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条狭窄的老是水淋淋的河街，一条斜斜的石阶铺到了河边，由不规则石块砌成为扇形的码头。码头南靠古城墙，有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义务做了它绿色的伞。可这一切，抵不过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昔日的西码头还在，但已经旧貌新颜。扇形码头那不规则的石块已经被青石规格，石阶路也被人为拉直，标准的青石一路标准下去，一头栽进㵲水；那把“绿色大伞”,也已经被高达伟岸的桥墩替代，随着日照的变化，成为“移动的阴影”；那些箬叶小舟早已弃河而去，不知所踪；只有换了容颜的浣衣男女，在晨曦的欢语中，鲜活着这新颜的西码头。
同千万个码头，有一千万个故事一样，芷江古城的西码头也是有很多悲喜故事的。此时，我伫立码头，是为了寻访一段故事，百年前一个刚冒头青年的故事。这西码头，是见证了青年一段人生故事的开始和结束，也见证了他未来人生故事新的开端的……
寻着百年前沈从文从西码头起岸的脚印，我漫步从西街口过钟鼓楼，从东街走进伞巷，来到小北街，清末民初沅州府衙的警察所遗址。在细密的雨丝弥漫中，我仿佛看到了沈从文穿了一身不太合身的警察制服，从木质结构的警察所走出。他抬头望了望白雪皑皑的天，看到的天空比起家乡凤凰要广袤，要有气势。雪花也是大朵大朵的，也比凤凰的好看。
在沈从文的眼里和心中，沅水上游的芷江，是一座盛产香草、香花的浪漫小城，是一个芳香诗意的地方。她因屈原《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而名，公元前的202年，汉高祖刘邦一曲《大风》，一统天下，在湘黔边地的芷江建置无阳县，开始他羁縻大西南的宏大战略构想。从此以后，古无水北岸的无阳古镇便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重地而跨越了两千余年。沈从文也知道，他来这里谋生“打卡”，是榜着一颗大树来的。在沅州府地的芷江，对于很多凤凰人来说有颗大树，一颗很大的树，那就是熊氏家族和熊公馆的主人。所以一些凤凰人来这里投靠，并在其庇荫下，在府衙的各个门口忙进忙出。沈从文这回来投靠的主要是舅舅、芷江警察所所长黄巨川。当然他与熊家也有亲戚关系，熊总理的弟弟熊捷三的妻子,便是青年的七姨，做过国会议员,在芷江是头号人物。娘亲舅大，这个舅舅给他在所里安排了工作。在《老伴》一文中，他是这样描写的，“离开辰州，去到出产香草香花的芷江县，每天拿了个紫色木戳，过各屠桌边验猪羊税去了。”具体的事就是帮着抄写违警处罚条子，征收四城屠宰捐。这样的工作的确是为沈从文增长了不少见识。他不但能在牢房里听到各种稀奇的故事，还能从街上屠夫小贩们的口中，学到很多有趣的土语土话。而正是这些不经意间的生活积累，后来都化着了他文学世界里那些最生动的故事。
生活这本大书，无时无刻不在浸染着沈从文的思想。警察办事员这份工作做久了，他还是更向往书本中更广阔、更深邃的世界。在芷江，他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给他影响大的当是他的舅舅和姨父。沈从文每天收税回来，常常见到那做警察所长的五舅与他一位大人物亲戚吟诗作对，于是沈从文就一边看他们作诗，一边替他们抄录诗文。沈从文所抄写的诗文字迹经常得到长辈的表扬赞许，因此练习小楷字帖也就特别认真用功。给他在书法影响更大的是警察所里的邓其鉴师爷。邓师爷书法造诣很深，在芷江县城颇有名气，沈从文就拜邓其鉴为师。沈从文诚恳勤奋，师爷也热心赐教，常给沈从文讲授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和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分析书法名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同时指出沈从文书法的优点和不足，沈从文受益颇深，书法长进特别快。“谷雨”的一次“书丹”，沈从文声名鹊起，成为芷江城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更让他名流千古。
