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楼继伟将何去何从？
“增值税改革是（财税改革）首要任务。”楼继伟担任财长之后首次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时明确表示。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称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1994年税制改革时，楼继伟参与了设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的流转税制。楼继伟说，最初就曾考虑过增值税转型扩围，但囿于当时宏观经济面临通胀压力，消费型增值税也更为复杂而作罢。
营改增扩围，得到了业内专家的一致褒奖，认为该项改革进入大提速阶段。有业内人士把“减轻税负”作为赞扬此举的最重要理由。而在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看来，营改增扩围确实能够带来一定的减税效应，但他认为，这项改革的好处在于减少税负的不公平，使流转税征收更为合理。“这本就是营改增的初衷。”李炜光补充道。
此外，楼继伟对于推动中央回收部分“事权”的决心，彰显得也更为明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应当向现代国家的方向走，根据外部性原则、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个标准，合理进行中央地方间的职能和财力分配，像常规的大国那样，把国家应该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从而大量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楼继伟如是说，在事权不调整的前提下，增加地方征税权，他认为“这个方向是危险的，是个分裂的体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在此次莫干山会议上，对于分税制争论比较集中。李炜光告诉记者，分税制还没有做到位，但是可以理解，当时的市场经济不够充分，导致了今天看来分权做得不够充分。过去有一部分财权上升到中央，但事权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上面把钱拿走了，但事情还留给地方办，责任和权力不相匹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也指出，事权跟应有的财权不匹配，政府行为就会走向异化。
“部分事权收归中央，这一点无可非议。”李炜光称，调整事权之后，如何体现分权这一基本取向，应该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共表示，近几年的财税改革，实质性改革很少，大多是对于1994年改革的修修补补。李炜光亦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认为“分税制改革不宜迟”。
楼继伟显然对此问题早已了然于胸，在新著《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序言中他写道，从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来看，仅仅依靠修补性的调整已经不能解决目前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起来相对容易，但解决起来需要长期不懈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即使有些想法一时难以实现，但至少也要让后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与梦想。
楼继伟接任财长一职已半年，他的“思考与梦想”的蓝图正在慢慢铺开，显然，对于其明确的改革路线图，仍需时日才能愈加清晰。“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时如此评价楼继伟。
出任新财长后楼继伟饱受关注，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他面临的改革更为艰辛，恐怕还是因为他被委以重任的时机——新一届政府组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楼继伟在内，新一届中央政府委任的主要财经官员，如马凯、周小川都曾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参与者。其中，楼继伟与周小川，历来被看做官员中的“双子星”，此次两人同时出任“总会计”和“总出纳”，让人们对改革前路有了更多遐想。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专家叶笃初曾经如此点评这批官员：“时代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这批官员在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要面临着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建设的任务。他们要做到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不然就有违使命。”
《小康》 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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