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与完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已成为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背景下，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体”与“用”、“纲”与“目”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解这一知识体系，在理论路径上需考虑理论认知、科学实证与家国情怀三重维度的辩证关系；在实践路径上，则应从区域史视角、断代史视角与总体史视角出发，共同构筑具有中国声音、中国特色、中国实践、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边疆历史及其未来发展的正确认识和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0.004
【作者简介】高福顺，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科举与辽代社会》、《高句丽中央官制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中国东北民族史》（中卷主编）等。
引言
自1992年邢玉林先生正式提出“中国边疆学”[1]概念以来，学界陆续就“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名称、基础、目标、定位等关键性内容展开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将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纳入研究讨论的范围，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井喷式”样态。尽管如此，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以及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在争鸣、交流中仍推进缓慢。[2]中国学界在探索中国边疆学的过程中之所以面临诸多挑战，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还未能完全摆脱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尚未形成中国学界的自我主张，处于亦步亦趋的“学徒状态”；[3]同时“中国边疆概念存在明显泛化，中国边疆研究内涵较为模糊，中国边疆学学科界限不清，中国边疆研究存在在热潮中不断‘迷失自我’的消极状况”。[4]此外，学界对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内涵存在差异化的认知与理解，对中国疆域演变的历程与特征尚未形成共识。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本质与内涵，以及中国边疆话语权构建等问题略述己见，以期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本质内涵
探讨边疆学知识体系内涵的必要性。古代中国社会是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5]构成的二元社会，内地与边疆的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中，周朝已有“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6]之边疆意识与边疆知识。故此，“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所构成的古代中国社会之内地与边疆的二元结构，成为中国史家编纂史书之撰写对象，蛮戎夷狄构筑起中国正史之“四夷传”的基石，成为描述中国边疆区域发展实态及其嬗变过程的缩影。[7]所谓中国边疆知识，是指中国人在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8]的具体实践中，对天、地、人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确定性、普遍性、规律性的认知与经验总结。中国史家“层累式”生产的边疆知识之基本组成、理论内核及其研究范式，又构成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
中国自主的边疆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存在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非仅依凭主观意志就可随意构建，而是在中国社会不断调适内地与边疆之“五方之民”的互动与交融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史家抽象出来的“天下观”“华夷观”“正统观”便是古代中国自主的边疆知识体系的真实写照。范恩实先生说：“从与欧美国家边疆的比较分析中，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中国边疆是在大一统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底定的，因此中国边疆具有了独一无二的特征，从而成为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与基础。”[9]故此，厘清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本质内涵就成为中国边疆研究者亟须讨论与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可视为根本的、第一性的“体”，是统领的“纲”，中国自主的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则可视为从生的、第二性的“用”，是实操的“目”，两者之间是本质与功能、内在与外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只要两者密切契合，就能纲举目张，“体立则用明，无其体则无其用。无无用之体，无其用则体亦弗显。一时代一民族的知识体系，又是随着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得以真正完善的。”[10]在明确“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后，中国边疆研究者应立足正确认识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本质内涵，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至臻至善至美。
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的旨归。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疆域辽阔，自先秦以来，内地农耕族群与边疆游牧族群、采集渔猎族群就已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11]的面貌，形成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生活场景，尤其是秦汉以降，既有内地农耕族群迁往边疆、屯田戍边，又有边疆游牧族群、采集渔猎族群迁居内地，华夷交融是中国社会的生活常态。历史上，中国历经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三个“长时段”的族群大分立、大迁徙、大融合阶段，逐渐形成诸族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画卷，“五方之民”共天下亦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的总特征。随着中国由东亚体系融入世界体系，中国边疆学研究亦经历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换，这种转换底定了当下中国的疆域范围，亦为当前中国自主的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在西方社会，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标志，划定了欧洲大陆诸国的国界，完成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有界”的主权国家的转换。在中国社会，以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标志，亦开启了由王朝国家疆域的“自然凝聚”，[12]向“有疆有界”的主权国家过渡。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与晚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王朝国家疆域“自然凝聚”的状态被人为地强行中断。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者应首要关注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与现代主权国家疆域的知识体系以及两者间的承袭与转换，综合考量边疆知识的生产、疆域理论的构建、研究范式的创新，做到既能提炼中国自主的边疆学“标识性”知识与概念，又能塑造出为西方世界认同的原创性成果，推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等特征的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正如李国强先生所言：“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在对我国边疆全面、科学认识，对我国边疆实践经验予以整体性、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学理化、系统化的一般性知识体系。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属性，赋予边疆认识和边疆经验鲜明的科学性、思想性、实践性、主体性、中国性。”[13]
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旨归。中国自主的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只有科学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边疆学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外在表现，基础、核心与外在表现互为表里。唯有边疆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得以扎实建设，边疆学话语体系中自主性、知识性、学理性的逻辑表达，才能为国际学界所接受和认同。中国边疆研究者应意识到，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是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主体与基石，对其本质内涵的认知，直接决定了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而中国边疆知识生产的质量，也决定了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质量。此外，“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14]“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5]故此中国边疆知识的生产通常也将因应时代之变，随着中国边疆知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王学典先生提出，西方中心论的一个核心，“总是认为西方的道路是正宗，是正常，是一般，是正统，而非西方的，包括中国则是特殊，是个别，是化外，是变种，是例外”。