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艺术经济是人文经济的一种。中华传统艺术以“借艺谋生”和“借艺抒怀”为艺术与经济连接的逻辑起点。自1840年起，中国社会的传统人文经济逐渐向现代人文经济过渡，这种过渡集中体现在传统艺术由静态经济模式向动态经济模式的转变。面对新的文化形式和经济模式的介入，中国坚守文化本位，奠定了中华传统艺术的主体地位。现代人文经济是一种互联性经济，在其兴起过程中，中华传统艺术或被动适应、或主动求变，不断焕发新的生机，避免了社会唯经济唯利益的单向度发展。人文经济的核心在于人，以人为本是中国人文经济发展的基本立场，发展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也是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人文经济 艺术经济 传统艺术 当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G05/J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4.006
【作者简介】王廷信，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艺术传播、戏曲艺术。主要著作有《锦笺记评注》、《中国戏剧之发生》、《昆曲与民俗文化》、《谈艺论教》、《20世纪戏曲传播方式研究》、《中国艺术海外认知研究》（主编）、《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主编）、《艺术导论》（主编）等。
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是一个时代命题。如何让一类生长在农耕社会的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社会继续发挥作用，需要找到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价值和路径。中华传统艺术是在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孕育形成的艺术，包含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两大类，每类之下又有众多子类。这些艺术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信息，又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智慧，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艺术样式。纵观中华传统艺术的生长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艺术都是伴随着良好适应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态而生长的，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多种路径为人们提供精神资源，人文经济就是路径之一。那么，这个路径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在人文经济这条路径上，中华传统艺术如何延续和传承？作为一条富有价值的传承路径，人文经济如何让中华传统艺术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并得到有效传承？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结合中国历史及现代化历程进行讨论。
从“借艺谋生”和“借艺抒怀”谈起
中华传统艺术之所以在古代中国社会生生不息，得益于艺人们可以借艺谋生及可以让艺人谋生的生态环境的存在。也正是这个基本原因，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艺人乐此不疲，创造出一座又一座的艺术高峰。这一座座高峰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人享受精神生活的不竭资源，而且为当代中国人创造新的艺术源源不断提供着强大的智慧支持。
借艺谋生构成艺术创作得以延续的基本机制，这种机制把艺术与经济紧密连接，让艺人以精神形态的产品供应换取报酬，支持着艺术家的生存发展，也延续着生生不息的艺术创作。
借艺谋生的机制构成了艺术与经济连接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个起点，艺术创作就无法持续。有了这个起点，艺术作为人文领域的独特景致才能嵌入经济领域，在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同时实现经济价值。艺术经济由此形成，并成为人文经济领域的组成部分。
在古代中国，借艺谋生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艺术家以特定的艺术技能供职官方艺术机构，如官方乐舞机构、官方画院等，获取俸禄谋生。例如，宋代太常寺、大晟府的乐官均有自己的本俸（即月薪）。除此以外，乐官还享有添资（月俸外的津贴）和特殊表演场合的赏赐。二是以家庭团体或其他私人艺术团体自行经营艺术来谋生，这类艺人有戏曲曲艺艺人、工艺美术艺人等。这些艺人的薪酬多不固定，戏曲曲艺艺人主要以演出场次议价，在民俗活动等场合或街头表演，还会获得特殊赏赐，工艺美术类的艺人主要以作品议价。借艺谋生的核心在于艺人通过自身艺术技能提供艺术作品，受众为艺人提供报酬，这构成最基础的供需关系。
借艺谋生的机制构成了中国人文经济领域中艺术经济的关键一环，也是古代中国人文经济的关键生长点。基于这个生长点，艺术经济逐渐发展为一种人文经济，包括官方礼乐的代代延续，以官方礼乐为牵引的遍及全国各地的民俗艺术的兴盛，以家庭为纽带的艺人的四处游走卖艺，以私人作坊、工艺工场为纽带的工艺美术的繁荣，以及围绕艺人的创作、制作、传播、销售等从事艺术经营的茶楼酒肆、工艺店铺、印刷裱糊等行业的形成。艺术经济不仅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也让传统艺术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创作主体而言，艺人凭借精湛的技艺为人们提供精神产品，也在锤炼艺术的过程中塑造自己；就接受主体而言，人们借助艺术认识社会、淳厚民俗、激励精神。
如果说借艺谋生机制主要体现在职业艺人圈内，那么在职业艺人之外，还有众多士大夫文人也在从事着艺术创作，他们的生存资源主要是官方俸禄，但在业余时间创作出了更高品质的艺术作品。他们已脱离借艺谋生的机制，除了部分书画创作特长者偶尔赚取点润格费外，大多数士大夫文人不以赚钱为目的而创作，故而在士大夫文人圈内形成了借艺抒怀的优良传统。士大夫文人因有稳定的官方俸禄，不需要把艺术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才能以超然的态度超越职业艺人借艺谋生方式的束缚，以借艺抒怀的模式让艺术直接进入精神领域，形成一道独特的艺术景致。
