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展好国际中文教育，是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面。只有提炼出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才能有效引发感性世界的共情、理性世界的共鸣，有力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亲和力、实效性，在共情共鸣中把中国故事讲好讲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这方面，电视剧《觉醒年代》对于北大故事、对于北京大学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呈现方式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精神标识 文化精髓 《觉醒年代》 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3.012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李 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开展国际中文教育，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方面。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加深，政治、经贸、人文等交流合作更加广泛。一方面，到中国商务合作、学习交流、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大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中文教育，促进了中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提炼出、阐释好具有代表性、亲和力、感召力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理论基点，也是增强国际传播亲和力和实效性，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关键所在。
提炼鲜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理论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这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赢得与我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进而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提供了根本遵循。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精神实质，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内在统一性。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语言相关论”（linguistic relativism）论证了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联系，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3]的论断。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在《语言论》中提出：“语言需要环境，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或与社会传承的传统和信仰分离。”[4]帕尔默（L. R. Palmer）在《现代语言学导论》中提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5]邢福义教授在论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着力理顺内宣外宣体制，努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中赢得了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主张、彰显中国智慧的概念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同；“塞罕坝的故事”、“脱贫攻坚故事”等在国际上广泛传播。这为讲好中国故事，开展好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营造了良好氛围。同时，以“讲好中国故事”为途径的国际中文教育，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学界的热议话题。
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在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立体、更加鲜活地展现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涵盖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的综合性、复杂性系统工程，内含话语体系、叙事体系、传播体系等多个要素。国际中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范畴。理想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双向互动的状态，也是在沟通心灵、交流文化中跨越横亘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文化鸿沟的过程。讲好中国故事，正是跨越文化鸿沟，促进文化交流互动的有效途径。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不断强化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在守正创新中开展国际中文教育。
从内容实质看，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主张、中国声音以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的方式展现出来、传播开来。做好这方面展示和传播，必须处理好国际中文教育中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搭建起讲述者与倾听者沟通心灵、增进共识的桥梁。
从认知行为特征看，好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在于能够有效激发受众的思考，经由受众的涉身认知引发情感世界的同理心。相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和被动的信息接受，不仅难以引发受众共情共鸣，还容易引发其抵触感，更不可能把故事讲好。这要求国际中文教育必须不断增强互动性、启发性，将摆事实、讲道理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从发生机理看，话语交流是思想传播的必要载体，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和基础是把话语讲好讲活。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重在做到既准确完整表达讲述者的立场和意图，又符合受众的话语表达和接受习惯，在入耳入脑入心中增强情理道理的催化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7]从文明交流传播规律看，鲜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凡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和文明形态，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因此，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理论基点和精神内核，是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传播力的动力源。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重在将教育教学与彰显民族精神相融合、与文化传承相融合、与文明交流互鉴相融合，将寓于中国故事中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好、阐释好、传播好。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8]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正是许多留学生对北京大学的关注点、兴趣点所在，有利于借此开展国际中文教育。提炼好、阐释好蕴含在北大故事中的鲜明精神标识、文化精髓，以北大为切入点和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故事。在这方面，以北京大学为重要历史文化背景和表现对象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作出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觉醒年代》与北大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
