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DeepSeek大模型的突破性进展，为中国智能产业和技术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通用大模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智能对话工具，更是广泛接入未来各种智能产品的入口。人类之间的交流是在语言界面上进行的，而各种智能设备和产品并不懂人类的语言和图像，这些产品需要将人类的语言、图像转译为计算机可以读懂的机器代码，换言之，大模型充当了人类的语言界面与智能体的算法界面之间的桥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已经看到了在数字产业和智能产业中存在的“新圈地运动”，其不仅圈占了技术专利、用户和数据，同时也掌管了不同界面之间往返的门户和入口，而谁掌握了这些门户，谁就会为未来的智能产业发展谋得先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视通用大模型的建设，因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我们在未来智能技术发展中可能的战略通道。
【关键词】DeepSeek 人工智能 人类 智能体 门户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9.006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主要著作有《忠于事件本身：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等。
2025年DeepSeek的横空出世，让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人们关注DeepSeek，不仅因为其是中国在西方技术封锁背景下自主创新开发出的一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模型，更因其技术路径本身蕴含着实验性价值，通过独特的算法设计，打破了西方以大量算力堆积实现突破的昂贵技术路线，从而在一个成本相对低廉的基础上，找到了另一条实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道路。这些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是中国最前沿的科技公司和科研工作者通过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DeepSeek诞生之时，就有不少人将其与OpenAI公司的ChatGPT系列进行对比，并认可DeepSeek的性能。在全球的各种应用商店里，DeepSeek的下载率也一直名列榜首。但人们对DeepSeek以及其他通用大模型的测评与比较大多仍然停留在基于其所作的对话和回答上，例如，以其如何评价一个哲学思潮或者文学著作来评判其价值。然而，如果仅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评价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模型，则我们或许正在错失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真正革命。
对DeepSeek的哲学反思，最恰当的路径或许不是在电脑或手机中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来检验其回答。这种将通用大模型视为搜索引擎的视角，无法触及技术变革的本质。我们需要从电脑和手机的电子界面中跳出来，在一个更广阔的工业生产和智能万物互联的角度来理解通用大模型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
从语言到大模型：认识论根基的嬗变
在DeepSeek-R1模型发布后，众多企业宣布将其产品接入该模型，例如，微信于2025年2月15日率先在灰度测试中集成该技术，华为、荣耀、OPPO等手机厂商相继跟进。在汽车行业，吉利汽车成为首个接入该模型的车企，极氪、岚图等车企也都快速响应推出了相应计划，科比特、中鸣机器人等无人机企业也开始探索将DeepSeek-R1植入其产品生态。如果DeepSeek只是一个能与用户对话的大模型，这些进行工业生产的科技企业又为何对DeepSeek趋之若鹜呢？
跳出简单的咨询和问答环节，从实际的生产领域来观察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DeepSeek、ChatGPT、Kimi、豆包等通用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彻底改变了未来工业生产和智能生活环境建设的基本方式。以家用智能机器人为例，传统基于固定编程的运行模式已难以适应需求，由于各家各户的环境不同，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机器人必须具备实时交互调整能力。在现阶段，机器人虽然不能自主思考，但其行为机制依赖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图像，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识别，并基于策略规划系统对用户指令作出响应。此类系统通常采用实时数据流与轻量化模型结合的架构，以实现低延迟的交互反馈。如果采用OpenAI的算力堆积策略，不仅会导致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呈指数级攀升，也会使元器件成倍增加。但DeepSeek的算法路径极大降低了机器人的成本，也让更轻量级和低成本的机器人可以成为普遍企业和家庭用得起的产品。
当通用大模型深度融入生产实践与生活场景时，或许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理论思考空间。我们不妨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经典论断切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存在的本质，必须通过与他人、与物质世界、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来加以把握。基于这一论断，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即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在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人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建构的，其一是直接的身体实践，即通过自己的身体与其他人、事物、社会发生关系，并结成一定的稳定的存在论的结构。在人类发展早期，这种实践活动局限于捕鱼、打猎、制陶等简单的劳动行为上。其二是市民社会阶段的扩展性交往。随着社会发展 ，当我们同远方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仅依赖于身体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就变得捉襟见肘。人们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只能通过身体交往的局限。