职业艺人和士大夫文人分别构成了中华传统艺术的两支主流创作队伍。职业艺人借艺谋生的机制奠定了中国艺术经济的基础，让艺术经济以官方机构和个人经营两大模式向城市和乡村渗透。其在城市体现为自宫廷到诸侯的官方礼乐中的各类表演，以及以官方画院为载体和以广场、露台、茶楼酒肆、工艺作坊、工艺工场为载体的艺术经济模式；在乡村体现为以节日、庙会、祭祖、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为载体的艺术经济模式。士大夫文人借艺抒怀的行为虽未直接参与艺术经济活动，但他们的作品经由民间戏班、民间曲艺班社、工艺作坊的传播，对民俗风情等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间接角度大大促进了职业艺人的经济活动，让职业演艺人员、职业工匠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彰显于世。
职业演艺人员造就了歌舞、戏曲、曲艺的行业景象，职业工匠造就了书法、绘画、工艺、建筑、园林的行业景象，士大夫文人在其中起到了提升和推动的作用。二者共同建构出古代中国艺术的灿烂景象及城乡艺术经济模式。
艺术经济是人文经济的一种，是艺术家以智慧和技能与该智慧和技能的享用者之间构成的一种价值交换。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无论是艺人、艺术还是艺术经济模式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与古代中国把艺术作为人的基本修养和抒怀手段，作为祭祀神灵、娱乐民众的基本工具，作为与“礼”密切关联的“乐”的传统有关。
古代中国人对侧重精神的艺术功能的基本定位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文基调。这种基调强调艺术的精神属性，强调艺术之于社会整体治理的价值，强调以艺术建构精神世界的价值。在这种基调作用下，艺术在人文经济领域重利益，但不唯利益。所以，从古代人文经济的角度来看艺术经济问题，艺人和士大夫文人两大创作队伍都未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故而，古代中国的人文经济更多是精神本位主导下的人文经济，而非侧重物质利益的人文经济。纵观中国艺术史，我们尚未发现有艺人或士大夫文人借助艺术交易而拥有巨额财富。这种经济模式以精神价值为牵引，突出了艺术的人文属性。
在传统农耕社会，艺术经济虽具有一定规模，但规模不大。艺术经济虽已形成，但多数还处在“我创作、你享用，你需要，我提供”的简单经济交易模式，尚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社会把艺术纳入庞大而又复杂的产业领域相比肩的状态。
从传统人文经济向现代人文经济的过渡
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被迫开启了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犹如一头猛兽与温柔敦厚的传统社会相遇，生长于农耕社会的传统艺术的经济模式因其规模狭小、交易方式简单、精神面貌传统而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状态。
最初，传统艺术作为现代经济模式的内容被包装和消费，传统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进入具有现代社会经济模式特征的唱片、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行业，以及现代剧院、时尚茶馆酒楼等剧场经营行业；传统工艺进入具有现代社会经济模式特征的批量化制作和规模化、集约化的销售行业。在这个时段，传统艺术作为现代经济模式的内容，被载入现代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成为现代经济模式强有力的资源支撑。与此同时，传统艺术也借助现代经济模式得以延续。尤其是与现代经济模式密切相关的现代媒介作为存储载体保存了大量传统艺术的资源和信息，同时又作为传播载体而使传统艺术从一个较为狭小的空间延伸到更为广大的空间，相当一批演艺人员和造型业人员由此声名远播。传统艺术家借助现代媒介的传播力而获得的社会声誉使他们进入现代社会舆论体系和观念体系，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提升了传统艺术家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提升使传统艺术由传统静态经济模式进入现代动态经济模式，也为传统艺术由传统社会经济形态进入现代经济形态奠定了基础。
静态经济模式是在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中养成的，以规模狭小、交易简单的状态呈现。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主要依靠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形成，在这种环境中生成的经济模式辐射范围较小，具有“跨界破圈”效能的经济力量难以进入，也难以形成远距离、多层级、广受益的经济交往形态，所以经济状态不甚活跃。动态经济模式是在现代交通、现代媒介、现代组织形式作用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以规模大、交易复杂、受益面广的状态呈现。现代交通、现代媒介和现代组织形式打破了不同文化圈、经济圈的壁垒，让经济交往变得自由便捷，三者均以强大的辐射能力连接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文化圈和经济圈，交往面广、参与度深、渗透力强，从而使远距离、多层级、广受益的经济交往成为可能。就传统艺术而言，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力推动，其难以脱离现代经济模式。因此，传统艺术难以避免地走上了从传统社会的静态经济模式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动态经济模式之路。
传统艺术在进入现代经济模式，为现代经济行业的经营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的处境。总体而言，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被动“载入”现代社会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失去了传统优势，二是在“载入”现代社会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寻求再生的机会。前者体现出传统艺术面对现代经济模式的不适应性，后者体现出传统艺术面对现代经济模式的主动性。在不适应性作用下，相当一部分艺人因蜷缩在狭小的经营圈而无人问津，相当一部分传统艺术因此而萎缩，更有一部分传统艺术逐渐消逝。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艺人习惯于静态经济模式，习惯于面对面人际交往的经营形式，其经营形式缺乏远距离的“射程”，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从而失去了延续和发展的优势。