我漫步来到芷江文庙，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缠绵悱恻，仿佛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那烟雨中的文庙，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葱绿与空明，织成了一片苍茫与幽寂，别有一番韵致。在文庙右侧，有一块历经沧桑的石碑，这块石碑就是沈从文青年时期在芷江书丹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字体俊秀逸美。那正方形状石材厚，书面光泽风雨绸。“书丹碑”由大篆、行楷两种字体组成，大篆标题13个字“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行楷内容641个字，行文四个段落。整个碑体高2.06米、宽1.05米、厚0.95米，碑文石材青色略带朱砂光泽，属于名符其实的芷江明山石。碑文落款三人中为“渭阳沈从文书丹”，其他两人右、左，依次为“潭阳邓其鉴敬撰”、“渭阳沈岳焕篆额”，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且 立”。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黄永玉在北京将托片给沈老看时，知道在芷江还留有他撰写的碑文时，已处垂暮之年的沈从文微笑着，慢言轻语而又极其肯定地说：“那是趴在地上写的，一连写了好几天，一天写不了几个字。”说完，双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沈从文在芷江，因有舅舅的面子，又加上姨妈是熊府里的人，做事顺心顺意。那屠宰铺、裁缝铺、南杂店、烟酒店、百货五金店的老板们都是以笑脸相向，他的生活风生水起。沈从文后来忆起那段时光时，在《从文自传》里写道：“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这么把岁月送走，我想像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的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4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从文庙出来，我往熊公馆方向走去。雨渐渐大了，雨点打在伞布发出了些微的声响。在芷江，沈从文不仅培养了书法兴趣，还在师傅的引领下，深入了解了王羲之的等先贤大家，并由此奠定了艺术基础。尤其是熊公馆的影响力，让沈从文接触到大量可资敞开思维的事物。
因与熊希龄有着亲上加亲的关系，沈从文在芷江大部分时间住在熊公馆。当时熊公馆的地名叫作青云街，门牌二号，是座三进三院的旧式一颗印老房子。熊公馆的藏书楼让沈从文开启了“文学天窗”。也许是沈从文两次从军所见所闻触及了他的灵魂之原故，他变得更加勤奋读书学习了，沈从文只要有空就钻进熊公馆的藏书楼废寝忘食的博览群书。沈从文如此嗜书如命，是因为熊公馆内的书时刻都在吸引着他，给予知识，给予他无穷的乐趣。他在《芷江县的熊公馆》里记录着：“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迭更司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等，就都是在那个寂静大院中花架边台阶上看完的。这些小说对我仿佛是良师而兼益友，给了我充分教育也给了我许多鼓励，因为故事上半部所叙人事一切艰难挣扎，和我自己生活情况就极相似，至于下半部是否如书中顺利发展，就全看我自己如何了。”“我喜欢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生活现象。即或书中包含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用熊府中的林译小说作桥梁，走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传人烈士的功名，乡村儿女的恩怨，都将从我笔下重现，得到更新生命”。从沈从文对熊公馆充满情感的叙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熊公馆对他的人生和文学影响是多么深刻。
此时，我想起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从熊公馆对沈从文人生启蒙、文学奠基的影响来说，是十分正确的。吉首大学教授、沈从文研究专家李端生先生也说过，“芷江改变了沈从文，北京成就了沈从文”，也是颇有道理的。
青云街与老人巷沈从文旧居只有200来米的距离，我站在旧居前，有微风吹过，细雨在青砖瓦舍木质结构庭院上方斜飞，有点麻嗖嗖的味道。
沈从文旧居在龚红果任职县委书记时，进行了本体修缮，更名为“沈从文旧居陈列馆”。陈列馆座落在芷江镇“老人巷”路段，占地面积538平方米，建筑面积142平方米左右。靠近一字排开的马路边沿绿化树、人行道旁大约30米长的青砖灰线墙相得益彰，自然宁静。四合院大门全木质框架结构，沉浸式门楣中间悬挂着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 “沈从文旧居陈列馆”牌匾。深色门檐、门框、门椽，与八字型门庭、相对应的砖墙浑然一体，彰显出名人旧居的独特风釆。