在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和传播更多是通过语言来完成，语言承载着人类互动和集体行为的最基本认识论层面的内容，如果没有语言及其认识论，人类之间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流，也不可能凝聚成团结一致的社会和共同体。在哲学家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中，对话伦理学和主体间性哲学探讨的就是人类交流和协商共同体的认识论基础。哈贝马斯明确提出：“自然语言是否只是传达信息的一种媒介，或者同时还是社会整合的源泉。针对这两种情况，我分别提出了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两个概念。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理解的共识力量，亦即语言自身的约束力能够把行为协调起来；而在策略行为中，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2]简言之，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行为中，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必要媒介，无论个体的思考方式、成长经历如何，其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即便是语言障碍者，也需要借助手语等替代形式。语言媒介价值在于构建主体之间的共同界面，使不同立场的主体得以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共同问题，即便最终无法达成一致，语言的作用也不可替代。例如，英国左翼思想家尚塔尔·墨菲（Chantel Mouffe）用公共领域的抗争性（agonistic）斗争[3]反对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协议上的共识（consensus），无论两者主张如何，其对话本身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总而言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激进还是保守，政治学派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共享一个基本前提，即实现跨立场、跨阶级、跨利益的交流，都必须依赖语言。语言是构成主体间性哲学的根基。
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4]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质上包裹着一层语言的外衣，这种特殊的符号体系是人类特有的认知工具。人类的存在，或者说人类的主体间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语言。哲学家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现代语言不仅奠基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奠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论关系，“倘若语言的存在已完全被归为语言在表象中的功能，那么表象反过来也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与普遍物相关联起来。认识和语言是严格交织在一起的”。[5]当我们辨识一种植物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其自然生长状态或物理特征，而是植物学语言构建的关于植物纲目科属的分类体系。通过语言，我们可以认识事物，但我们与事物、自然、世界之间也隔着一层语言的隔膜。语言既让我们拓展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如认识南极洲的动植物），也将我们的认识局限在语言解释的范围之中。这意味着，从石器时代部落的口述传统到工业社会机器的技术手册，语言始终作为根本性架构，持续支撑着人类与万物关系的符号化再生产，语言的这种奠基地位，至今未曾遭遇实质性挑战。
当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开启了新技术时代的大门，人类语言在认识论中的奠基性地位才真正遭遇结构性挑战。当前人机交互的核心矛盾在于，传统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性交往模式，已无法覆盖人类与智能体（如工业机器人、智能家居设备等）的新型交互需求。对此，当前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将智能体主体化，即人工智能经过一系列发展后，进化为类似于人类的主体，套用人类主体的概念和交往模式，按照人类惯常的交往模式来建构其占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如赵汀阳所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意识通过语言而实现意识的客观化，只有当意识建构了语言这个客观系统，主体性才得以建立。”[6]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基于此建立人类与智能体的双主体性。这种处理方式的问题在于，智能体的“理解”实质是特定算法对输入信号的模式匹配，而非人类语言认知意义上的“理解”。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交流不可能完全由人类语言模式来完成。这就意味着需要另一种模式来处理人与智能体，即人与物的交往方式。语言，尤其是高级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而智能体不可能理解这种高级语言。只有将人类的语言简化为机器可解析的代码，如冯·诺依曼的二进制的机器语言，才能与机器进行交流，此即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人与智能体的交流方式。
将智能体与人类看成交往双主体的理论构想，意味着提升智能体地位，赋予其类似于人类的主体地位，但这种将智能体上升到可具有类似人类高级语言地位的方式，更像是人类主体中心主义的臆断。而物体间性的方式则意味着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下沉到可以与物、与智能体进行交互，不过这种交互只有在机器代码层面才能实现，这意味着人类需要通过一个转换器（transformer）或转译器（translator）将人的语言转译为算法可以理解的机器语言。这是一个由海量语料库实现的深度学习和训练过程，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捕捉人类语言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语言中的上下文，在理解之后经自回归生成文本，实现与人类的对话。