在主动性的驱动下，众多传统艺术华丽转身，或被纳入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体系，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众多戏曲剧种在1949年前主动从乡村转入城市，从舞台演出转入现代媒介体系；还有像梅兰芳先生这样的艺术家把戏曲带向日本、苏联、美国，向外国观众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1949年后，多数戏曲剧种由纯市场经营形式转化为以官方经营为主体、辅以市场经营的双轨制经营模式，成为新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少戏曲剧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借助现代社会形态、现代媒介形态、现代组织形式孕育出新的艺术样态，例如戏曲现代戏、新编历史剧、戏曲电影、戏曲电视剧等。新的艺术样态与传统艺术样态相互促进，助推了传统艺术的繁荣。
在现代社会，职业艺人的借艺谋生由单纯的简单化经营经济模式转变为规模化、复杂化、集约化的经营经济模式，在此过程中，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消逝尤为令人惋惜。传统的文官制度因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模式而不再延续，代之而起的是现代教育体制培养的更加专门化的社会管理层的出现。士大夫文人群体借艺抒怀的风气因传统文官制度的消亡而骤然停歇，新型管理阶层又因分工细致的专门化现代化教育和实用化的社会管理需要而难以借艺抒怀，故而现代社会从整体上遗失了传统社会所积累的人文体制和人文精神。传统文官制度所滋养的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消逝，也让传统的职业艺人失去了引领群体，从而导致传统职业艺人群体数量减少，具有传统艺术精神的艺术创作的品质进一步削弱。
上述种种因素引致中国传统人文经济的终结，也引致中华传统艺术在经济层面形成了从传统人文经济向现代人文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集中体现在传统艺术由静态经济模式向动态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人文经济的思想支撑
中国人文经济是在数千年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在1840年以前自给自足的人文经济形式当中，艺人借艺谋生、士大夫文人借艺抒怀所形成的自然交换方式和经济模式，就已积累起强大的人文经济传统。这种传统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相适应，其特点是规模狭小、交易模式简单，因缺乏远距离的组织形式、交往途径和交往工具，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民族。但这种经济模式因其在地性而保障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多样性、融合性、渐变性和连续性。地区和民族间的相对区隔让传统艺术的在地特征得以维系，从总体上呈现出艺术形式的多彩多姿，地区和民族之间虽不频繁但始终存在的交往（如外交、贸易、移民、战争等）又让传统艺术在相互吸收融合中展现出新的生机。中华文明的漫长演化根植于中国深邃的哲学思想，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哲学观念的支撑下，呈现出独特的智慧。中华文明是一种广阔深邃、解读性极强的文明形式，内生出讲功利又不唯功利的人文经济，在面临新的文化形式和经济模式介入时，既有对于文化本位的坚守，又有灵活多样的机制创新。
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中华传统艺术开始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走向半农耕、半工业的文明形态，传统艺术的优势虽然还在，但已受到西化思潮的冲击。尤其是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改良派，有意识地将西方艺术与中华传统艺术相比较，以传统艺术之劣势，显西方艺术之优势。但中国社会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文化本位，而服务于本位、以“用”为特色的各类艺术形式也实现了较好地融入。正因如此，在中西争鸣的喧哗声中，“中体西用”的方略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1919年至1949年，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如陈独秀、胡适等人，极力倡导西方艺术、抨击传统艺术，视传统艺术为陈旧、没落、腐朽之物。与此同时，大批西方艺术被引入，尤其是大批出国留学的新型知识分子，如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积极倡导西方艺术的观念和创作方法，并将其引入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从而在创作实践、艺术教育两大方面挤占了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绵，在战火烽烟中盛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极力运用传统艺术为抗战、解放战争进行宣传。大量传统艺术，如秧歌、版画等，在此过程中以一种新的面貌面世，成为革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以及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不断发展的传统艺术面临着被丢弃、被改造的命运；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成长的中华传统艺术以本土文化的力量，在肩负救国救民使命的过程中，展现出新的姿态。正因如此，伴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在传统文化底蕴的滋养下继续前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光彩。
