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政策有效引导相关金融和产业资源融合
那么，广东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资源可以实现整合吗？谁主导这种整合？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相信企业会自然而然寻找最有利其自身发展的产业组合，政府不必介入太多。可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包括医疗保健行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其定价模式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大多数的优质医疗资源是掌控在公立医院手中。广东要大力拓展医疗保健市场，就不仅是开办数家民营医院的问题了，而是让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同一医疗保健服务平台上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强调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的主要精神所在。然而，要实现上述产业资源整合，离不开银行、保险、信托、基金、债券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介入和支持。广东为何不因势利导，通过政府政策有效引导相关金融和产业资源的融合呢？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
新时期的改革要注重“立新”
邓江年
改革既要破旧，更要立新。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坚决砍倒那些阻碍发展的荆棘和藩篱；更要有壮志凌云的魄力和胆识，高瞻远瞩地构建符合时代发展新要求的制度基石。我们可以把1978年以来的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时代的改革，重在“破”，主要任务是突破计划体制的丛林，打开缺口，从中释放市场活力；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时代至21世纪之初的改革，重在“扩”，主要任务是把改革的口子不断拉大，引向全局，确立市场的决定性地位；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改革，重在“立”，主要任务是新制度的构建，再造市场新动力。新时期的制度构建要求不仅仅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求站在时代新高度上审视市场经济制度的新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更高级形态的市场经济制度。
改革要与全球市场制度升级相结合。制度有系统自我修复的机能，市场经济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即来自于其强大的自我调节和修正能力，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修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在上世纪末期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带动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社会管控方式和全球国家治理模式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形成“制度坍塌”，导致经济运行失控。例如网络时代虚拟货币的产生改变了货币的信用形态，但金融系统仍然是基于纸币信用的银行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共享式开发的出现改变了创新的价值实现形式，但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仍然是基于实验科学的专利体系；信息时代的信息平等与全流通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与交往方式，但社会管控仍然是建立在信息特权基础上的管理体系等。在迎面而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面前，市场经济制度也在进行相适应的制度调整和升级，各项制度正在不断地探索和重构中。与西方一样，我国当前也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面影响中，我国的改革所“立”的制度不能是已经被淘汰的、陈旧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应该是升级中的、适合新时期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