世界上最早的树皮布石拍，“树皮布技术起源于中国的南部，其重要意义不亚于中国长江流域蚕丝编织的发明”。[38]又如，内蒙古清水河县龙山时代的后城咀城址“率先大规模使用石材营建城址，推动了人类居住方式的变革”，在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39]再如，云南晋宁石寨山等滇文化遗址在青铜贮贝器上表现贡纳、诅盟、纺织、狩猎、祭祀等场面，其内部存有的海贝来自太平洋、印度洋的热带海域；“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中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水密隔仓实例，这些都是特定人文地理环境的产物。
边疆的地理区位，决定其一方面受到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借鉴域外文化。例如，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兵的发展是亚洲草原游牧社会产生国家形态的基础，[40]辽宁北票市房身村西晋墓出土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马镫，辽宁朝阳市袁台子前燕壁画墓、北燕冯素弗墓也出土马镫，马镫标志着骑兵发展进入新阶段，是鲜卑民族的重要创新贡献。边疆地区的对外贸易也是刺激创新的重要因素，以广东、福建沿海的外销瓷为例，从唐宋以至明清，广东、福建地区的瓷业生产体系不断完善，生产技术质量不断提高，福建德化窑是宋元泉州港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产品支撑地，在德化尾林窑考古发掘中，曾在一处地点揭露出4座分属宋、元、明、清时期并有叠压关系的窑址，显示出从宋元“龙窑”到明清“横室阶级窑”的技术发展过程。
边疆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是中华文明向心力的最集中体现。边疆地区考古遗存呈现的文化面貌的统一性，一方面在于国家意志的作用，如“在东到辽东半岛、西到甘肃境内、北到长城沿线、南到岭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均发现了反映秦统一措施的实物资料，[41]但更多是中华文明自然凝聚的结果。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在公元前五千多年陆续形成了八大区域文化，至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已初步成为全国史前文化核心区域”。[42]在此八大区域中，至少以甘青地区为重心的黄河上游西部文化区、以辽河流域燕山南北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以两广地区为重心的南方文化区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即已呈现“多元起源、互补共进、中原核心、一体结构”[43]的特征。
文明在考古学上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各类实物资料、各种图像资料同时反映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精神世界，而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政策所构成的政治文明在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44]其一，自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在历代王朝的边疆地区，云纹瓦当、莲花瓦当、板瓦、筒瓦、螭吻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瓷器、铜器、金银器、漆器、玉器、铁兵器、铁农具、铜镜、钱币、织绵、简牍、印章等中原式文物被大量发现，反映了物质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其二，考古发现表明，中原文化符号在古代已经传至边疆地区。比如，黑龙江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布局模仿唐长安城，渤海国贞惠公主、贞孝公主墓均使用汉文墓志，贞孝公主墓室壁画中的人物穿着唐式服饰。又如，西藏吐蕃王陵以赞普陵墓居中或居于陵园中的显著位置，周围布置陪葬墓、封土形制为四方形或梯形、设置石碑和石狮等，是取法汉唐陵墓制度，反映了精神文化的统一性。其三，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祭祀长白山的祠庙、内蒙古武川县的北魏坝顶祭天遗址等，则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统一性。
边疆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边疆地区族群关系的整合、文化差异的调适、资源竞争的平衡中，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文化心理、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边疆的地理区位又成为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门户和前哨。边疆文化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扩充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对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边疆地区有大量外来移民，如秦向内蒙古中南部“迁北河榆中三万家”，[45]在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46]汉代北方边疆有许多内附的草原游牧部族，因此设置“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47]的属国以安置归附部族。边疆地区往往多民族杂居，各民族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不同。比如，辽境内的契丹人和奚人“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汉人和渤海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48]因此“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9]突出的包容性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壮大了主体人群，如辽宁锦县昌盛石椁墓、甘肃民乐县八卦营墓地等汉代属国遗存，墓主分别为已经基本汉化的乌桓、鲜卑和小月氏。突出的包容性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不断为中华文明增添创新活力，如燕云地区辽墓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和壁画题材等方面出现契丹、旧唐、北宋、域外和佛教、道教等文化因素，百川交汇、推陈出新，新兴的文化风格预示着新一轮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发展时代的到来。
突出的包容性吸收了外来文明的精华，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条件，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不仅有各类物产，“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等产生于异域的文化”。[50]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以及出土的生活器具和精美壁画，“印证了新疆地区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51]又以将广州作为入华传播的“桥头堡”的海路外来宗教为例，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光孝寺是南禅圣地；清真先贤古墓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遗址；怀圣寺是唐代大食、波斯人在广州蕃坊建立的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怀圣寺光塔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标志性建筑。
边疆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历史上的平民阶层向往“和平”社会，古代统治者一般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历来的美好憧憬。[52]边疆稳定是实现这些目标理想和美好憧憬的前提，也是边疆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重要贡献。历史上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于统治王朝正确的边疆治理政策，更在于边疆人群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和谐社会基础。
广州西晋墓出土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的铭文砖，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顺应了社会各阶层对和平生活的向往。除了大量的农业、工商业遗存可以说明问题以外，近年来发掘的西藏康马县玛不错新石器时代遗址、云南昆明市汉益州郡治河泊所遗址、广西浦北县南朝越州故城、大理市南诏太和城、新疆喀什市汉唐莫尔寺、新疆吉木萨尔县唐代北庭故城、吉林图们市磨盘村东夏国南京城故址等遗址都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实证。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比如，内蒙古凉城县毛庆沟墓地游牧人群与中原移民的葬俗迥然有别，[53]却埋葬在同一墓地；云南昆明市汉代羊甫头墓地亦见有属于汉人移民的“汉式墓”，和属于滇人的“滇式墓”共存。又如，内蒙古包头汉墓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护乌桓校尉宁城幕府图”、甘肃嘉峪关市西晋壁画墓庐帐中赭衣髡发的鲜卑人物等，展现了北方边塞各民族和平相处、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
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和平理念，在中亚、西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蒙古—西伯利亚南部、中南半岛等地，各类中原式文物被广泛发现，成为表征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具体实例。通过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多条跨文明、跨文化的和平交流之路，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港航遗存、外销品生产基地、文化交流遗存、海防设施等也遍布全国沿海地带。