从1949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重要地位。1949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1951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同志对文化的重视及其论述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在文化的“陈”与“新”的关系上，坚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古”与“今”、“洋”与“中”的关系上，坚持以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为我所“用”的策略。这种论述为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方针和策略一以贯之，从邓小平同志“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充分说明了文化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头，强调对于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并提出“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为中华传统艺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创”方针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民俗发展、传统文物保护、传统非遗传承、基于传统文化资源的文艺创作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围绕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人文经济也日渐兴起。
现代人文经济初兴中的传统艺术
现代人文经济是一种互联性经济，是在现代交通、现代媒介和现代组织形式作用下整合利用全球资源的经济，是政治、文化、宗教、科技、教育等关键领域深度参与的经济，是跨时间、跨空间，把全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连接起来的经济。
最初，这种经济形式以物质利益为导向，把经济引向竞争性、实用性的方向。在西方社会，自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起，这种经济形式就一直存在，并随着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中世纪的终结和以文艺复兴为导引的思想解放的崛起而兴起。13～16世纪，欧洲造船业的兴起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通向远方的海上交通工具。这个时段，地圆学说的出现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航海探险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机遇和实践案例。欧洲借此而兴起的以殖民为特征的全球经济，让经济互联成为现实。在科技的推动下，西方的工业革命让这种现实变得日趋复杂多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互联网的萌芽及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的日渐兴起，更让经济互联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国际化的经济组织开始涌现。在此背景下，艺术以远距离传播、跨境跨界传播突破了各种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独特的人文经济景象，中华传统艺术也逐渐被带入现代人文经济领域。
1877年12月，爱迪生向公众展示了他发明的留声机。1899年，留声机在上海开始销售，西方音乐随着留声机而传入中国。紧接着，留声机就开始了对中国音乐、戏曲、曲艺的录制。1903年3月，英国留声机公司（The Gramophone Company Limited）录音师弗雷德·盖斯伯格（Fred Gaisberg）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国灌音之旅，这是一次有记载的中国本土最早的唱片灌音活动。在该公司1904年的中国唱片目录里，被冠以中文字样的唱片共计476种，其中包括329种录制于上海的京剧与少量昆曲唱片和147种录制于香港的粤语唱片。这批唱片现存于美国RCA胜利唱片公司，其中有著名的“孙派老生”孙菊仙的10张唱片，包括《举鼎观画》《捉放曹》《桑园寄子》《打金枝》等剧目。[3]从此开始，中华传统表演艺术逐步载入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介，得以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新型剧院也在中国兴起，传统艺术从传统的茶楼酒肆日渐登上新型剧院。1908年10月，上海老丹桂戏园改制后以“十六铺外滩新造洋式特别改良戏院”为名出现，标志着传统剧院向现代新型剧院的转变。继之而起的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出现的大批新型剧院。新型剧院之“新”不仅体现在与旧戏园在空间构造、布景设置、经营模式上的不同，更体现在伴随戏剧改良而搬演的各类新型剧目方面。新型剧院的空间构造把观众和演出区有效分开，观众席位也划分等次；布景设置有实景道具，更有声光电等设备；经营采用股份制模式。这种做法改变了传统戏园散漫随意的面貌，也改变了传统戏曲纯粹的“一桌二椅”体制，现代道具、灯光、声响系统进入戏曲舞台空间，形成了新的表演形式。与此同时，伴随着新的传播方式、演出方式、观赏方式及观演关系的建构，一种新的“文明”时尚应运而生。各类新型剧目的上演，引发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实趋向，使传统戏曲在艺术性格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工艺美术领域，超越传统自然经济模式的商业行会、工艺局等机构开始出现。晚清的工艺局主要有官办、商办、官助商办等类型，主要用于招募艺人、教导艺徒。此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劝业会、展览会、博览会也开始兴起，南京、武汉、天津等地成为手工艺产品推广展示的重要城市。1851年，中国的刺绣、景泰蓝、玉器、雕漆、牙雕、地毯、鼻烟壶、宫灯等传统工艺产品走出国门，出现在伦敦世博会。在制作方面，大量机械装置和化学材料逐步引入，提高了工艺美术作品的制作速度和产量；与此同时，传统手工艺形式和纯天然材料日渐式微，工艺美术的品质也出现了下滑。工艺美术领域工艺的改进、产量的增加以及向更广更远空间的渗透，大大增加了行业从业者的收入，也推动了工艺美术从生产模式到营销模式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尽管传统材料和传统手工艺形式的压缩从整体上削弱了工艺美术的品质，但以纯天然材料和纯手工制作的高品质的工艺美术品终究也步入了现代经济模式。
由上可知，现代媒介、现代新型剧院、现代工艺的兴起，使传统艺术借助新型传播媒介、新型剧院、新型日用而融于现代时尚，“破圈跨界”的规模化、复杂化、集约化的经济模式开始形成，传统艺术由此进入现代人文经济领域。
