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的巨大社会变迁，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社会心态以身心健康和社会文化两种途径表达出来。在此背景下，心理健康社会学的兴起产生了两个转变：从精神卫生学向心理健康社会学的转变，以及从个体心理健康到社会心理健康的转变。社会治理心理学也在中国应运而生，体现为心理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有机结合，也是社会善治的内涵之一。从心理学视角看，社会善治的重心即是民心建设，社会善治的形式是“由心而治”，其要素与评估指标是好政府、好社会和好公民，洞察人性、约束权力、良善制度、治理能力、保护公民、开放创新是其遵循，权力善用、制度扬善、环境向上、法律惩恶、民心所向是其实现路径。
【关键词】社会善治 心理建设 心理健康社会学 社会治理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3.011
【作者简介】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导，原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主要著作有《社会心理研究》、《社会治理：社会心理与心理健康双路径服务的殊途同归》（论文）、《中国人的善与恶：人格结构与内涵》（论文）、《重大突发事件下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论文）、《腐败与心理绑架》（论文）等。
引言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心理造成了多重冲击：一是时代特征的变化。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以不稳定（V）、不确定（U）、复杂化（C）和模糊性（A）为特征的VUCA时代，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人们在不断适应高压环境时，产生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内卷”与“躺平”都是这一特征下的社会心态反映。二是自然灾害、全球性疫情、区域冲突频发。21世纪是灾难频发的世纪，全球自然灾害剧增，2000年～2020年累计灾难次数多达上万次，死亡人数达200余万，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在付出了巨大的身体健康代价的同时，也付出了精神健康的代价。人类精神疾患发病率增加，全球抑郁和焦虑患者增加了25%，医护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26.9%）高于感染者（23.8%）和普通人（19.3%）；2022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全球精神健康报告》指出，全球9.7亿人患精神（心理）障碍，占总人口的13%。近年来，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都为交战各方乃至全人类带来了恐慌，战争创伤弥散在世界许多国家，即使战事和冲突结束也会给民众和儿童带来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三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当前，AI技术已经完成了对人类知识的复制，人类的传统学习方式将被彻底改变，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数字技术能力、再学习能力与创造能力成为孩子未来立世的基础。AI具有将人类世界变成非人化社会的可能，科技进步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类身心适应的速度，可能出现科技不是为人发展服务，而是人要以身心损伤的方式来适应科技的情况。
同时，21世纪也是社会文化快速变迁的时代。波诡云谲的时代浪潮激起了人类的心理动荡，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给人类自身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因此，学术界开始关注人类的内生性问题，如民众健康、社会心态等。社会心理是时代特征的心理表征，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成为影响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许燕、杨宜音主编，2022）。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要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来回应社会心态的嬗变。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把社会心态的干预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心理健康社会学：身心健康与社会治理的联结
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的传统安全问题相对缓解，公共健康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中国人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反应常常表现为“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对环境变化产生心理抗拒的一种安全性表达。例如，医院中30%的病人心理疾病表现为躯体化，躯体化是心理问题以身体疾病的特征表达出来，这也是“身心疾病”的内涵之一。在传统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当内心的压抑情绪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纾解，心理问题往往就会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暴露出来。由此，身心健康间接成为衡量社会健康的晴雨表，也成为近年来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聚焦的因变量。在致病原因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这一模型是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解释人类行为变化的原因与互动作用（见图1）。
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中，值得关注的是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的三个群体，分别是失业／无业群体检出率为31%、18～24岁青年群体检出率为24%，以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经济困难群体检出率为21%。这组数据说明，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近年来，全社会越来越关注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因素，心理健康社会学应运而生。心理健康社会学不仅探讨医学问题，还运用社会理论研究身心疾病的社会原因，并把健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讨论。例如，一系列心理学研究发现，9～10岁儿童年龄段过度使用电子屏幕导致孩子认知功能下降、行为冲动更强、执行功能受损等；孩子每天注视电子屏幕的时间超过2小时，且时间越长患抑郁症的风险就越高。又如，网上虚拟社交不能满足现实中的社会归属需求，现实生活中娱乐方式和业余时间匮乏的互联网一代更晚熟、无安全感、心理更脆弱，等等。这些研究说明网络成瘾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心理健康社会学强调：健康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要通过改变社会环境的方式来促进健康，身心健康也就不可避免地对接社会治理。身心健康问题的研究领域随之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
一方面，从精神卫生学向心理健康社会学转变。社会建构理论关注的对象并非个体的身心疾病，而是身心疾病的社会原因。心理健康社会学将重心移至人类身心健康的前因研究，并将这种前因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文化前因，包括社会压力、疾病流行、气候变化、战争、人口老龄化、社会阶层固化、金融危机、技术革命等。二是组织和地域前因，包括地域环境、社区环境、组织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三是个体性前因，包括个体掌控感、基因遗传等。例如，空气污染限制了社会互动，从而造成个体和社会层面的负面情绪增加（Arvin and Lew, 2012; Noonan, 2014; 李静，2016；郑思齐等，2016；杨继东等，2014），居住流动性导致信任感（Li, 2016；高学德，2016）和幸福感降低（Oishi, 2010），焦虑和孤独感增加（Oishi and Talhelm, 2012），抑制了亲环境行为，助长了欺骗和腐败行为（Y. Y. Chen, X. X. Liu, T. Lan and Y. Y. Hong, 2016, 2022; S. J. Zuo, N. Huang, P. Cai and F. Wang, 2018），等等。
另一方面，从个体心理健康到社会心理健康的转变。社会心理学聚焦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力求以心理学知识服务人类进步、国家安全、社会繁荣和民众幸福。例如，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动荡、导致国际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会影响国际局势走向，表现出对制度不信任、阶层敌对、社会失稳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又如，一项针对37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问题、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与经济不平等程度成正比；同时，贫富差距也会导致社会越轨行为、消极群际态度、极端民族主义、社会暴力行为、群体攻击行为等。