传承弘扬边疆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凝聚厚积薄发的文化力量。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富含边疆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优秀传统文化中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要加强对边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传承与利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由中原地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高山森林地区、西南青藏高原及云贵高原、沿海区“六大板块”，西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三大走廊”及“沿海诸岛”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聚居格局[54]大多涉及历史上的边疆地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的边疆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脉。对于边疆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表现，而且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因。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要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坚守边疆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激发边疆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担负起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传承弘扬边疆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使命，塑造能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化力量的边疆优秀传统文化新形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SYZD21018）
注释
[1]王巍：《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如何“见众生”》，《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
[2]参见李大龙：《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研究：以古代中国为中心》，北京：华夏出版社，2024年。
[3]吕文利：《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4]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5][13][14][16][34][3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0～167、156～158、124～126、92、163、163页。
[6]李大龙：《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中国民族报》，2024年12月17日，第5版。
[7]祁建民：《另一种边陲：晋冀蒙交界地区的移民村落社会》，《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8]陈仲玉：《台湾考古学的回顾与前瞻》，见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9]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0][18]郑君雷：《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11]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12]李新伟：《“多元一体”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考古》，2025年第1期。
[15]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概述》，《遗产与保护研究》，2019年第1期。
[17]卜工：《岭南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5年第2期。
[19]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主编：《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3～24页。
[21]参见白云翔：《“环黄海之路”的提出及其要义》，见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编：《海岱丝语——“一带一路”与山东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20年。
[22]参见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见郑君雷著：《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23]郑君雷：《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2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6]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见俞伟超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兼论戎狄与胡的关系》，《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
[28]参见林沄：《东胡和山戎的考古学探索》，《林沄文集》（考古学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9]参见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林沄文集》（考古学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0]陈连开：《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分期》，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109页。
[31]费孝通：《导论》，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32]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96页。
[33][35]刘庆柱：《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37]《礼记·王制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63页。
[38]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39]孙金松：《后城咀石城：龙山时代最复杂的城防体系》，《光明日报》，2025年3月2日，第11版。
[40]邵会秋：《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形成》，《历史研究》，2025年第1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3页。
[42][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99页。
[44]白云翔：《秦汉考古的主要课题及其展望》，见白云翔著：《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45]《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9页。
[46]《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67页。
[47]《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4页。
[48]《辽史·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
[49]《辽史·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页。
[50]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51]魏坚、田小冬：《从边疆考古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13日，第5版。
[52]何星亮：《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53]杨建华、洪猛、曹建恩：《毛庆沟墓地的两种墓葬所反映的不同社会结构》，《边疆考古研究》，2009年第8辑。
[54]参见徐新建：《“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见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周群英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Value of Borderland Culture
Zheng Junle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land archaeology,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divers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lex ethnic structure, distinctive ethnic culture, and different social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border areas have determined that borderland culture has unique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border areas are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are important creato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borderland culture is an organic par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rderland cultu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border areas, inherit the "fiv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hape a new form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border areas that can contribute cultural strength to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borderl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distinctive features, traditional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