与传统艺术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相伴随，艺术教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口传心授”式的艺术教育逐渐式微，舶自西方的现代艺术教育模式逐渐普及，以西式艺术教育为主的新型专业艺术阶层开始兴起。然而，这一阶层的兴起对传统艺术而言却是不幸的。首先，长期以来，中国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来源于西方，传统艺术教育的内容相对较少。中华传统艺术内容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的缩减，导致传统艺术日渐边缘化。其次，“口传心授”式的传统艺术教育的萎缩，让传统艺术的有效传承受到一定影响。最后，传承传统艺术的职业艺人被“固化”到民间，士大夫文人阶层彻底消逝。这些现象对中华传统艺术的延续造成了整体性威胁，从而导致中华传统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处于被动地位。
现代艺术教育的兴起，为中华传统艺术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从艺术观念到创作实践各方面的机遇。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整体转型中，中华传统艺术有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有了可以汲取新的能量的艺术资源。近代以来，中华传统艺术所形成的不同于纯粹农耕时代的面貌，与现代艺术教育的作用不无关系。
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
新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是中华传统艺术得以传承的重要基石和观念。正是基于这种高度肯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华传统艺术才能得以延续。在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风潮洗礼的中国，中华传统艺术营造的人文景象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这种景象可创造、可观瞻、可游赏、可交易，是一种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经济景象，我们从当下的城市古迹、博物馆、剧院、传统街市及传统节日的繁荣即可看出。这种景象打破了现代化所造成的“千城一面”的枯燥面貌，形塑了现代城市的“文化绿肺”，吸引着众多游客。游走于这种景象当中，人的精神是自由的、人的想象力是充沛的、人的心情是舒畅的。人在自由自在的游赏景观中进行交易和消费，或沉浸于某种记忆，或醉心于某种技艺，这正是人文经济的魅力。
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4]从某种程度上看，苏州是人们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读懂人文经济发展的一个实践样本。苏州集古建、园林、运河、古镇、昆曲、刺绣、年画、玉雕等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于一城，多年来一直站在全国城市发展的前列。这一成就既与苏州2500年的建城史所积累的文化底蕴有关，又与苏州在现代化建设中主动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建设密切结合的发展方略有关。长期以来，苏州高度重视文化保护和利用，自觉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当中，塑造出一道靓丽的人文经济景象。平江路位于苏州老城东部的中心位置，这里聚集了苏州古老的街巷、民宅、店铺以及基于古街区的美食、文创、昆曲、评弹、年画和众多人文典故。早在1986年，《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就把该街区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平江路承载了苏州城市标识、人文景观、经济往来等众多使命，增强了苏州人的文化自豪感，也成为中外游客游览苏州的重要打卡地。在这里，传统街巷、传统民宅、传统店铺栉次鳞比，昆曲、评弹、刺绣、年画等典型的苏州传统艺术在这个集文化与商业于一体的商业街都以“活态”面貌出现。人们以闲适的心境游走于平江路，吃、住、行、游、购、娱皆可得到满足，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经济景象。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因其保护工作出色，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05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委会评价该街区的保护规划时指出：“该项目是城市复兴的一个范例，在历史风貌保护、社会结构维护、实施操作模式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证明了历史街区是可以走向永续发展的。”[5]
人文经济之所以可贵，是因其与文化相结合所呈现的可持续性，避免了社会唯经济唯利益的单向度发展。致力于城市文化政策研究和改进的塞尔维亚文化学者毕尔雅娜·米科夫认为：“为了实现可持续性，一种经济必须创造出其基本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到在该特定经济环境下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经济与地方资源相匹配时，就会既具有合法性，又充满活力。文化主义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创造了经济活动、增加了企业创业和就业机会，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以文化敏感性为目标的经济模式需要融入合作、配合、贸易和捐赠等实践环节。所有的经济模式都基于特定的文化价值。”[6]单向度发展是现代社会的通病，西方许多学者都对此有过批评，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社会后对其已有根本性反思。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际，以人文经济为切口，有意识地避免单向度发展，有利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平衡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在人文经济中，文化是核心，经济是手段。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人都是核心。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人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创造者，文化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经济活动的实施也是难以维系的。所以，人文经济的核心在于人。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7]文化经济也就是人文经济。在人文经济活动中，人既是创造者，又是享有者。不违背人的意志而交易、为了人自身物质富足和精神完善而交易，这种交易是以人为本的交易，这种形式是唤醒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能动性的经济形式。在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焦虑和迷茫的困境下，中华传统艺术所营造的人文经济景象，让国人找到了精神家园、心灵归宿。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经济路径恰恰需要这种模式。
