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国家安全，给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治理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不断演化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也为筑牢国家安全防线提供了新的赋能手段和工具。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基本逻辑，体现在技术全面赋能安全治理体系、影响算法自主与政治治理的动态平衡、推动国际治理格局的权力转移等方面。从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发展趋势看，要不断优化战略布局、多维度预置运用手段工具、坚持创新动能与协同治理相结合的发展路径，从而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领域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关键词】人工智能 国家安全 科技赋能 安全治理 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TP18/D6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9.005
【作者简介】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主任、研究员、博导，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新技术与战略稳定、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治理。主要著作有《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译著）、《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合著）、《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发展趋势及治理策略》（论文）、《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论文）等。
科技赋能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人工智能作为兼具战略价值、通用属性和两用特征的关键技术，通过变革信息处理范式、创新数据分析方法、优化辅助决策模式、拓展安全治理边界，正加速向各领域渗透赋能，深刻重塑国家安全格局乃至国际博弈战略态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科技赋能的“人工智能篇”，加快运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和颠覆性技术，更新工作理念、设计关联场景、推动成果落地、明确治理规范，为国家安全体系各领域各系统各要素注入新的动能，筑牢国家安全与动态发展的韧性防线。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基本逻辑
当今世界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跃迁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在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风险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赋能发展机遇。虽然传统地缘政治视域下大国博弈的安全叙事仍在继续，但新兴安全因素正在强势崛起，新的安全逻辑正在悄然形成。[1]既有研究在探讨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时，主要有两种理论路径：一是“技术工具论”，将人工智能视为提升安全治理效率的工具；二是“风险本位论”，强调人工智能本身构成新型安全威胁。这两种路径均未能充分解释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基本逻辑。本文认为，应树立“大安全观”，从技术赋能、制度博弈、权力重塑三个维度，分析人工智能如何驱动国家安全治理范式转型与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
技术赋能：智能治理体系的强劲需求。我国“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2]人工智能通过算法、算力与数据的协同作用，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治理的时空限制与认知边界，推动安全体系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测转型，形成了基于“数据-算法-算力”协同的智能治理体系。这一新型治理范式通过多模态感知技术构建全域态势感知网络，依托机器学习实现复杂威胁的模式识别与风险评估，运用自主决策系统完成响应策略的动态优化。其特征表现为：治理时效性实现从滞后处置向实时预警的跃升，[3]治理维度从传统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和认知空间扩展，治理模式从人力主导转向人机协同的信息化智能化高效运作。这种技术驱动的治理变革不仅革新了国家安全体系的技术架构，更催生了算法治理、韧性治理、跨域治理等新型治理理念，标志着国家安全治理进入以数据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
制度博弈：算法自主与政治治理的动态平衡。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正在重构国家安全治理的权力结构，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处理算法自主性的扩张与政治系统控制力之间的动态平衡。传统治理模式面临三重决策困境：其一，人类认知能力的生理性局限导致决策者难以有效处理海量信息流，形成“信息超载”困境；其二，科层制信息传递中的过滤效应造成决策依据的碎片化与失真，“信息孤岛”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不仅未能缓解，甚至某种程度上被不断强化；其三，决策主体的经验依赖与群体思维倾向，易产生系统性认知偏差。这些结构性缺陷共同构成了传统决策的“有限理性陷阱”，使治理过程持续暴露在信息不对称、判断失误与响应滞后的风险之中。一方面，技术赋能能够弥补传统决策过程中的盲区缺陷，打破决策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或“信息茧房”，使得算法成为辅助决策的关键工具。另一方面，政治系统需通过制度创新保障技术自主权与国家主权、安全，建立算法审查、动态监管等适应性机制。这种制度调适过程，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政治治理理性的动态博弈，最终形成人-机器-环境相协同的安全治理新架构。