[16]鉴于此，中国边疆研究者必须击碎西方学界提出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是特殊的、个别的”之错误学术论断，逐步构筑起成熟、完善的兼具自主性、知识性、学理性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即在实践上，构筑起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中国边疆知识的完备体系；在理论上，构筑起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中国边疆学标识性、学理性概念范畴框架；在学术上，构筑起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具有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特征的中国学派。“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17]的中国边疆学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将中国边疆学之“西方化”趋势逐渐改变为中国边疆学之“中国化”趋势，“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运用好边疆研究成果，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18]由此看来，“中国学术的本土化转向，寓涵着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诉求；本土化，是中国学术面对大国崛起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必然选择”，[19]构建与完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以适应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所亟须的提升中国边疆学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的软实力之现实诉求，尚需要中国边疆研究者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自主知识生产视阈下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路径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必要性。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前提是，要对古代中国史家生产的边疆知识进行整合，系统性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再凭依古代中国史家边疆知识生产而进行再生产，从而构建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故而边疆知识再生产就成为当前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提与基础。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0]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内聚性”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生动力，“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演进的正常现象，“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1]故以地缘而非血缘形成的诸族群关系之生存实态是中华文明形成与连绵不断发展的根基所在，中华文明形塑的是“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22]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实践路径。中国边疆研究者需从区域史、断代史、总体史的研究路径出发，依据中国历史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总体特征，统筹考量中国历史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正确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由“王朝国家”转型为“主权国家”的发展演进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唯有如此，才能突破“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等西方学界所提出的边疆学术理论的束缚；从而科学阐释从传统“王朝国家”中国疆域向现代“主权国家”中国疆域的转换，以实现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实现对古代中国史家所生产的边疆知识深入、系统、全面的实证认知。
中国边疆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并关注“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构成的边疆与内地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同时，应当意识到“中国不同边疆区域因地质地貌、山川湖海、植被气候等诸多自然地理要素的不同所造成的地域和经济形态差异，以及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所孕育出的族群之语言、民族特性、社会结构之分隔所导致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政治体制、经济类型、文化习性、军制构造等的趋异性”。[23]只有从天、地、人三者的关联关系出发，实证中国边疆区域之实态及其嬗变历程，通过对中国边疆区域之“碎片化”知识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4]般的科学实证，并深刻理解认知中国边疆区域的趋异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认知中国边疆学知识、边疆知识体系由趋异性向同一性转变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完成中国自主的边疆知识生产与再生产。
同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在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后，自然将呈现千差万别的“自然凝聚”取径与结果，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大统一与大分裂的变换更替过程中所形成的“层累化”成就，更应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在边疆知识生产、再生产时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中国边疆研究者要对不同朝代的边疆知识给予探赜索隐，细致分析不同朝代疆域形成的内涵与特征，准确判断不同朝代疆域的自然凝聚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实现“层累化”地构建不同朝代的边疆知识体系。中国边疆研究者还应认识到，古代中国历史上分立时期诸王朝国家对局部区域的均质化统一，成就了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国家的大统一。因此，在研究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统一时期王朝国家疆域的“层累化”过程的同时，必须关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之分立时期王朝国家疆域的“层累化”过程。
遵循上述研究路径，有助于使中国边疆研究者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的跌宕起伏之中，利用总体史的研究路径探明中国边疆知识的本质内涵与发展规律，形成中国边疆总体史的宏大叙事，抽象出“中华民族整体性”“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自然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并指导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构建，构筑起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还需注重夯实科学实证路径基础。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5]中国边疆研究者在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时，必须本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6]的实证理念，以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精神，在古代史家边疆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进行边疆知识再生产，为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打下坚实的科学实证基础。
自主理论创新视阈下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路径
中国边疆学自主学术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中国边疆知识的自主生产与再生产离不开学术理论的指导与研究范式的更新。宋代哲学家程颐曰：“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27]在程颐看来，得“道”在于勤“思”。中国边疆研究者只有对其所生产、再生产的边疆知识、边疆知识体系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求索，才能凝练出中国边疆学的“标识性”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实现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8]恩格斯也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9]经典作家从哲学高度分析了强国建设与理论思维的辩证关系。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边疆学学术理论的支撑与参与，王学典先生说：“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论需要概念，二者不可偏废。离开了理论和概念的引导，人们的认识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整体上毫无头绪，如一团乱麻。大量的、具体的事实或材料只是一堆素材，只有思想理论才能将这些素材变成学术。”[30]准确恰当地诠释了经典作家之语录。
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的学术路径。全面、准确认知中国边疆学学术理论之内涵是中国边疆研究者进行中国边疆学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导中国边疆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内因所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中国边疆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学术准则，过分强调“以论带史”会导致研究误入歧途，得不偿失。[31]故此，在研究中国边疆史实时，一方面应对古代史家所生产的边疆知识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整理，另一方面应秉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32]的学术理念与方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推进中国边疆知识的再生产。
