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面对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要加快推进高质量新型工业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供给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产业结构 产业布局 全球价值链【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不断深化，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运行逻辑、规则体系、竞争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①受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能源格局变化、欧洲能源本地化、各国推动生产制造环节本土化区域化、跨国公司布局分散化多元化等因素影响，北美、欧洲、亚洲等区域内循环和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加速调整，北美供应链、欧盟供应链和亚洲供应链等区域供应链“三足鼎立”格局加速形成。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正在发生趋势性调整和转变。
世界经济从“快速全球化”进入“慢全球化”阶段，未来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将朝着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向加速调整和重塑。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以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为基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寻找最优生产方案。由于其全球分布及高效运作，所有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布局的国家都驶入了经济发展快车道。然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巨大挑战，产业安全风险日益上升为重要议题，各国都开始谋求建立独立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全球分工和生产网络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推动区域化布局。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速度放缓、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调整期。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和实施，不同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合作正在增强，各自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也变得更加紧密。第二，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凸显。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力图重振本国制造业，纷纷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回流。特别是新冠疫情更加凸显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考虑到应急安全、基本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纷纷通过法律规定、经济补贴以及政治手段，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本国投资，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或本国化趋势。第三，跨国公司战略调整推动多元化发展。短期来看，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不会出现大范围变化，但可能呈现收缩态势。长期来看，跨国公司将主动进行供应链布局调整，实施多元化战略以达到安全和效率的平衡。
在此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持续有效推进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实现我国产业升级与稳步发展，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系统分析梳理了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主要特征，以及其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产业发展的建议。
“慢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主要特征
第一，全球经济从“超级全球化”转向“慢全球化”。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并没有出现下降，仍然处于较高位置。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13.7%上升到2018年的29.7%，增加了一倍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出现了短暂的大幅下降，而后迅速恢复，并在2018年基本达到了2008年的峰值水平。由于1986—2008年全球贸易额快速增长，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超级全球化”。出现“超级全球化”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促使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革。在“超级全球化”时期，技术的发展促使远距离处理和传输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因此，ICT革命允许工业化国家的公司将其生产过程的某些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时仍然保持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通信流动，促进了高效供应链管理实践的设计和实施。
二是贸易自由化的黄金年代。在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人为的贸易壁垒大幅下降，贸易自由化处于黄金时期。各国签署了多项重要区域贸易协定。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南半球的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之间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1992年，东盟6国签署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的协议。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在这一系列贸易协定的影响下，不仅降低了平均关税水平，而且还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世界贸易制成品的加权平均关税从1989年的13.76%急剧下降到2008年的7.49%。此外，1989年的东欧剧变、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进程等事件为世界经济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使得跨国公司能全球配置资源，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发展。
1986年至2008年，“超级全球化”期间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持续时间超过20年，显然，这种快速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全球化放缓”（slowbalisation）时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从技术发展来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交叉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引领科技产业发展方向，开辟出产业发展新的巨大增长空间。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半导体技术进步的步伐并未放缓，光纤电缆信息传输速度不断提升。一方面，技术进步促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但是技术革命带来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如数字技术减少了企业在试图加入全球价值链时面临的许多障碍，数字平台促进了买家和卖家的匹配，从而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初始固定成本。另一方面，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以替代部分低技术劳动力，这可能会影响跨国公司寻找低成本劳动优势的全球产业布局，转向本地化和替代离岸外包，加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减缓经济全球化速度。
其次，全球产业链的巨大沉没成本和黏性迟缓了全球价值链的快速重组，阻滞了逆全球化的快速演变。由于企业在制定全球采购策略时产生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它们在短期内重新选址和产业迁移的难度较大。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贸易下滑后快速恢复的V型变化，这种贸易集约边际下降而非广延边际大幅变化表明，全球价值链受到持续的冲击才会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特定关系的有形资产是不容易出售或重新部署的。若完全放弃特定关系资产或“脱钩”，关系资本和搜索成本自然会被沉没。
再次，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占比提高。由于服务业的无形性、消费的面对面性，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较差，这导致世界贸易与世界GDP的比率面临下行压力，全球贸易增长将放缓。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发生逆转。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议程一度陷入僵局，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它显示出倒退的迹象。贸易不平等导致了保护主义抬头和孤立主义政策的出现，这些都是“去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总之，过去的“超级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慢全球化”成为必然。技术发展、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模式和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一些政治和制度因素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值得担扰。