权力重塑：国际力量格局演变的关键变量。在国际关系层面，人工智能成为重塑国家安全能力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关键变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无论国家规模与发展程度有何差异，各主权实体均应享有平等的国际参与权。但国际政治的现实运作逻辑表明，大国凭借其综合国力优势，在国际事务中天然占据着更具支配性的话语权并具有规则塑造能力，并且当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时，国际政治格局也会发生变化。[4]人工智能作为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关键变量，能够显著放大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差距，为技术领先者创造非对称竞争优势。技术领先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往往通过人工智能优势强化战略博弈与战略威慑主动态势，而技术依赖则可能加剧技术落后国家的安全脆弱性。这种技术驱动的实力重构机制，使得掌握人工智能优势的国家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进而改变既有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这将使得人工智能不仅是国家安全的赋能工具，更成为国际权力再分配的中介变量，推动形成技术政治化背景下的新型全球安全秩序。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发展现状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国家安全各领域赋能渗透，既为国家安全各领域注入新的动能、引入新的治理手段，也使国家安全内涵边界和外延发展面临新的时代要求。从科技赋能的角度看，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正在提升情报感知能力、辅助决策能力以及更新场景手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现实的角度看，主要国家正加紧开发运用新的人工智能系统工具，为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提供新的手段支撑。
增强情报感知能力。当前，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正面临数据爆炸式增长、信息系统结构日益复杂、应用场景更加多元化的三重挑战。[5]现代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发展多源异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实现对社交媒体元数据、地理空间影像、开源情报等多元信息流的实时融合分析。[6]此类技术可显著提升威胁识别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将分析效率提升至传统方法的数倍。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通过建立多模态关联模型，不仅重构了情报产品的生产方式，更催生了动态威胁推演等新型分析范式。基于先进算法模型的情报研判系统能够大幅缩短战略态势评估周期，这种能力跃迁正在重塑国家安全威胁评估的时间窗口和响应机制。例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针对“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界跨部门“数据孤岛”问题开发的“哥谭”系统是一款国家安全级数据分析系统，其核心技术架构以分布式数据融合引擎为支撑，支持实时接入由传感器网络、卫星遥感系统及各类监控终端产生的多模态数据流。通过自主研发的语义解析算法与时空关联模型，该系统实现了非结构化文本、地理空间坐标及实时影像数据的三维可视化整合。其决策支持系统可自动生成威胁评估图谱，并为指挥人员提供动态作战方案推演。该系统在反恐行动中的情报处理效率较传统系统有大幅提升，现已成为全球安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情报分析系统之一。[7]
优化辅助决策。在辅助决策层面，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赋能主要体现在认知增强、决策优化和风险管控三个维度。在认知层面，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与知识图谱构建，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突破人类认知局限，建立复杂安全威胁的关联网络；在决策层面，基于机器学习的动态推演模型可生成联合行动方案，显著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风险管控层面，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与预测功能助力国家安全体系构建起更敏捷的威胁响应机制。比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近年来启动了代号为“深绿”的人工智能项目，试图通过对过去数据的梳理和对现在数据的整合来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以供指挥员选择。这个项目如今演变为美国五角大楼的“智能参谋长助理”。美军近年来在融合计划（Program Convergence）系列演习中，围绕战术情报目标接入节点的四种人工智能系统——“造雨者”系统、“普罗米修斯”系统、“火力风暴”系统和“射击”系统，可帮助美军快速形成从多传感器侦察到优化武器精确打击的辅助决策杀伤链，将从发现目标到击中目标的时间由原来的数小时缩短至1分钟以内。
丰富场景手段。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加丰富高效的场景构设和安全应对手段。比如，在国土安全监测预警方面，基于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融合的智能监控系统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实现了对边境异常活动的实时感知与自动识别；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构建动态威胁评估模型，显著提升对安全威胁的预测性研判能力；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可优化资源调配路径，形成闭环式安防处置机制。在军事安全领域，技术进步与战争需求促使无人作战平台应用场景日益多样化，其功能也从单一化向复合化、组合化应用方向发展，同时相关技术突破将推动无人作战平台从以“远程遥控”为主向“场景自适应”模式演进。例如，美、英、澳三国联合举行的“自主战士”演习投入了包括无人机、地面无人车和水下机器人等在内的30余种无人系统，覆盖侦察、打击和后勤等多种作战场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为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了一种新型四足无人地面机器人Vision 60。该机器人配备了步枪，搭载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目标探测系统，能够识别敌方目标，可代替士兵承担军事任务。韩国计划在2028年前组建90个人工智能作战试点分队，重点开发适应城市巷战和山地作战的无人平台。[8]又如，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帕兰提尔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功能强大的软件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了精准的图像识别，通过将来自卫星、无人机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的图片进行关联分析，为乌克兰军方进行目标识别、瞄准打击、战事预警、辅助决策等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帕兰提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依托先进算法的战争系统能力之强大，等同于利用战术核武器来对抗常规武器。”[9]