电视剧是视听的综合性艺术，作为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在故事呈现方式上可以充分调动留学生多感官、多方位的媒介体验，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当然，讲好中国故事，开展好国际中文教育，终归要实现语言与文化紧密结合的教学目标，必然要落实到语言文本中。《觉醒年代》不仅有电视剧视听文本的呈现方式，也有小说语言文字的精彩书写，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觉醒年代》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故事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以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事件为背景，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和导师，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革命青年为群像，全景呈现了对现代中国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生动塑造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风采，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将新青年追求民主科学、追求自由解放的初心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
《觉醒年代》不仅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电视剧，也是一部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生动教材。特别是该剧对于北京大学民主自由的风气、校徽图案设计、图书馆、红楼、著名人物及其雕塑等具有标识性文化元素的提炼和呈现，能够有效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有效分析和运用这些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能让受众真切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校徽设计与北大精神的凸显。《觉醒年代》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了北京大学校徽图案的设计过程。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鲁迅设计，并于1917年8月完成。蔡元培拿到设计图样后，便将之交予陈独秀带回文科学长室让师生们提意见。经过广泛研究讨论，校徽的文化意蕴逐渐明朗：校徽主体是“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人像，而“大”字构成一个正面站立的人的形象。这三个人的排列，上面两个像学生，下面一个像弓腰驼背的老师，寓意老师甘为人梯，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整体上看，校徽仿佛人类的脊梁骨，又好似一块屋檐上的瓦当。校徽突出的理念在于，要“以人为本”；校徽的象征意义在于，北大当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正所谓“北大是常为新的”，校徽的设计图案体现了北大兼容并蓄、广博开放的姿态。
《觉醒年代》里对这一故事情节的演绎，既展现了北大校徽丰富的立意，也让人了解到鲁迅不仅是创作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文学大家，也是富有才情的艺术设计大师。在剧中，大家对校徽的热烈争论，体现出北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风气。
北大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图书馆被誉为大学的心脏，是知识的存储地、精神的象牙塔。在《觉醒年代》中，北大图书馆不仅是获取文化知识的宝库，亦是孕育革命精神的摇篮。当时的图书馆在北大红楼第一层，图书馆主任由章士钊和陈独秀力荐的李大钊担任，他的办公室在红楼一层的最东边，而红楼一层全部都是藏书室和阅览室。经过李大钊的努力，北大图书馆藏书从1917年的14190册增长至1923年的184008册，其中介绍各种社会思潮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显著增加。
1918年10月，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成为李大钊的助手。为方便毛泽东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李大钊将整理新书目录的工作交给毛泽东，这给了毛泽东开阔眼界、打开思路的机会。李大钊在图书室里曾问毛泽东是否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是否读过《共产党宣言》？是否知道俄国的十月革命？这些问题将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上，这是一种启迪，也是一种引领，更是一种鼓励。当毛泽东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有一天遇到李大钊，两人就“最近碰到的新鲜事儿”聊了起来，毛泽东对于道德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反对创新的武器颇有感触，他想不通“讲道德与追求真理”之间的关系。李大钊听后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言辞恳切地说：道德是变化的，真理是永恒的；道德有新旧之分，拿旧道德去衡量新时代的行为，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卫道士，守旧就是失德；道德是用以自律的，是要躬行实践的；讲道德的要义是修身，修身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理。这一番话既阐明了道德与真理的异同，也关涉了古代中国深厚的社会人伦思想。以北大图书馆为载体，先进知识分子汲取知识的热情、探索真理的精神给观看者以极大触动和鼓舞。
北大红楼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北大红楼在北大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讲好北大故事，必须把北大红楼的故事说清楚、讲明白。《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认为：“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由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只说到石库门和红船，而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9]这艘小小的红船，正是从北大红楼驶出的。《觉醒年代》中的许多重要事件、许多激烈争论都发生于北大红楼。红楼，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亲历者。
这座富含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之所以名为“红楼”，蔡元培解释是要图个吉祥喜庆。1918年，这栋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共四层的西式风格建筑落成。主供校本部、文科和图书馆使用。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第三、四层为教室，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红楼从此成为先进社会思潮理论的策源地。
1918年，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红楼创办了假期读书会。为防止读书会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他教导同学们红楼读书会的创办旨在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造整个社会，所以应是朴素的、平实的，要常态化，推广至大众化。红楼至此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7年初，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北大责无旁贷成了杂志社的大本营。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还与陈独秀、张申府等人在红楼创办了侧重评述时事、批评现实，就当时政治、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的《每周评论》，编辑处就在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位于红楼的办公室。《每周评论》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后12期改由胡适接手主编，期间开辟了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该杂志还特意设立了“名著”专栏，刊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坚定不移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北大红楼是当之无愧的源头。
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的组织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红楼秘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图书馆成为进步青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研究会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他特意拨出两间书屋作为研究会的图书室。这两间书屋就是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所谓“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书屋”。