第二，全球产业结构日益服务化，但近期制造业比重稳定甚至出现上升趋势。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经验来看，仅从三次产业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重分析，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最后转移至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呈波动式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占比呈现出显著上升的发展态势，即总体产业结构日趋服务化。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分析人均GDP在0.5万美元—6万美元的典型国家的三次产业平均占比可以发现：总体上，三次产业占比的变化特征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会从产业部门收入水平低的部门向收入水平高的部门转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缓慢下降，第一产业占比迅速下降并保持较低水平。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7.16%、31.64%、52.19%；当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4.86%、31.96%、53.04%；当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1.86%、29.58%、61.61%。；当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时，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1.12%、25.79%、64.15%。总体来看，第一产业占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逐步递减，第二产业占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波动式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占比随着人均GDP的提高逐步提高。（见图1）
从就业结构来看，世界主要国家产业就业结构同样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趋向于从低收入水平产业转移到高收入水平产业。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数量不会进一步增长，而是向拥有更高人均收入的第三产业转移。从整体三次产业就业占比来看，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世界主要国家第一、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不断上升。世界主要国家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均值在人均GDP 2万美元时为10.77%，人均GDP 3万美元时下降至4.67%，人均GDP 4万美元时降至1.93%。世界主要国家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均值在人均GDP 2万美元时为31.43%，人均GDP 3万美元时为27.59%，人均GDP 4万美元时为23.65%。世界主要国家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均值在人均GDP 2万美元时为57.8%，人均GDP 3万美元时为67.74%，人均GDP 4万美元时为70.64%。（见图2）
当前，贸易摩擦、局部冲突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促使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对本国经济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开始大力推动制造业发展，进而推动全球制造业产出占比回升势头进一步巩固。2020年至2021年世界整体以及主要经济体的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从世界整体上看，服务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依旧较大，但近年来其产出占比开始下降，而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其中，服务业产出占比从2020年的62.0%下降至2021年的60.1%，下降了1.9%，而制造业产出占比从2019年的31.9%上升至2021年的33.0%，上升了1.1%。第二，2020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出占比有所上升。其中，中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比分别从2020年的45.1%和18.0%上升至2021年的46.6%和18.5%，上升程度分别为1.5%和0.5%。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三次产业结构在演变过程中普遍形成了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最终占据主导的一般规律。但近年来，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更加重视本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国家战略，同时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度中断，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作为稳定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意义，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全球制造业比重回升的有利因素不断积累。
第三，全球产业技术结构日益高级化，各国积极布局高技术制造业。从产业技术结构看，各国积极布局高技术制造业，力图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制高点。从世界整体层面上看，2021年世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31.1%，高技术制造业逐渐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尤其是德国和韩国，甚至达到了40%以上。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较晚，而且较为依赖国外的材料和零部件，因此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但其水平也接近30%。高技术制造业代表着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是引领经济增长、维护产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已成为全球各国战略布局的焦点和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开发和实施先进制造技术、培育先进制造业劳动力、增强供应链韧性等，加快布局发展微电子和半导体、生物经济、新材料等，凭借长期积累的创新、人才、技术优势，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巩固制造强国领先优势，企图继续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见图3）
此外，跨国公司在高技术制造业的布局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5年起，在高技术制造业中，外资企业的产出占比始终保持在26%以上，对世界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05年至2016年期间，外资企业在高技术制造业的产出占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始终保持在16%，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外资企业在德国和美国的产出占比接近30%，外资企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各行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对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本，而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凭借全产业链优势以及在布局地多年积累优势，将产业链各环节按照成本高低、技术程度、市场大小等配置，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在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全球产业链日益区域化、本土化，形成亚洲、北美和欧洲三大区域中心。从产业空间结构看，产业依靠比较优势发展的特征减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逐步向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转变。其一，全球产业链布局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工厂”：亚洲、北美和欧洲。每个“工厂”区域内的国家将其产业链大量布局到区域内其他国家，区域内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对区域外国家的依赖程度。例如，在亚洲“工厂”，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都将自身产业链大量布局到对方国内。韩国布局在其他三个国家的产业链比重为26.5%，而布局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比重仅为11.1%。产业链布局的区域化在北美“工厂”比在亚洲“工厂”更为突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业链布局在美国的比重甚至达到了40.3%和40.8%，而美国产业链布局在加拿大的比重为10.9%，在墨西哥的比重为4.8%，远高于布局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比重。产业链布局的区域化程度在欧洲“工厂”则相对均衡。欧洲“工厂”内的各国将大量产业链布局在区域内其他国家，但同时布局在中国和美国的比重也非常高。
