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袁堂军
【摘要】当前，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利用ICT产业及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及增长趋势直观评估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及潜在竞争力，其结果显示我国核心产业和产品具有基础弱、应用强的特征，与美日等国之间尚存较大差距，外需依存度高。因此，为准确评估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完善统计方法和制度。同时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积极推进自主基础研究，还要对接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关键词】数字经济 经济增长 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10
袁堂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1860-2004》、《亚洲的智慧：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主编）、《亚洲经济转型：制度设计与战略调整》（主编）等。
前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同比名义增长16.2%，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3.4个百分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综合算力指数（2022年）》数据显示出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万亿元，关联产业规模超过8万亿元。另外，由国际数据公司（IDC）、浪潮信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我国的算力指数仅次于美国，以总分70分进入全球领跑者行列。上述国内相关系列报告的发布引发了社会的热烈反响。然而，在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所发布的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中，我国的排名似乎并不理想。比如，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22年全球竞争力年鉴》排名中，我国排在第17位，比上一次的15位有所后退（IMD, 2022）。
不同机构给出的不同结果，无疑会引起许多思考和疑问，例如：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的GDP占比普遍较低？既然我国有如此大规模的数字经济和增长率，为什么宏观经济增长率却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算力指数在评价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各项指标中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面临美国以科技霸权打压我国高科技发展时，国内芯片及相关行业如何应对？等等。
当前，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然而，如何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全体和宏观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准确测算数字经济的规模，在理论分析和统计工作方面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
概念界定及统计范围。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大致可以分为窄口径和宽口径两类。其中具有代表性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主张的统计框架，认为核心数字经济主要包括ICT货物和数字服务生产的相关经济活动。因此，测度范围聚焦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数字内容与数字媒体，以及将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和数据等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部门。与此相近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所定义的概念和范围，包括了ICT产业、数字内容、电子零售商产业以及数字平台及基于数字平台的经济活动。基于以上概念和统计范围的通常被称为窄口径统计。
与此同时，鉴于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覆盖范围，OECD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宽口径的概念和范围，即在窄口径的基础上，也包括了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等的投入得到显著增强的经济活动，力求满足实际测算和可比性的需要，以及能够准确反映目前尚未纳入核算范围的新型数字经济活动。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来确定我国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是指为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部分，包括了“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四类。产业数字化部分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该部分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其定义为“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20）将数字经济的统计范围界定为“数字经济基础服务业”、“数字经济基础制造业”、“基于媒介平台的企业”、“数字中介平台”、“电商零售业”和“数字金融保险业”六大类，并分别进行了增加值（GDP）的核算。
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以及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性，近年来，关于如何准确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其中关于我国数字经济中的核心产业部分以及国际组织所提出的窄口径统计范围争议不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非核心产业，以及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没有包含的部分。各个机构所公布的关于该部分的统计结果差异较大，争议也较多。
关于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的争议。如何准确进行数字经济的统计和测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基础性前沿问题。数字经济增加值是反映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对整体经济贡献程度的重要统计指标，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是当前数字经济统计测度的重要方法（许宪春、张美慧，2022）。我国以及其他各国官方统计机构、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也都积极针对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索，代表性的论文及议题如表1所示。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诸多议题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认识。2018年11月，IMF第六届统计论坛的主题也是关于数字经济GDP的测算对象和方法问题。其中如表2所示的主要议题具有代表性。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在测算数字经济时，首次采用了基于数字经济细分产业的“数字SUT矩阵表（供应使用表）”的测算方法。数字SUT矩阵表以其测算工作量大但结果更为精准可信而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和各国统计机构以及OECD等国际组织的关注。2022年报告了2018年日本的数字经济规模为41.4兆日元，占GDP比重为7.56%。（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22）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我国所定义的数字产业化部分与OECD等国际组织所采用的窄口径的统计范围比较接近，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所定义的“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的概念与国际组织的宽口径部分具有类似之处，但因缺乏统一的测算方法和标准，各机构所发布的数据差距较大，往往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见图1）。
因此，在对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进行国际比较时，采用我国定义的“数字产业化”部分，或基于窄口径的统计结果较为合适。从图1中可以看出，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经济数据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数据较为接近，而后者显示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为7.8%，这个占比与美国2019年的9.6%和日本2018年的7.56％（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22）相近，三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及生产力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经济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应该是当下社会的主流观点。主要基于几点考虑，首先，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能提高制造业和商业零售的生产率，在将来也可能成为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刺激消费和促进企业设备投资的源泉。其次，对ICT的研发投入一方面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期待对其他产业产生正的波及效果。