在此过程中，还应推动边疆学学术理论创新并遵循相关理论的宏观指引，否则有理有据有节的科学实证研究可能会趋于“碎片化”，导致产出成果杂乱无章，总体性关照不足，无法构筑完善的知识体系。总体而言，对中国边疆知识进行科学实证，必须有相关学术理论的支撑与参与，唯此才能“实现创新性跨越，进而避免‘口号式’的‘大而空’之理论思维想象与研究范式，才能展开在‘历史语境’视阈下的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特点与规律的历史书写”。[33]
边疆学学术理论与边疆知识实证研究的结合，是中国边疆知识生产、再生产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其全部内涵。在此过程中中国边疆研究者还须秉持深厚的家国情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引下，中国边疆研究者秉持怎样的立场、视阈、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直接关乎中国边疆演进历程研究的视阈定位与科学实证研究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曾说：“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4]中国边疆研究者在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时，“需要审慎观察时代背景，考订古今边疆概念的异同，观察中外学术理论的殊途，慎辨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之合适与否，将中国边疆研究引入正确的学术研究路径，推动中国边疆研究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取得新进展”，[35]形成具有中国学界特色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话语权，打造具有“中国声音、中国特色、中国实践、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
总体而言，要化解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保持边疆研究的“温度”，需正确处理中国边疆学理论认知、科学实证与家国情怀三重维度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论认知是科学实证的方法、手段，科学实证是理论认知所要获得的结果，家国情怀是进行理论认知与科学实证中所需坚持的价值取向。唯有遵循上述逻辑与路径，才能使经过严格实证的中国边疆研究者自主生产、再生产的边疆知识抽象化、概念化、理论化，进而真正构筑起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话语权与世界回响
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下形成的创新与阐释，不同于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认知与解释。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归结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强调“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36]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形塑了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之本质内核，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具有“内聚性”[37]的内在动因。
“自主”表明中国学界建构的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形塑的中华文明之观念、内涵、话语权与研究范式绝对是“中国的”，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不具有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不生成中国的话语，就谈不上中国学界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发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声音，亦更难产生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世界回响。
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中国边疆学面临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错误地解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事实，将中国社会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38]的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拆解为两个不同的独立单元，有意无意地遮蔽我国“五方之民”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碰撞与融合，而更多地关注“五方之民”的冲突对立与民族特性，有意识地淡化“积礼义而为君子”[39]的文化认同之路，运用基于西方特点、西方文化、西方传统、西方材料、西方数据、西方案例所得出的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任意阐释“五方之民”的交融与互动，导致西方世界始终存在对中国游牧族群、采集渔猎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互动与交融的误解，简单地将北魏、辽、金、元、清等中国古史谱系内的王朝国家视为独立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外的非中国古史谱系的政权。这种有意识地遮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叙述，给国际学界正确认识和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带来负面影响。
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演进之叙事面临着多重挑战。西方学界提出若干有关“中国疆域”的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正如朱尖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右翼历史家在20世纪初就提出所谓‘满蒙非中国论’，进而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王朝，并衍生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中国南北对抗论’等谬论，认为中国东北与北部边疆民族地区，不属于中国领土。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进一步提出‘内亚’概念，其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将‘满洲’、蒙古（含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理单元合称为‘亚洲内陆边疆’。20世纪80年代，基于‘内亚’概念，美国学者又提出所谓‘新清史’理论，主要着眼于‘满洲’的历史渊源，反复强调清朝作为非汉政权的‘满洲特性’，其实与所谓‘满蒙非中国论’如出一辙。21世纪初，荷兰学者詹姆士·斯科特还提出名为‘赞米亚’的‘东南亚大陆山地’概念。诚然，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认同‘赞米亚’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对‘内亚’的热捧一样，他们利用这一生造出来的概念，试图在中国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国边疆及周边地带的区域内涵和历史谱系，从而模糊中国的边疆主权，割裂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0]在西方学术思潮的错误引导下，中国边疆研究者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西方学界所秉持的理论依据基本上是以汉族作为单一的种族基础，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41]的单向理论思维，内含有有意或无意地将“五方之民”的自然凝聚所形成的历史独立于农耕族群即汉族之外的学术价值取向，有悖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基本史实。实际上，西方有的学者在构建中国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时，未能充分关注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总体性，以及区域间的族群性、差异性、特殊性，可以断定，用西方学界的中国边疆理论与研究范式构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肯定是行不通的。[42]对此，刁培俊先生说：“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注重其中的区域性差异，以传统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透视历史中国的镜像，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宏观学术命题，才能引领国际学术讨论”，[43]这种学术理念才是中国学界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
中国学界的回应与担当。针对西方学界的种种谬论，马大正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小众研究群体——学界称为‘新清史’流派。‘新清史’流派研究者虽然一直标榜自身研究的学术性，但其一些理论与观点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蛊惑性，不仅对我国传统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历史观形成挑战，更容易被国内外分裂势力所利用，从而消解当今中国对边疆地区管治的合法性，潜在的政治危害不容低估，需要高度警惕。”[44]针对此类挑战，中国边疆研究者必须着力“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桎梏，打破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失语’的窘态”，[45]予以有理有据有节的合理合法的回应。
在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上，要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知识、本土经验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将中国边疆问题“中国化”。具体而言，在中国边疆学的自主知识生产上，一方面，应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的历史事实出发，以回答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实际问题为旨归，最大限度地推动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与研究范式的转换；另一方面，应彻底改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化”的话语体系，坚决批判“征服王朝论”“新清史”等不符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演进之历史事实的具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西方话语，亦应摒弃西方学界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46]等理论思维，形成具有“中国声音、中国特色、中国实践、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新气象。