其二，每一个区域内部都有一个清晰的“中心—外围”辐射模式，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三大区域的中心。这可以从各个区域性“工厂”内产业链布局的不对称性中明显看出来。例如，韩国产业链中有17.8%布局在中国，中国产业链布局在韩国的比重仅为4.9%。该现象在北美“工厂”更为突出，墨西哥产业链布局在美国的比重高达40.8%，而美国产业链布局在墨西哥的比重仅为4.8%。在欧洲“工厂”内，各国产业链布局在德国的比重高于德国产业链布局在这些国家的比重。
其三，中国和美国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世界各国将其产业链大量布局到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布局在中国的产业链比重达到6.9%以上，其他国家布局在美国的产业链比重达到了8.6%以上。
第五，全球产业链布局趋向数字化、智能化，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迈向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推动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制造业智能化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集成化和信息化过程，其中信息化和数字化是重点。制造业的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整个产业链环节都趋向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使得智能制造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要方向。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生产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产业化规模为5.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6.8%；产业数字化规模为32.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为38.2%。在产业渗透方面，数字技术率先在第三产业投入应用，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应用仍受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等因素限制，其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6%、24.3%和45.3%。整体来看，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国家，数字经济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2021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27.6万亿美元，占47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以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在为后发经济体实现赶超提供机遇的同时对全球产业分工产生深刻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的双重作用影响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仅从不同收入水平来看，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占比通常较高。2021年，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占比为52%，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占比为34.4%，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占比为18.5%。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加快城乡融合、增加新兴行业就业收入、提高个人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会导致部分基础工作被取代、技能偏向、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以及信息不对称加剧等。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具体作用机制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就业机会差异及个体知识技能差异等因素影响。
数字经济同样正在深刻影响需求结构与国际贸易格局。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塑造消费方式、提高消费水平等促进消费升级。在贸易结构上，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的相关数据，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6%。预计到203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将达到75%。由于数字平台同时具备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全球数字服务的出口还呈现集中度上升的趋势。数字服务出口排名前10位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仍在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大国新一轮在国际贸易领域竞争的焦点。
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部分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市场份额、质量、品牌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受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冲击，叠加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等因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呈现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等发展趋势，我国产业安全问题逐渐凸显。②
首先，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但其中也孕育着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以及疫情冲击，叠加人工成本上涨、资源环境压力等因素，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促使本国的跨国企业将生产环节回流到国内，这无疑会对我国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一定的压力。虽然全球产业格局再调整给我国带来了挑战，但其中也孕育着我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关键在于我国的创新能力。为此，需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其次，产业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风险，但也存在“弯道超车”机遇。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面临着资源约束和成本约束，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依靠传统的成本优势和规模扩张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亟需改变。总体来看，我国尚未形成一批拥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有架构体系的供应商。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我国出口的多是已经进入标准化生产并且附加值较低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的产品，而进口的多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芯片、航空发动机和新材料等一些高精尖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处于短缺状态。根据笔者的测算，无论是需求端风险敞口还是供给端风险敞口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近年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我国高技术产业需求端风险敞口从2011年的29.2%下降至2016年的20.2%，随后上升至2021年的26.3%。高技术产业供给端风险敞口则是从2011年的19.5%下降至2016年的16.0%，而后上升至2021年的21.0%。总体而言，我国在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技术等领域还存在“受制于人”的问题。但是，我国产业体量大、产业链完备，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制造业不断升级，形成了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使得我国产业具备了完善的配套能力，保证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具有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实力。
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良好的消费环境、巨大的消费潜力、超强的品牌意识等发展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比较优势，是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社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础，也是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发展空间大、应用场景多、创新应用强的优势日益凸显，国内市场深度广、层次多以及消费者需求多元化等特点，能够给予企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创新方式将逐步转变为以自主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创新为代表的内源式创新。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使得数据生成、存储和传输的成本显著下降，数据开始成为经济系统中新的关键要素。在产业数字化模式下，数据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禀赋克服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资源总量限制，形成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新产业，这也为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