这里出现了一个认识论转变。传统的人类交往局限在主体之间，语言是作为主体间性最基本的认知工具。但今天，我们需要面对与无人驾驶的汽车、无人机、智能扫地机器人进行交流的问题，而这种交流无法通过现有的语言模板实现。当我们说“Siri，为我打开手机”时，手机本身并不理解语言。实际上，正是诸如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实现了智能社会的基本要求，即在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建立实时的灵活交流渠道，而这种交流的入口就是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
简言之，未来的智能社会无人机、手机、智能汽车、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武器，以及太空探索的智能仪器和设备等，需要与人类实现灵活交互。在哲学上，这意味着哲学家笛卡尔式的主客体二元论将被更灵活的人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物不再是消极地等待着人类主体使用和占有的对象，而是积极地对人类的话语和要求作出反应，而让各种智能物和技术物作出反应的前提是建立人与物沟通的桥梁。人类只需要提出任务，通过DeepSeek等大模型的思考，智能设备便能利用大模型接受相关的感知数据，实时对各种数据按照主体要求作出规划。例如，在智能驾驶中，汽车自动采集路面上的其他汽车、建筑、路面标识、交通信号灯等信息，实现自动规划路径、车道，避开障碍物等。在这个意义上，DeepSeek等大模型构成了智能时代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交互的认识论基础，持续转化和转译双方语言并实现了策略规划与行为选择。DeepSeek的哲学本质，正是广义的物体间性的赫尔墨斯，是智能时代的认识论根基。
人与智能体的界面式交流
DeepSeek等大模型绝非仅是实现图灵测试和人机对话的娱乐工具，而是构建未来智能社会认识论根基的核心技术，真正突破了传统人机交互的局限，将笛卡尔式的被动客体转变为能发出声音、与人类进行更亲密和直接交流的智能主体。2025年初的产业实践表明，随着工业生产和智能环境大规模接入DeepSeek大模型，技术发展正在突破两个关键瓶颈，一是打破GPU算力芯片的技术壁垒和封锁，二是通过成本更低的方式实现智能工业生产，这种突破将催生智能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在不久的将来，更廉价的家用机器人和机器狗，更快捷的智能化生产设备都将快速普及。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的智能化程度将显著提高，也会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人民的生活品质也会随之提高。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动力。
中国产业通过接入DeepSeek等大模型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大疆无人机的“救援蜂群”系统在缅甸地震中参与了幸存者的搜救，72小时内完成方圆200平方公里的废墟的热成像搜索，大幅提升了救援效率；华为的ADS3.0基于DeepSeek多模态感知系统，实现了“无图化”城市辅助导航；百度Apollo“车路云”系统使北京车流高峰期的拥堵时间下降了35%。人形机器人领域，宇树科技、优必选科技等公司推出的产品通过接入大模型，让机器人与人类的交流更加自然流畅。工业机器人领域，新松、埃斯顿、拓斯达等公司正推动中国工业向智能工厂、黑灯工厂、无人工厂升级。
在繁荣的工业生产背后，大模型已成为今天人类与智能物，与各种工业生产的机器，与智能家居、智能驾驶和智能城市的各种仪器设备之间沟通的基础媒介。与传统语言媒介不同，过去个体之间的交流无需转化，主体间性的基础仍是个体性的，即以能流利使用语言的主体作为交流的中心。在诸如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崛起之后，人们普遍产生了一个疑问，即人工智能是否会最终取代人类甚至消灭人类？早在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我，机器人》中就反映出有关机器人对人类威胁的思考，对此，我们不能仅局限于一种个体主义方法思考，即将人与智能体交流看成是个体之间的交流。在语言媒介阶段，我们将语言交流视为个体对个体的交流是可行的，而DeepSeek快速解答的过程（包括十几秒的思考时间），实际上是在一个巨大的计算网络中运行的，它并非是与单一个体进行对话，更是同时与全球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用户进行对话。DeepSeek是基于一个巨大的行星级别的物质性计算网络，其不仅包括中央处理器、图形处理器、人工智能服务器，还包括遍布全球的分布式计算机群、高速存储网络和大容量内存，以及低延迟的高带宽的互联网络。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语言模型中个体与个体对话方式，而需要将其看成一个巨大的行星级别的计算网络与人类个体的广域的交流和沟通。
在智能时代，当DeepSeek被广泛应用到无人机、智能驾驶和机器人领域，需避免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思考方式。正如法国哲学家格雷戈瓦·夏马尤（Grégoire Chamayou）在战争中使用无人机时所发现的，“个体的敌人不再被视为一连串指挥系统下的一环：而是一个结，或者一个镶嵌在社交网络中的‘节点’。与网络中心战和基于效果作战的理念一致，我们可以假设只要有效地针对敌人网络的关键‘节点’进行打击，就可以使对方陷入混乱，甚至几近毁灭”。[7]尽管他只考察了军用无人机在战争中的使用情况，但从这个侧面可知，无论是无人机（无人机属于战争中的网络中央系统），还是敌方士兵，都不是个体性的而是作为战争网络节点。在现代战争中，作战模式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络对另一个网络的作战，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消灭对方的一架无人机或者一辆坦克，而是摧毁整个敌方的网络系统，只有这样，无人机在战争中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同样，在智能驾驶场景中，行驶的汽车不应被视为独立决策的个体，虽然车载边缘计算系统可以处理常规路况，但面对复杂路况时则需要依赖车路协同系统，通过传感器和路由器实时对车辆行驶信息以及与其他车辆距离和位置关系的监控，动态计算速度与碰撞风险。实际上，智能驾驶已将路面上所有的车辆和道路系统进行广泛互联，组成一个巨大的物联网络，正是这一物联网络系统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保障了车辆的安全行驶。