中国边疆学研究者还必须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一方面，要建立体系完整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维护好“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学术领地与边界；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大中国学界所创立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理念与范式的国际影响力，以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引领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边疆并形成新思潮、新观点、新论断，充分展现中国自主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4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项目“朝鲜半岛古代文人高句丽史观的构建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VGB002）
注释
[1]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2]孙宏年：《新文科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的转向与转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3]吴晓明认为：“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参见氏著《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4][40]朱尖：《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需求与目标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5][38]《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2896页下栏、第2896页下栏。
[6]《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昭公九年》，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影印本，第4466页上栏。
[7][33][35]高福顺：《形而下之道：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8]《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2735页。
[9]范恩实：《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建设》，《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10]高瑞泉：《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光明日报》，2020年7月31日，第1版。
[11]《毛诗正义》卷二十《商颂·玄鸟》，参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344页上栏。
[12]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3期。
[13]李国强：《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14][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51页。
[15]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全球通史·致读者》（上册）（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
[16]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7]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1日，第5版。
[18]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 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1日，第1版。
[19]王学典：《本土化是大国学术的必然选择》，《济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0]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版。
[21]（唐）韩愈撰，蔡晓丽注：《韩愈文集》卷一《杂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6页。
[22]《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12页。
[23]高福顺、吴翔宇：《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24]（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之《校雠通义校注》卷一《叙》，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校注本，第1101页。
[2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27页。
[26][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8～9页。
[27]（宋）朱子编：《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第253页上栏。
[2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页。
[2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4页。
[30]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页。
[31]赵俪生：《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文史哲》，1982年第2期。
[3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37]高福顺：《内聚性：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动力源泉》，《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10期。
[39]《荀子·儒效》，参见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0～111页。
[41]美国学者杜赞奇从后现代史学出发，提出“中国的历史不能再被天真地当作西方史或真实的中国历史”，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国家”历史话语观念，就是利用“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所产生的模式与把民族描写为一种统一的古代的实体逐步发展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参见［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220页。对于“民族国家”，李宏图先生指出：“民族与国家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其关系较为错综复杂，有的是有民族而无国家，也有一国中存在着多民族，即多民族国家，只有当民族与国家两者合为一体，即国家内只有单一的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与民族居住地范围相同，而且文化与政治已经逐渐融合，这种国家，我们才称之为民族国家。”“14世纪后，民族国家逐渐兴起，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组织——国家理应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载体，它要求共同体的一切居民对之服从与效忠，同时也要求这种权力具有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干涉、挟制的独立性。”参见氏著《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5、11页。
[42]高福顺：《汉风唐韵：辽宋“战”“和”的内在逻辑与大统一国家的演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
[43]刁培俊：《“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44]马大正：《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
[45]安北江：《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理论月刊》，2025年第2期。
[46]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参见氏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4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责 编∕包 钰 美 编∕周群英
Building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Connotation, Pathways and Discourse Power
Gao Fushun
Abstract: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is a practical need for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in recent years, as our country'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has a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utonomous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pproach,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oretical cognition, scientific empirical evidence and national sentiment; in terms of practical approach,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regional history, chronological history and overall history perspectives, and jointly construct a borderland studies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voi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practice,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tempera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f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future.
Keywords: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discourse 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