最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较为突出，但也存在绿色低碳转型新机遇。全球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本土化导致国际供应链成本和贸易成本不断上升，叠加乌克兰危机、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国际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因素，全球粮食、能源、资源价格和供给稳定的风险不断累积。我国既要减污，又要控碳，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大机遇。降碳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减污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降碳与减污之间具有很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改变传统高碳低效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激发经济增长绿色动能，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绿色低碳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孕育经济增长新空间。我国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改造需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需求和消费需求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多样化的发展机会。
我国应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思路
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是一个长期演变过程，蕴含着深刻的经济规律和产业规律。全球产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面对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供给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
第一，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实施全球供应链战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力量开展集成研究、协同攻关，按照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分阶段突出重点分步组织实施技术攻关，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对产业的支撑作用。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文化氛围，推动形成优良创新生态；以国家战略发展为核心，瞄准科研攻关方向，实现动态优化布局，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财税金融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资金资助基础研究，多途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推动我国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促使我国产业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在国家宏观层面，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基础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在企业微观层面，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③；在制度设计层面，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构建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我国供应链的主要框架结构和区域布局，保持我国产业链的完备性。
第二，积极培育国内产业链，加快发展区域价值链。多措并举提升我国供应链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努力向上迁移，培育本土企业成为价值链的“链主”，成为国内产业转移的组织者和治理者。④利用大国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和比较优势，打造东部地区研发销售、中西部内陆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应链梯度，以纵横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参与全球竞争。顺应全球价值链缩短、区域价值链加强的国际趋势，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推动区域内生产成本最小化和贸易效率最优化，持续加强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形成区域高水平价值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不断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助于从多方面优化市场环境，使企业有能力在更大范围调配资源和生产要素，强化对创新的要素支撑，提高创新效率。因此，应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和最佳实践优化市场环境，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断提升各地区各行业的内在统一性、互补性、关联性和协调性，进而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循环和产业关联畅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商业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向高速、高效和智能化趋势发展，能源技术向低碳化、分布式和智能化持续转变，交通技术向超高速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共享化持续变革，数字化转型渗透到制造与服务的价值链各个环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以数字化为主导、以智能化为指向、以绿色化为引领、以融合化为趋向，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连接优势，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在制造领域广泛应用。围绕智能、绿色等产业升级方向，完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机制，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水平。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信息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全方位融合性变革改变了以往独立创新的特征，呈现出技术创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第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我国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目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趋势在于区域化发展，自贸试验区将成为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助于我们依托区域价值链构建，突破以往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众所周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可以降低成员方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也有助于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向区内流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不仅有助于优化区域内的整体营商环境，而且有助于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开放倒逼改革中优化制度体系。从分工合作方面看，产业链分工替代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模式。因此，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区域内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加强区域内成员方之间的分工合作，促进区域内市场规模的扩容和升级，进而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经具备体量、规模、产业、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有能力、有条件推动区域价值链朝着更加包容和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钟道诚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ZDA06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盛朝迅：《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链时代”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改革》，2022年第2期。
②倪红福、张志达：《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10期。
③黄群慧：《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导刊》，2022年第12期。
④倪红福：《构建中国产业链竞争新优势》，《中国经济评论》，2021年第11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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