芷江是沈从文爱情萌芽的地方，也是初念夭折的地方。我们说芷江改变了沈从文，直接的原因是他初念夭折而出走。百年前的一个早晨，他走出了这幢小木屋，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也下了雨，但即便天不下雨，他的双眼应该噙满了莫名的泪水，伤透的心，一定是“哇凉哇凉”的。
十八九岁，春心萌动，是人生的花季。这段时间的沈从文，在芷江这座小城里，无疑是最惹眼的少年。他年少有为、聪明能干、家有存款、还跟熊府是亲戚。于是想上门提亲说媒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但自从在熊公馆里看了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后，沈从文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的未来心目中的女人，不一定要家财万贯，但一定要有熊家小表妹的漂亮、贤淑与孝顺，更重要的是要像《块肉余生述》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与朵拉、艾妮斯一样，在相依相携中擦出耀眼的“火花”，那才是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这时，一个年龄相仿，白脸白身，身材也较为高挑的女孩来到了他的身边。于是为一个自己喜欢、也喜欢自己诗歌的女孩写诗，沈从文沉浸在爱的喜悦中。他感觉自己像大卫·科波菲尔一样与朵拉、艾妮斯在一起了，是命运让爱神来到他的身边。即使八百土匪围住县城攻城整整四天，夜空流弹翻飞，城内外的房屋火光冲天，都没能消减他为女孩做诗的激情。
先生一生中经历了数次人生转折，而在青年时候芷江的这段时光，随着光阴的流逝，已经没有很多人知道了。搜索有关先生的传记、年谱以及《沈从文传》等记载，无一例外的写着因“恋爱”被骗，无以脸面见人，而痛苦出走。笔者曾经就读芷江师范，在看到这段话后，心中颇有疑问，便求教于德高望重的周子厚老师。周老师的父亲周师爷与沈从文是同事，周老师小时也和沈从文相识，对那段历史比较清楚。在“骗”与“被骗”这事他谈了自己的看法：那场匪乱是造成分离的主要原因，那一千块银圆有借而无法偿还的成分，也有因初念或消费或赠予的“莫须有”的成分，连当时青年的沈先生也无法回忆钱的去处，可见当时先生“沉浸”的程度，一味说因“爱情”被骗有些牵强。笔者曾经走访了研究沈从文青年时代生活的知名作家舒绍平先生，也走访了马家后代，整理出版了《遗恨百年的初恋-----沈从文》一书，记载了这段蒙尘的历史。
从沈从文陈列馆出来，雨停歇了脚步，我晃去了残旧在伞面的水珠，收好，沿着东紫巷、南街，过龙津桥，到黄甲街，寻着青年沈从文的脚印走了一遍。百年后的芷江今非昔比。街道从一条主街变化成三纵三横的格局，当年的龙津桥也成为世界侗族第一风雨长桥，青云街和黄甲街都被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如今，芷江在“胜利名城”后又获得“国际和平城市”的桂冠。在宽窄巷子的街檐下，或在古树掩映的浓荫里，还是风雨长桥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悠闲地谈古论今。或打牌，或看报，或萧声，或笛音，人声熙攘。街道店面林立，各种风味小吃，琳琅满目。如馄饨、甜酒汤圆，米豆腐、猪脚粉、香油粑、艾草糍粑......
我穿过天后宫，步行雁塔新桥时，接到怀化学院萧老师的电话，她说带了几个学子来芷江研学了，往西码头方向去，希望我给学子们讲讲西码头的事与故事。我走下新桥，再次来到西码头，被一群学子们围住。我为他们讲了古城、西码头与沈从文的故事。当一位学子问到沈从文出走的原因时，我告诉她，文学从来是有火把与灯塔作用的。从狄更斯的小说里，大卫·科波菲尔的成功无疑对沈从文有着榜样的作用，得到了人生一搏的勇气和力量。狄更斯从英国的边郊走向了伦敦，沈从文也在向往着北平，因为从父亲、大哥、熊希龄等许多亲戚朋友那里，从报刊和图书里，他已数次地接触过这个遥远的城市了。沈从文初念夭折是他出走的外因，而文学的“火把”与“灯塔”指引则是他出走的内因。
可以说，是芷江改变了沈从文。
告别了学子，我没有走开，依然站在西码头，虽然雁塔新桥遮挡了视野，但我的思绪却如雨后的阳光飞跃在广袤的天宇。在芷江的这段经历，对于沈从文的一生来说是极其短暂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瞬间。瞬间固然短暂，但却成了永恒的瞬间。他让我眼前的这座古城，这条河流，透过一个个鲜活憾人的故事，演绎成为了人类历史长流里人类命运的哀乐史诗，在缓缓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发出了深沉雄浑的声响，清幽、婉转、深邃、悠长......
（作者：田均权，系怀化学院湖南省和平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芷江侗族自治县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