为进一步理解在大模型之下的人类与智能体的交流模式，可以借用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著名的“中文房间”案例。“假设你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屋内有满满几筐汉语符号，假如你（与我一样）对汉语一字不识，但给你一本用英语写的用来处理这些汉语符号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按照汉语的语法，而不是语义，对符号的处理加以纯形式的规定。”[8]塞尔认为，长此以往，这个待在“中文房间”中的个体将学会中文。最初塞尔意在用“中文房间”来反驳强人工智能的观点，认为计算机无论怎么发展都无法学会人的心智。尽管在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角度回看这一假设，在理论上略显过时。但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重新理解大模型之下的人与智能体的关系，即一个人是否可以在没有面对一个中国人而只是面对一堆汉语符号和文献时掌握中文。“中文房间”中个体面对的不是孤立的汉字，而是成系统的中文文本，也有中文的语法规则，换言之，尽管其没有遇到懂中文的人类进行汉语交流，但他面前这些汉语文本本身就是无数的中文使用者集体经验数据的总和，其实际是在与一个汉语语言大模型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房间”中的实验对象只要能够理解汉语模型的内在原理，即便在没有与真实的懂汉语个体交流的状况下，也能够学会汉语。简言之，只要存在着汉语大模型（由房间里的汉语规则和文本构成），成为其使用者并不是什么难事。
要理解人类与智能体交流的模型，即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转译器）的交流范式，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界面（interface）。人类在同一语言下的交流是个体性的，统一的语言会将个体结合成一个语言网络共同体，并形成一个语言界面。同样，在计算机内部，不同的节点、传感器、路由器、分布式计算网络乃至中央处理器和服务器，在二进制代码中实现广域的数据链接和计算，人类与其中某一智能体（如无人机、机器人）是无法沟通的，需要在不同界面下完成自己的交流和链接。换言之，人类的语言和照片只有通过一定的转译器转化为代码，才能被基于二进制机器语言的智能体所理解。正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给出的界面的定义：“界面是不同格式之间的‘激荡’或生成摩擦。在计算机科学中，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明显；‘界面’是一个代码域与另一个代码域互动的方式的名称。”[9]这一定义揭示了两个不同的代码域，一个是人类的代码域，另一个是计算机网络的代码域，人类的代码域在语言界面下实现个体交流，计算机的代码域在算法和数据之中实现智能体交流，而人与智能体的交流是通过界面对界面进行，在不同的界面下，需要通过转译器来实现不同界面的转化，而这就是DeepSeek和ChatGPT等大模型在人类与智能体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这种界面交流，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在一座岛上，而计算机的各种对象和智能体在另一座岛上，两个岛之间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转译器，它帮助人类实现了之前无法实现的人与物、与智能体、与网络世界的广泛交流（见图1）。
图1
新圈地运动与智能产业的未来战略
德国传播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曾将打字机、电影和留声机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因为这些二十世纪初期的技术物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人类的感觉器官，打字机介入了人类的触觉，电影介入了人类的视觉，而留声机介入了人类的听觉。在其看来，现代性就是不断用新的技术物来代替人类有限的身体能力，去触碰更广阔的社会。或者可以将基特勒的隐喻延伸到今天的DeepSeek。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我们的思维，并协助我们进行思考，这并不代表着人类丧失了自己的本质，相反通过DeepSeek的介入，人类认知与创造的疆界得到拓展，这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也是一种新质创造力，而这个新质创造力的基础，就是DeepSeek广泛建立的普遍的人与物、物与物关系的物体间性的认识论基础。DeepSeek犹如数字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了赫淮斯托斯的薪火。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认识到，通过DeepSeek等大模型缔造的广域物联网和人与物交互关系所形成的云端王国，并不是一个充满浪漫化色彩的理想王国。互联网世界未能像托夫勒和尼葛洛庞帝[10]在二十世纪末期所预想的那样，为人类带来解放，使其彻底摆脱沉重劳役的枷锁，从而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土地一样，云中的土地也不是平整的，它有岛屿、有山丘、有海洋、也有大陆与大陆之间联系的桥梁，这意味着云端的世界也是一个地形学的世界，与现实中的地形学无异。此外，云端的地形学不仅与现实世界中的大地在地形上相似，其或许也可以被私人或国家权力所占有，成为政治统治和资本榨取的资源。正如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到的：“谁第一个圈出一块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11]在卢梭看来，在古代社会原始的公地（ager publicus）被某些人圈占，成为了私有土地或私有财产，这不仅意味着私有制的诞生，也为古代以降的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在今天，我们或许将卢梭的名言略改一下，就可以适用于当今云端王国和互联网世界的状况：“谁第一个圈出一块云端土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了一些傻乎乎的人竟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数字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这意味着，互联网的云端世界，正在重复着人类古老文明的起源，即通过圈地运动，重新分配云端世界的地盘，重新按照所占有的土地的大小，确立在云端世界的格局。