近代以来，在长期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过程中，形成了从“全盘西化”到“中体西用”，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守正创新”的基本脉络。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媒介、现代经济形态的兴起，中西并置、古今并置的局面已经形成，而这种并置其实是一种价值并置。在价值并置时代，中国社会如何选择前进的方向，已成为时代之问和未来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清晰而有力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在巨变时代的价值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传统艺术的重要依托，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古代到现代，中华传统艺术不仅为世人提供精神食粮，也有效地融入经济领域，为中国人文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人文经济也让传统艺术沿着经济轨道融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激发了中华传统艺术的活力，开拓了中华传统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01）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3]徐羽中：《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初探》，福州：海风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4]石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新答卷》，《苏州日报》，2023年7月11日，第A02版。
[5]嵇元：《联合国表彰苏州古城平江历史街区保护》，《扬子晚报》，2006年6月6日，第A01版。
[6]毕尔雅娜·米科夫：《文化、创新和经济简介》，毕尔雅娜·米科夫、詹姆斯·E·多伊尔主编，蒋璐墙、郑璐译：《文化创意——经济增长新引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7]习近平：《“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浙江日报》，2006年10月30日，第1版。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A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y
Wang Tingxin
Abstract: Art economy is a sort of humanistic economy.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takes "make a living with art" and "express one's mind with art"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nnection of art and economy. Since 1840, the traditional humanistic economy of China ha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to modern humanistic economy, which is reflected basically in the traditional art transformation from static economic model to dynamic economic model. Faced with the new cultural form and economic model, China adheres to cultural orientation, which lay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During the rise of modern humanistic economy which is an interconnected economy,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either passively adapt itself or actively sought changes, constantly rejuvenating and thus avoid the one-dimens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solely on economy and interests. The humanistic economy focuses on people, and people orientation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humanistic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oriented humanistic economy is also an effective path for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art economy, traditional art,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责 编∕张 贝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