1920年10月，正是在北京大学的红楼，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郑重宣读了入党誓词，并召开了党小组会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船正式从红楼驶出，并扬帆起航了。
让人永久缅怀敬仰的蔡元培。在今天北大燕园未名湖边的小山上，立有一座著名雕像——蔡元培雕像。为什么在未名湖边会有这样一座雕像？如何向留学生讲述它的故事和意义？《觉醒年代》中对相关故事情节的呈现有其独到之处。
北京大学之所以有今日之建树，离不开蔡元培校长。正是在蔡元培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下，北大才能在一时间成为大师汇聚之地。1916年底，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民主管理”三大理念，上任之后便四处延揽人才。他求贤心切，为让陈独秀同意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不惜三顾茅庐，还承诺让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实行教授同人编辑，这样既解决了陈独秀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将北大作为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平台。
1917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时任校长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能把北大当作升官发财的基地”。他向北大师生提出三点希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努力将德行砥砺磨练，肩负力矫社会颓俗的重任；敬爱师友，北大师生应以诚相待，尊敬有礼，荣辱与共。他的发言引起了会场上的阵阵掌声，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赞同。在随后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上，蔡元培提出要改革北大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改革第一步是成立评议会，“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因此，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各科教授的重新聘任工作”。蔡元培还指出，“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该作为北大聘任教授的总原则，要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仅1917年一年间，就先后有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梁漱溟等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政见的学者来校任职任教，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云集。随之而来的，便是校园里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和以辜鸿铭、黄侃为首的保皇派之间的针锋相对、唇枪舌战。面对新旧阵营的矛盾纷争，蔡元培并不干扰责难，反而积极鼓励：“当今中国，变局转型，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孰优孰劣，并无定论，各种政见理应相互激荡。我北京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地方，学术观点不应为政治左右，而应该兼容并包。”
蔡元培一直践行着自己的理想：把北大办成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各个学派、各种思想百家争鸣，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正是因为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治学理念，北大才能焕然一新，新文化运动才能蔚然成风。
俄文楼前李大钊雕像的感召力。在今天北大俄文楼元培学院正前方的小广场中央，静立着一座青铜半身像，这就是北大著名的雕像之一——李大钊像。为什么要建立这座雕像，雕像又为何立在俄文楼前？对于这些问题，《觉醒年代》同样作出了回答。
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李大钊在北大工作、学习和奋斗了十年之久，他建立图书馆、发起读书会和系列讲座，不遗余力地介绍并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18年11月29日，李大钊在北大中央公园发表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诸种问题；李大钊还提议在北大建立工人夜校，提升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他最先开设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课程，北大也因此成为首个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大学。1920年3月，也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等北大进步青年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李大钊是革命青年的领路人，他一直鼓舞北大学生积极探寻真理。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通过策划和参与各类社团活动，影响并助推了一批革命青年接受共产主义理论，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他还通过创办《中国少年》月刊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和宣传。工读互助社实验失败后，他鼓励学生不气馁、不抱怨，引导学生们认真反思失败的各种原因，指出只有基于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行动，才能成功。李大钊还鼓励毛泽东多听多想多学，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鼓励其参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为毛泽东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遇。关于李大钊，《觉醒年代》中呈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君子和而不同”的人文胸怀。“君子和而不同”是蔡元培先生重要的思想观念，也是北大的精神传统。《觉醒年代》为这一博大、宽容的人文胸怀作了最好的注脚。
“君子和而不同”首先体现在新旧文化阵营的对立统一。自从蔡元培邀约陈独秀及《新青年》北上，北大的校园内就从未停歇过新旧文化的争论与交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等传统旧文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他们的多次正面交锋，在电视剧中有着生动的呈现，在小说文本中也有着精彩的描述。正是这一次又一次互不相让的思想论战，把新旧文化的本质都具象地表达了出来。双方尽管都坚持己见、言辞激烈，但也一直彼此尊重，甚至惺惺相惜。正是因为新旧阵营联手对外，北大才得以顺利解聘有英帝国主义撑腰的不称职教师克德莱；正是由于坚守学术道德，陈独秀不仅准备好了续聘保皇派辜鸿铭教授的合同，还建议辜教授将讲座转移到可以容下更多学生的操场，胡适也从不吝惜赞佩辜教授学识的溢美之词；正是秉持了自古以来的君子风范，在得知陈独秀即将辞去北大教职之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甚至辜鸿铭和黄侃，都依依不舍、前来送别。
正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聘任评议会议上所说：“教授之中，不同的观点很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友情，因为我们都秉承一个古老的理念——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也是对新文化阵营内部从同情到分歧，再到同情的完美诠释。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最初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他们是蔡元培眼中新文化的“三驾马车”，胡适更是陈独秀不惜重金从大洋彼岸“挖来”的人才，两人也曾下定决心要无怨无悔地做弘扬新文化的“徽骆驼”。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在政治理念和选择上出现了分歧，连外国记者都发现了他们观点差异很大：一个主张学习苏联，一个主张全盘照搬美国。随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相约建党；胡适继续坚持“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不满陈独秀在《新青年》里为工人设专刊，反对学生运动和罢课，坚定不移选择思想文化的改良之路。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在各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是他们事业上的分道扬镳，并没有终止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觉醒年代》结尾，三个老朋友在山野间饮酒话别，他们聊起了《新青年》，聊起了彼此的主张，聊起了中国的未来，胡适道：“我们是朋友，选择可以不同，友谊却能长存。”陈独秀举杯应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道不同，情谊在。适之，君子和而不同，我们永远是朋友。”这一细节，想必会给留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能帮助他们更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包容与情怀。