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借用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的陆地国家向海洋国家过渡的历史，说明了之前的帝国都是领土国，只是将陆地上的土地视为领土，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海洋主权的新范畴。所有参与大航海的国家，都深切感受到海洋同样是主权可及的领域，主权国家对海洋的管辖实践与权力，直接推动了国际法中领海概念的诞生。在解释了近代国家从领土到领海再到领空的演变历程后，布拉顿敏锐地指出，今天出现了一块新的“领土”，这就是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络发展起来的新领域，即云端的王国，其同样可以被圈地，“今天，行星尺度计算的持续出现（如果仍处于萌芽阶段）可能代表着一种类似的突破和对政治地理秩序的类似挑战。它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云空间是一块有待殖民的新大陆，还因为作为一种空间，它突破了施米特形而上学对地缘政治空间和理论的基本分野——领土和领海区分”。[12]这揭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新圈地运动”（New Enclosure）现象，云空间如同现实土地一般被大公司、大平台、互联网企业竞相圈定，它们将这些地盘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并向使用者不断征收租金，而这成为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诱因。
技术封建主义由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和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学者在2020年提出，深刻揭示了数字云空间中的新圈地运动。正如瓦鲁法基斯所指出：“在‘新圈地运动’的世界里，你经常被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交给数字领域中被围起来的一部分，比如Uber、Lyft或其他一些私人公司。当你要求搭车去机场时，他们的算法会派出自己选择的司机，以期最大化拥有算法的公司从你和司机身上获取的交换价值。这些‘新圈地运动’实现了对数字公域的掠夺，推动了云资本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13]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论价值，并不在于其借用“封建主义”这一历史概念来描绘当下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数字阶段和智能阶段时形成的历史倒退，而在于揭示在云端王国空间中对关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瓜分。总体来说，技术封建主义看到的数字平台、大互联网公司，甚至整个主权国家，可以在如下范围内圈地。
对技术和专利的圈地。技术和专利的垄断现象并非数字时代的特有，早在产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就已显现，知识产权体系曾助长了专利圈地，使某些科技公司在垄断某些核心专利后，不用继续开发新的技术，就可以在现有专利垄断基础上不断收取专利费（也是一种专利租金）。在数字和智能时代，技术专利的壁垒仍然存在，并远远超越了之前的时代，但技术专利的垄断并不能完全隔断技术和产业。对于科技产业而言，科技封锁和专利垄断的确会带来一些发展上的迟滞和伤害，但科技发展是多路径和多目的的，这些垄断的专利或许不能短期内被超越，但可能在未来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将原有的专利垄断和圈地“废黜”。
对用户的圈地。这是瓦鲁法基斯等学者关心新圈地运动的主要场域。与技术专利不同，全世界的用户总量存在天然上限，对用户的圈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产业竞争形成降维打击。也就是说，即便一个公司开发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没有大量用户进驻，也难以形成市场影响力。任何需要面对用户的商品，都必须依赖圈定了大量用户的平台才有可能获得市场机会。这一规律对于智能大模型产业也是适用的。大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实验室产品，更在于是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对用户的圈定。当DeepSeek得到世界公认时，其价值就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与OpenAI层面的用户竞争，而是应广泛介入更多的工业产品，如无人机、智能驾驶、智能机器人，以便形成更广大的实用场景，圈定更大规模的用户群。
对数据的圈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数据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要素，也是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对人工智能发展而言，尤其对于其深度学习和智能训练，数据库和语料库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无论是DeepSeek还是ChatGPT的成功，都建立在占有更为优质的数据库和语料库的基础上。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OpenAI已经通过广泛算力取代海量数据优势的情况下，DeepSeek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实现了对数据资源的优化，经过专业筛选的数据库可以更精准、更灵活地处理人类与智能体的交往关系。
对门户的圈地。尽管很多技术封建主义已关注对专利、数据和用户的圈地，但对门户（portal）的圈地，一直相对而言被忽视。从地形学角度来看，重要的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联结，往往需要通过相对狭小且十分重要的关隘来实现，如战国时期函谷关和潼关是联结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的咽喉要地，掌握这两处关隘，便可以控制不同地域间人员与物资的流动。同样，在今天的云空间中，人类并不是直接以语言的方式进入到云空间中，而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模型和算法，参与到一种交换的界面，这些在不同界面负责转译的工具和大模型，便成为了门户。正如澳大利亚思想家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所强调：“这些门户似乎管理着可能的事物与声称指挥它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14]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门户已经被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平台所攫取，任何试图通过这个门户进入互联网世界和物联网世界的公司、个体、乃至国家都必须向他们缴纳通过门户的费用，这就是西方大型互联网公司不断获得利润的来源，他们的利润并不来自于生产或科技研发，而是来自于对门户的垄断。DeepSeek的战略价值，正在于其作为核心门户的枢纽地位。