防护关键基础设施。在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呈现显著的“安全化”特征，通过算法治理改进了传统基础设施的风险响应范式。其技术赋能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威胁感知方面，基于深度学习的异常检测系统实现了对网络攻击和物理破坏的多模态实时监测；在风险评估方面，通过图神经网络构建的关键节点脆弱性分析模型，能够动态预测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在应急响应方面，自主决策系统形成了故障自愈和资源调度的闭环管理机制。这种技术治理转型不仅提升了基础设施的韧性水平，更推动安全逻辑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预测的范式转变，同时也凸显出技术依赖性与系统脆弱性之间的悖论——算法自主性的增强既强化了防护能力，又可能因技术黑箱特性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这反映了人工智能时代安全治理的复杂二重性。2024年8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举办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挑战赛半决赛，寻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全自动网络推理系统，快速识别和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中软件、系统和网络的漏洞。美国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4年底发布的《确保人工智能时代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报告强调，尽管可能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但人工智能在关键基础设施防护中仍具有显著优势。[10]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发展运用的新一波浪潮席卷全球、方兴未艾，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然而有的大国出于一己私利，偏执地将人工智能作为维护其霸权的工具，妄图在人工智能发展与运用方面为其他国家设置障碍，制造“小院高墙”或“智能鸿沟”。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赋能互动关系，需要从技术演进、治理转型、理念革新与国际竞争四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从未来发展看，人工智能不仅将改变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更将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当算法开始参与国家安全决策、数据日益成为战略资源、算力已经构成国家权力基础时，我们将见证一个技术政治化与治理智能化深度互构的新时代。
技术演进双重迭代。从技术演进维度看，人工智能系统正经历从离散式工具应用向集成化智能生态的转变。这一演进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算法融合层面，深度学习、强化学习与联邦学习等前沿算法的交叉创新正在突破传统技术边界。深度学习通过多层神经网络实现了对复杂数据特征的自动提取，强化学习赋予系统在动态环境中的自主决策优化能力，联邦学习则解决了多源异构数据协同计算中的隐私保护问题。这种算法协同效应使得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构建“数据采集-特征提取-模式识别-决策输出”的完整认知闭环。在系统集成层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赋能国家安全系统的运行模式。情报采集环节通过多模态感知网络实现全域扫描，威胁评估环节借助知识图谱和因果推理技术建立跨域关联分析，决策支持系统则基于深度强化学习框架，在军事指挥、反恐预警等场景中形成动态优化策略。这种情景信息多域集成跨域融合使国家安全系统首次具备了近实时的全球态势感知和秒级自主响应能力。然而，这种技术集成化趋势也衍生出新的治理难题。算法复杂度的指数级增长导致决策黑箱问题日益凸显，深度神经网络的不可解释性可能掩盖系统性偏差，多智能体系统的协同演化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涌现行为，联邦学习中的梯度泄露风险对数据主权构成潜在威胁。这些挑战本质上反映了技术先进性与系统可靠性之间的深层矛盾，亟需通过可解释人工智能、形式化验证等新兴技术手段加以平衡。未来技术发展必须兼顾性能突破与安全可控，以确保集成化智能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治理模式加快转型。在治理模式转型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正推动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人机协同共生”演进。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决策流程上，传统国家安全决策依赖“专家经验＋有限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决策系统演变为“数据驱动＋算法优化＋人类监督”的三层架构。智能系统已从辅助工具演变为某些场景下的“决策主体”，直接参与关键环节的操作性决策，如网络攻防中的自动威胁阻断、军事指挥中的动态兵力部署等。在认知方式上，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多模态关联分析和复杂系统建模能够突破人类认识的生理和逻辑局限。机器学习可识别人类难以察觉的模式，有效规避人类决策中的“确认偏误”[11]和“群体思维”[12]。在响应机制上，自主系统具有实时态势感知、动态策略调整和分级响应执行能力，使国家安全体系具备持续进化的显著特征。这种治理转型正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
安全理念更新嬗变。从安全理念维度看，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国家安全治理理念发生嬗变，其本质上是技术政治化与治理智能化双重逻辑互构的产物。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维度：首先，在安全主体层面，算法已超越工具属性而演变为新型武器系统。2017年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了“算法战”的概念，标志着战争形态正在向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认知域对抗转型，算法优势成为继制空权、制海权之后的新型战略制高点。[13]其次，在地缘政治方面，对数字空间主导权的争夺催生出“数字地缘政治”等新场域。为维护自身数字地缘政治的绝对安全，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 4），数字地缘战略博弈日趋激烈。[14]最后，在治理逻辑上，人工智能决策系统的深度应用带来了“算法治理悖论”，一方面提升了安全决策的精准性，另一方面却因技术黑箱特性导致传统的政治问责机制面临失效的风险。