上述两个转变表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既要遵循心理健康社会学原理，也应被提升到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高度。与此对应，社会治理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具有四大特征：一是由单一功能向多元功能转变：社会治理不仅要关注疾病、越轨、失范、犯罪等消极取向的事物，也要注重幸福感、信任感、公平感、获得感等积极取向的事物；二是由个体描述向社会解读转变：社会治理不仅要关注个体身心疾病，更要关注群体价值观、社会态度、社会信任、社会公平等社会心态；三是由关注后果向关注前因转变：社会治理聚焦在防患于未然，重心前置，从后位的“治”移向前端的“防”；四是由个体服务向社会服务转变：个体心理服务早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大众化的心理服务要向基层延伸，开展科学知识普及等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将个体服务与社会服务有机地结合。综上所述，将基于心理健康社会学构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融入社会治理，既是健康中国的基础，又是平安中国的保障，最终指向幸福中国的目标。
社会治理心理学：心理服务与国家治理的对接
长久以来，心理学在我国是一个高科学成本、低社会效能的学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心理学由此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心理学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肩负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使命，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又是维护国家稳定与昌盛的民心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的范围并非局限于心理疾病患者，而是惠及全民；另一方面，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就具有塑造优秀者、帮助正常人、治愈受创者的三重功能，社会心理服务具备为个体发展服务的功能。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治理心理学视角下，治理可以分为多个层次，不同层次的主要特征有所侧重，功能与目标也不同，社会善治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见表1）。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善治”概念。社会善治（good social governance）以民心（精神健康）为核心，以优化治权为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和治理活动，是社会安康的保障。国家治理之善就是国家的权力向人民的回归——做民心所向的事情，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民心建设、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善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心治为主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是社会善治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心理建设的宗旨。在社会善治中，心理建设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见表1）。在解决客观问题时，更要注意解决主观世界的问题。例如，经济不平等是导致人们生活福祉差异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不平等有主客观变量之分，客观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有基尼系数、百分位份额比率等，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层面对于降低客观经济不平等更有力；主观经济不平等表现为心理的不平等感受，可能与客观不平等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表现为低估最富有者的财富，或者高估最贫困者的财富，这种社会心态就需要“心治”了。
以“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契机，中国心理学界从2017年开始建构社会治理心理学。2017年11月，中国心理学会在香山科学会议上首次以“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18年，中国心理学会出版了聚焦这一主题的《2016—2017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心理学研究者们发表了《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杨玉芳、郭永玉等，2017）一文并涉及多个议题，系统阐述了心理学对社会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同年，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2019年，作为与社会治理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学术组织，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2020年，首部社会治理心理学专著《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辛自强，2020）出版，书中对社会治理心理学相关理论构想和学科架构作出了清楚的阐述。
社会治理心理学（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是介于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之间的新学科，是探讨社会治理的“内生心理问题”（公民参与意愿、政府治理能力等）以及“相关心理问题”（心理贫困、价值蛀蚀效应等），用于理解和改善社会治理实践的心理学分支学科（辛自强，2020）。社会治理心理学以心理建设为主体，服务于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幸福中国的三大发展战略。心理服务体系分为两大系统，即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安康服务以及基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公民心理健康服务，在治理方式上强调“由心而治”（governance based on mind），坚持以遵循人的心理规律为原则的社会善治路径（见图2）。
当前，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心理建设来提升人民心理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在研究层面，社会心理服务视角与心理健康服务视角体现了对社会现象更全面的解读。例如，当今社会的“内卷”现象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显现的社会热点问题，心理学研究者从两种不同路径探索了“内卷”的心理结构：从社会心理研究视角发现，“内卷”的社会心理结构是由资源稀缺、社会规范、心理压力和竞争行为四个要素构成（张雯等，2023）；而从个体心理研究视角发现，“内卷”的个体心理结构由无力感、无意义感和无自主感三个要素构成（冯秋迪，2023）。由此可见，两种视角下的研究殊途同归，可以更加全面地解读“内卷”的社会与个体心理特征。在实践层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体现了协同共治的特征。例如，在灾难应对过程中，灾难的心理涟漪效应会引发民众的两种应激反应：一是生理性应激反应（biological stress reaction）。灾难引发的个体生理与心理的不适反应，导致身心疾病，因其凸显性及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而为民众所熟知，这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主战场，也是“健康中国”所聚焦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应激反应（social stress reaction）。灾难引发的群体消极社会情绪、失控行为等，因其初期的内隐且复杂的特点被许多管理者所忽略，进而可能导致价值衰落、国家信任缺失、官民冲突、网络暴力、反社会行为、集群倾向等，其社会后效直接威胁国家稳定与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四十四章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第五十五章提出，“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为准确应对民众心理与社会心态提供了实践指引。由此，社会治理心理学实现了社会心理与心理健康双路径服务的殊途同归，形成了社会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共融性建设机制（许燕，2020）。
社会善治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社会善治是实现好政府、好社会、好公民的国家治理的体现。社会善治的三个评价指标分别是人民满意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民心所向的社会就是好社会，奉献向善的公民就是好公民。社会善治的运行遵循洞察人性、约束权力、良善制度、治理能力、保护公民、开放创新六大公理，体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以及国家与人民的双向奔赴，彰显民心所向的软治理路径、公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四大优政特征。达到社会善治的国家政治理想目标需要一个长期不懈的努力过程，包含以下五条路径。