从“新圈地运动”特别是门户圈地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未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价值。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科技产业的发展权，但在互联网的云空间中，无论是以Windows系统连接起来的电脑互联网，还是苹果手机和电脑代表的iOS操作系统，以及隶属于谷歌公司的Android系统，都代表着对门户与数据的垄断和圈地，其他国家如果需要开发自己的产业，就必须不断向这些系统缴纳费用。当然，中国也自主开发出了鸿蒙系统，但鸿蒙系统仍然与Windows、iOS和Android等系统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竞争。未来的智能产业，如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智能驾驶产业，将会产生一个全新的赛道，也会形成新的门户，即链接人类身体与智能物之间的大模型，会成为物联网，或是万物智联的门户，成为将人类与智能体关联起来的门户。通过发展通用大模型，形成中国自主的人类与智能物的链接门户和接口，才能将整个智能产业的发展机遇和趋势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受某些国家和公司技术“卡脖子”的威胁。这既是面对智能产业发展的立场，也是面向未来的智能产业的战略需要。也只有在自主掌控的技术门户、技术生态、技术数据库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字经济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23BSK017）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2]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3]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5]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90页。
[6]赵汀阳：《替人工智能着想》，《哲学动态》，2023年第7期。
[7]夏马尤：《反思无人机》，焦静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41页。
[8]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9]A. R. Galloway,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 31.
[10]参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
[1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12]B.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6, p. 26.
[13]Y.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24, p. 75.
[14]A. R. Galloway, E. Thacker, M. Wark, 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60.
The Strategic Value of Large Models as a Gateway for Human-Intelligent Agent Interaction
—DeepSeek's Perspective on China'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an Jiang
Abstract: The breakthrough progress of the DeepSeek large model gives a strong boo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lligent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The general large model is not merely a simple tool for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but also an entry point for widespread access to various intelligent products in the future. Human-human communic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language interface, while various intelligent devices and products do not understand human language and images. These products need to translate human language and images into machine code that computers can understand. In other words, large model act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human language interface and the algorithm interface of intelligent ag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emerging technocratic ideology has already noticed the "new enclosure movement" existing in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the intelligent industry. It not only encloses technical patents, users and data, but also controls the gateways and entrances between different interfaces. Whoever controls these gateways will gain the initiativ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industry. This is why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large model. It brings not only a product, but also a possible strategic channel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Keywords: DeepSee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intelligent agent, gateway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