国际竞争态势加剧。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迭代更新，但全球治理体系却面临明显的“监管滞后”困境，这将影响国家安全治理的总体成效，即一国国家安全更加难以独善其身，必须愈加重视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良性互动与统筹治理。[15]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全球技术治理的前沿议题和棘手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高地。主要国家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数据治理和算法标准的争夺，实质上是围绕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这种竞争态势既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碎片化风险。未来发展趋势将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的互动关系：一是技术创新与治理创新的协同程度，需要建立敏捷治理框架来适应技术的快速演进；[16]二是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构建上的进展，包括技术标准协调、风险管控合作和伦理规范制定等方面。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超越地区合作层面的全球性数字治理几乎处于全面停滞的状态。[17]只有实现技术与治理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的过程既保持创新活力，又运行在安全可控的发展轨道上。这一进程不仅关乎单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也将深刻影响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演变方向与建设成效。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8]一方面，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应用方面，面临着难得的时代机遇，人工智能不仅是中国实现重要科技领域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更为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在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同时，可能带来多维度的新型安全风险。这些风险源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特征，以及现有治理机制应对新兴技术风险的滞后性。因此，我国需要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着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技术创新发展与赋能安全保障的动态平衡。
培育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生态。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安全赋能体系的技术路径，核心在于建立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确保关键算法、算力和数据的自主性。建议重点围绕三个层面寻求突破：在基础支撑层面，着力攻克芯片制造、算法框架等“卡脖子”技术，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算法研发层面，重点发展具有可解释性和抗干扰能力的智能算法，确保智能系统辅助决策的安全可靠；在应用创新层面，促进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的安全防护体系基座。同时，应注重技术研发的军民协同，形成“需求牵引-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创新体系，使人工智能安全技术既能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又能带动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不断丰富国家安全赋能运用生动场景。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国家利益版图的不断拓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正不断突破原有的边界与框架。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安全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正刺激并拉动国家安全需求与供给格局不断演变拓展。总的来看，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正呈现“技术深度渗透、场景全域覆盖、创新竞争加剧”的特征。我国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要注重通过安全场景构建，拉动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新需求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赋能改造原有的国家安全相关领域基础设施、治理手段和标准规范，为国家安全体系能力升级提供新的动能。
建立敏捷治理的人工智能安全制度框架。构建系统完善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是筑牢人工智能技术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19]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需要构建动态平衡的制度框架，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协同共进。在风险管控方面，要实施基于应用场景的分级监管制度，针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领域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在创新激励方面，建议推行“安全可控”的技术试验机制，为前沿技术探索预留制度空间。在法律保障方面，要积极构建涵盖算法审计、数据治理和伦理审查的全链条制度体系。通过建立跨域协同的治理架构和弹性适应的政策工具，形成既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又能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的根本转变。
构建多轨并进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同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需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国际规则塑造，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秩序。首先，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依托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协商机制，在人工智能军事化管控、数据主权界定等主要议题上贡献中国方案；其次，建立分层分级的技术合作信任体系，通过中美、中欧等双边对话机制构建风险管控“缓冲带”，同时深化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基于多边平台的技术安全合作；再次，创新治理模式国际合作路径，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人工智能治理相结合，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安全并重”治理模式。通过这种多轨并进的思路，中国既能在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制定中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又能推动构建“非零和博弈”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新格局，实现技术竞争与国际稳定的动态平衡。
结语
人工智能正通过“技术赋能-制度调适-权力重构”的三重机制，推动国家安全体系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范式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为情报感知、战略决策等领域的效率革命，更体现为安全治理底层逻辑的模式演进——当算法开始参与战争决策、数据成为战略资产、算力构成权力基础时，传统安全边界与治理规则将面临系统性重塑。
