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发表。进入19世纪5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化、工业化特点已十分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一天比一天显著。一个典型的事实就是从1851年起,西方国家开始举办显示其财富规模和技术进步的万国博览会。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有1.4万家;1855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参展厂商是2.4万家,比第一届多了1万家;1862年,伦敦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是2.9万家;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参展的厂商为5万家。厂商规模的扩大说明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而且1850年—1870年,“在这20年间,世界煤产量大约增加了2.5倍,世界铁产量大约上升了4倍。而蒸汽动力却增加了4.5倍,从1850年的400万匹,上升到1870年的1850万匹马力。”(〔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7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程度也在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程度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提高。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促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成熟起来。马克思从1857年起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以及《资本论》第1卷中都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确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奠定了理论逻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一再谈到资本的内在矛盾和对立形式问题。他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这一矛盾会不断扩展开来,产生种种问题。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其结果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即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和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摄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相互对应、齐头并进的。”“可见,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可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即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十分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工厂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工场内部的分工规则是预先地、有计划地发挥作用,而社会内部的分工则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相互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这一系列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和方式的深刻分析为把握基本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思想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强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劳动内部的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之间的对抗性,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最终根源。正是基于这一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资本的基本矛盾”的概念。他说:“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又说:“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而是先把产品转化为货币,才能显示出其社会性。这里包含着潜在的矛盾,单个人的具体劳动很有可能不被社会所承认,蜕变不成货币这一“蝴蝶”。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具体劳动的私人性矛盾的累积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趋势,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60年代起,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开始普遍化展开,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过渡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日益加速的普遍化趋势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