“五四”运动与北大校庆。每年5月4日，北大都会放一天假，并举行校庆活动，因为那天是北大的“生日”。《觉醒年代》对“五四”运动也有生动的呈现。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洋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接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的决定，并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广泛的不满。蔡元培、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和刘半农就此事件进行过多次热烈的商议。蔡元培说，“一直以来，我们北大就是爱国的先锋，这次我们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国难当头，我蔡元培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陈独秀也认同道：“那就让我们北大打个先锋，唤醒天下的民众，争取做一次天下的主人。”李大钊更是激动地表示，我们也要来一次庶民的胜利，“这一次光靠北大还不行，要把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都动员起来”。随后，蔡元培来到学校礼堂，号召学生们投入到爱国抗议运动中去，学生们听后群情激愤，纷纷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高喊着“捍卫主权，拒签合约”。
19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近千名北大学子聚集在红楼北操场，他们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旗帜，列成几个整齐的方阵，蔚为壮观。随后，包括北京大学学生在内的三千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前示威游行，他们打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标语口号，并且火烧赵家楼。紧接着北京甚至全国各大高校学生纷纷罢课，工人、市民、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纷纷罢工、罢市，声援学生运动。“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像一座火山，在全国各地爆发，而北大学生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力量和中流砥柱。迫于国内巨大的反对声浪，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以学生们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5月4日之所以成为北大的生日，就是为了纪念那场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是为了纪念那场运动中每一个为之洒过血、流过汗的北大人。关于“五四”运动前因后果的叙写及运动中发生的诸多感人故事，也是《觉醒年代》里所占篇幅最重的部分。宏大的历史事件不见得都需要用宏大的叙事手法，一个个具体、感伤又励志的小故事，反倒更能扣人心弦。当北大32名学生代表在游行中被捕入狱，蔡元培等拼尽全力、四处周旋营救，蔡元培甚至甘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学生的自由；山东人郭心刚在游行中被殴打致重伤，最终不治身亡，临死前他对恋人白兰说：“我死之后，你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我胶州湾老家，埋在我父亲旁边。将来你如果有幸看到中国收回青岛的那一天，一定要给我们烧一炷香，这样我们父子就可以含笑九泉了”。此情此景，令所有在场的人悲恫不已。
结语
从北大的校徽设计，到红楼、图书馆的创建，到蔡元培、李大钊雕像意义的昭示，再到校园“君子和而不同”的人文情怀、激情澎湃的学生运动。在进行国际中文教育时，受众可以在《觉醒年代》的引导下，走进北大校园，走入北大历史，也走近中国共产党，走近真实鲜活的中国。极富个性标识的运用，可以有效提升讲述北大故事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有助于国际中文教育受众尤其是留学生在可亲可近可感中切实感受《觉醒年代》中关于北大的人和事，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话语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将语言和文化汇于一体的文化体验，具有文化体验印证的双向互动性特征。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就是要在这种文化体验和双向互动中提炼中华文化鲜明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讲好中国故事，正是这种文化体验感和双向互动性的有效呈现方式，也是提炼精神标识、文化精髓的有效途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看似抽象，实则具体，久负盛名的人文景观、建筑、字符等，都是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鲜明表征。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重在以讲故事的方式，在润物无声中将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呈现出来、传播开来，少一些概念化、专业化、学术化灌输，多一些实物化和实地化、感官化和体验化、多元化和创新化、故事化和案例化表达。《觉醒年代》中“丰富多彩、生动可感”的北大故事，鲜活灵动的话语表达，及其对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与表达，对更好开展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6、318页。
[3]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0页。
[4]S.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2000, p. 221.
[5]L. R. Palmer,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36, p. 143–144.
[6]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8]《习近平：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2018年5月3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961630。
[9]龙平平：《我为什么要写〈觉醒年代〉》，《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3月30日。
Improving the Affin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V Drama the Age of Awakening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Spiritual Culture
Li Li
Abstract: 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trengthen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better telling China stories. Only by refining distinctive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representations and cultural essence can we effectively arouse empathy in the perceptual world and resonance in the rational wor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ffin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ffectively present China stories well and vividly with empathy and resonance, and show a reliable, admirable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In this regard, the TV drama the Age of Awakening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ories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essence of Peking University.
Keywords: spiritual representations, cultural essence, the Age of Awakening, China stories
责 编∕桂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