对我国而言，这一变革既意味着实现技术“弯道超车”的战略窗口，也意味着平衡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的治理考验。未来，我国需要以“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筑牢安全基石，以“动态平衡的制度框架”提升治理效能，以“多轨并进的国际合作”塑造规则共识，走出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国家安全发展道路。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当前沿和颠覆性技术发展日益成为全球公共议题时，唯有在安全与发展、创新与治理、自主与开放之间保持有机统一，才能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性力量。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毕业生刘胡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李韬：《人工智能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兴因素及治理逻辑》，《社会治理》，2025年第2期。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3]D. Vergu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Aid Future Background Investigators," 8 April 2019, https://dod.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808092/artificial-intelligence-could-aid-future- background-investigators/.
[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5]张海涛、庞宇飞、刘彦辉等：《人工智能赋能情报服务与决策：内涵、逻辑与路径》，《图书与情报》，2025年第1期。
[6]鲁传颖：《人工智能重塑国家安全的范式和逻辑》，《人民论坛》，2025年第3期。
[7]邵雷、石峰：《美国情报部门处理海量数据的方法路径研究》，《情报杂志》，2022年第5期。
[8]朱启超：《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八大趋势》，《国防科技》，2025年第1期。
[9]王欣：《AI能力边界不断扩展将对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信息安全》，2023年第5期。
[10]刘纪铖：《美国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确保人工智能时代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报告》，《科技中国》，2025年第1期。
[11]确认偏误是人类认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非理性倾向，指个体倾向于选择性关注、解释或记忆符合自身既有信念的信息，同时忽视或贬低与之矛盾的证据。
[12]群体思维是指在高度凝聚的决策群体中，成员为了追求共识与和谐，倾向于压制异议、忽视风险，最终导致决策质量下降甚至失败。
[13]董青岭：《算法“武器化”及其对权力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0日。
[14]鲁传颖：《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3年第5期。
[15]叶淑兰、李孟婷：《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展、困境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
[16]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治理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薛澜提出“敏捷治理”概念，认为数据、算法、应用场景、平台、企业作为治理对象应自下而上分层治理。详见《薛澜教授：人工智能治理很关键，创新和治理须协调推动》， 2021年8月5日，http://cistp.sppm.tsinghua.edu.cn/info/1024/1227.htm。
[17]戚凯、周祉含：《全球数字治理：发展、困境与中国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6 期。
[18]《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第1版。
[19]李贝雷：《人工智能嵌入国家安全的应用场景、潜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23年第4期。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abling National Security: Status,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Zhu Qichao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bringing great impac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ev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AI technology also provides new enabling means and tools for building a firm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The basic logic of AI-enabled national security is reflected in the technology's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of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its impact o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algorithmic autonomy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its promotion of the power shift in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landscape. From the worldwide trend of AI-enabled national secur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strategic layout, preset the means and tools of application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 a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mbining innovative dynamic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 a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ever-changing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ecurity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