日本内阁府（2021）所列举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些主要国家以及欧盟成员国中可以观察到民间企业ICT部门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与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弱正相关关系。在北美和北欧的部分国家也存在ICT的研发投资越活跃，劳动生产率也越高的现象。虽然到目前为止，其中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明，但从数据上看，数字经济产业越多的国家往往收益率和生产率也相对较高。因此，而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以及生产率都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相比较宏观经济的增长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从中国和美国的数据来看，尽管两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长都十分明显，但作为驱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增长依然疲软。比如，2020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新零售（电商和无人店铺）增加了28.7%，但零售总指数仅上升了7个百分点。同样，在我国电商增长了10.9%，但社会零售总额却下降了3.9%（日本内阁府，2021）。
针对ICT快速发展与GDP增长乏力的不同观点。关于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主流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积极论认为，就算是短期或初期，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不大，但ICT技术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对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革新，只是从导入到普及，进而对提升生产率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存在时滞性。
与之相对的，也存在持消极态度的观点，认为ICT技术与工业革命或者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黎明期相比较，目前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因为ICT的技术创新大多集中在娱乐和信息通信及相关领域。因此，从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ICT的发展并无太大的关联。
在上述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看法，认为ICT技术的应用，只对部分先端科技企业的生产率有明显的效果，对其他企业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宏观层整体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现在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基于目前的统计数据观察到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作用不明显，原因主要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是源于数字经济的统计和测算的问题，即现行的统计制度还不能准确地捕捉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各类经济活动。比如，免费服务以及已有物品的分享等，没有能够被计入宏观经济的增加值，因此，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和统计对象都亟待更新和调整。
总体而言，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或是折中论，都没有否认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和生产力具有正面的影响力，差异只存在于其效果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实时的还是滞后的。当然，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也需要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正如三浦有史（2018）所指出，如果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干扰或制度不完善而形成垄断，就会损害市场新陈代谢功能；如果劳动市场不完善或被制度切割，那么新业态的就业机会创造效果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另外，如果对网络过度或不当监管，也会削弱平台企业的竞争力等。上述情况的存在将会大大削弱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驱动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按照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式，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反映经济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基于这个逻辑，如图2所示，以数字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实现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并存在以下路径。
其一，可以通过增加设备投资或提高劳动参与率，即以生产要素的追加投入来实现。其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生产率来实现。但前者受制于要素投入边际效应递减的法则和资源禀赋状态，需要通过技术革新推动设备升级，或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等方式来克服制约。后者体现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包括技术进步、无形资产的积累、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营效率和组织运营效率的改善等。这种增长模式与仅靠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相比较，更加节约资源，是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增长模式，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
以提升质量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同时也可以实现单位劳动力产出增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也可分解为，资本装备率（劳动力的人均资本）上升和TFP的上升。其中，资本装备率上升来自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导入，而TFP的上升则依赖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综合效率的改善。
因此，要测算或正确评价数字经济的发展对GDP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和贡献，除了因数字经济自身行业的投资增加而带来的贡献以外，更应重点考察是否提高了劳动效率，或是否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是否促进了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等。
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相关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ICT产业中云平台和数据中心的增长速度最快，服务及应用软件的市场规模最大但增长率较低。各主要国家在各个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出增长率此消彼长，反映出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十分活跃（日本总务省情报流通行政局情报通讯经济室，2022）。
为比较我国和日美等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本文根据信息通信技术的类别和核心产品的用途特征，将ICT产业分为IoT和其他ICT产业（以下简称ICT），分别侧重于新兴的物联网技术（产业数字化）和其他传统意义的数字化核心技术产业和产品，并利用市场占有率和生产增长率进行分析。
IoT产品的市场份额。从整体看，我国IoT的全球市场份额为27%，排名第一，美国、日本分别为23%和19%。其中，我国智慧城市的占比为37%，位于第一，美国占比为27%，位于第二，第三为韩国10%。在智能康养方面，美国、日本、荷兰为前三，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分别是30%、27%、17%，我国占9%。智能工场的市场份额排序由高到低为日本、中国、德国、美国，分别为37%、16%、14%、11%。在车载智联方面，我国的市场份额快速增加，已达55%，远远超过第二位法国的11%。在智能能源管理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市场份额均超30%，日本和德国各占1成左右。
从图3所列出的代表性产品来看，在智慧城市类的市场份额中，美国的穿戴设备和我国的监视器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属于智能康养类的X线设备方面，日本、美国、荷兰占据了前三位，分别为36%、26%、12%，我国为5%。在智能工场类产品中，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具有绝对的优势，占比为57%，我国以17%的份额紧随其后。日本在机器视觉产品方面也表现突出，占比为24%，位居第一，我国位居第二，占比为21%，美国第三，占比为15%。我国在智能车联的汽车通信模块中的占比最大，为55%，其后是法国，占比为11%，我国在智能能源管理类的数字电表的占比也最大，为52%，远远超过日本的13%和美国的11%而排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