一是权力善用。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Acton, 1964），“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Montesquieu, 1977）。腐败（corruption）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发展会滋生腐败，因为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给腐败行为以机会。如何善用权力始终是我们党高度重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掌权者的人格品质决定了善治与恶治，权力成为善人善用、恶人恶用的工具。在腐败心理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个人权力导向的官员（权力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比社会权力导向的官员（权力是造福于社会的工具）对腐败的容忍度更高，更可能作出自利性的腐败行为（F. Wang & X. Sun, 2015）。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从权力制约、社会监督和提升个人道德水平入手进行反腐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在解答腐败为何屡禁不止的问题时，研究者提出了官员由好变坏的内在心理机制——“心理绑架”（psychological kidnap）过程与“温水煮青蛙效应”（许燕，2009）。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并提出要“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二是制度扬善。政治是有规则的，没有制度的政治必然走向衰败。“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社会变革引起的新旧社会规范的冲突，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道德滑坡。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与规则可以为社会善治保驾护航。公平正义既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例如，世界各国民众普遍具有不平等厌恶倾向。2018年《最佳国家报告》表明（www.usnews.com），收入不平等是在全球引起共鸣的关键问题。在全球超过21000份调查中，1／4的受访者表示，政府领导人必须首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然后再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移民和难民危机等问题。以往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可能给社会和社会成员带来消极影响，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见表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三是环境向上。环境向上对社会心态具有引导作用，即引人向上，让崇德向善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社会变革时期，也是善恶是非的冲突时期，道德文化建设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社会环境对社会心态具有方向性影响。善恶心理研究阐释了善恶人格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当环境好时，会引导人们向善；当环境不好时，会导致人们偏向不善（见图3）。研究表明，良好环境建设对积极向善的人格品质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时，勉励他们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好公民”的特征是成为当家作主人的建设者，做社会善治的积极参与者。
四是依法治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功能是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良法反映社会的客观需求，体现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良法善治的意义在于扬善惩恶，伸张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公平正义。世界总有不公平，但这不会让人绝望，让人绝望的是世界没有公道、公平无望。有关中国人善恶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将诚信尽责作为善恶判断的原则之一，在中国人的四种善人格（尽责诚信、仁爱友善、包容大度、利他奉献）的差序中，尽责诚信是判断善良的核心标准，做事要尽责，为人要诚信，这体现了人际互动中的保障性原则；在中国人的四种恶人格（凶恶残忍、污蔑陷害、背信弃义、虚假为善）的差序中，凶恶残忍以伤害最甚而成为邪恶的首选标准，体现了人际互动中的伤害性原则（焦丽颖、许燕等，2022）。这一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是，法律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要给善者以安全感，让邪恶远离人们，建立起积极向善的社会环境。
五是民心所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所向体现了心治。心治即“由心而治”（辛自强，2020），在社会治理中要重视人的心理规律。“迈向人民的心理学”（彭凯平、钟年主编，2010），始终是心理学工作者坚持的原则之一，要建立有人间温情的社会，实现国泰民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十四五”规划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一切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新冠疫情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凸显，成为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2023年教育部等17部委联合出台了《全面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体现了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联动的社会善治工作体系。
总而言之，社会善治体现了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目标。心理学要为社会善治的推进作出努力，完善社会善治的理论创新，通过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心理学，为善治提供良方与智慧，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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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ocial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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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Yan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societal cha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have induced profou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manifesting the social mentality through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and societal cul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has witnessed two crucial shifts: a transition from the mental hygienics to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and a shift from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o societal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also gained prominence in China, reflec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ental construction with national progress and constituting an integral aspect of good social governance.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good social governance emphasize the centrality of public sentiment in its construction. The essence of good social governance lies in "governance based on mind". The author proposes three key elements and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good social governance: good government, good society, and good citizens. Additionally,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constraint of power,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capacity, citizen protection and open innovation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judicious exercise of power, promotion of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fostering positive environments, legal deterrence of wrongdoing and alignment with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Keywords: good social governance, mental construction,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psychology of soci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