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在越南群嘎山脉野生丛林深处的我部，刚开完下连参战同志的欢送会。我走出四面透风、略能遮阳挡雨的草棚，透过盘根错节缠绕的缝隙，举目凝视，只见薄暮轻垂、皎月当空，一股游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图为作者王保岭
遐 想
当时，我部置身“黄金作战”时期，意味着敌机出动数量将更多，日夜轰炸次数将更频繁，我们保卫机场、车站、大桥的任务将更加艰巨。我部流行的一句话是：上了战场就没有想再活着回来。我自告奋勇下连参战，向党组织递交了决心书、不怕流血牺牲的血书以及火线入党申请书，甘愿接受血与火的考验。
明天，对。就是明天！还有12小时！此时此刻，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亲戚、老师、同学、玩伴、邻居。其实，我最想念的还是我的父母，心里充满了遗憾，给母亲洗一次脚、为父亲搓一次背，也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是思念亲人、留恋人生，还是生死决战前夜的惆怅？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1968年7月，在越南战场前线返回驻地后的合影
（左为王保岭，右为宗兆勇）
墓 地
“小王，走，我有话给你说。”我的“一帮一，一对红”、最知心的战友宗兆勇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俩沿着羊肠小道走到半山坡，在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坐。兆勇开门见山：“我俩自从相识之后，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亲如兄弟。今日又同时得到批准下连参战，我们要来个战场竞赛，争取立功受奖、火线入党。当然，战争残酷，咱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明天你到一营，我到三营，虽相距不远，但再见难料。咱俩结局大致有三：或同时战死，或阴阳两隔，或一同光荣回国。如若为第一种情形，我俩最好能安葬在一处，就是陶美中国军人烈士陵园东南角，那里既偏僻又安静。你记着，谁先走谁占里面，后走的要跟组织协调做工作，尽量成全我俩的意愿。”兆勇说这番话时，双目炯炯有神，郑重而平静。
兆勇说的“墓地”，我俩都去过。那是当年清明节，我们进入越南战场不久，我团司令部机关抽调部分指战员到陶美烈士陵园扫墓，我和宗兆勇都在之列。这里埋葬的是先头部队在这个区域作战时牺牲的连以下干部和战士。围绕着中间通道的是一排一排墓地，每个墓前有一块约20×100（厘米）的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烈士名字、籍贯和部队番号。墓地的前后两边都有大面积的空地，是为后续部队阵亡的军人准备的。当时兆勇指着墓地东南角落的一片草地跟我说：“我们两个如果牺牲了，就埋在这里吧……”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哽咽着说：“一切听兄长的安排。”随后，我们4只手紧紧相握。那时，我感觉兆勇就是我最真挚、最亲近、最知心的人，我和他结下的是超越生死的情义！
越南陶美中国军人烈士陵园
盟 誓
接着，我向兆勇如实相告。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我的爹娘。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兆勇一边掏出手绢为我擦拭双眼，一边试图安慰我。这时，我看到兆勇也是泪流满面。他说，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他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他的母亲。她为他们弟兄几个填饱肚子，吃遍了苦、受尽了罪。
我也不知如何安慰这位兄长，只能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训与他共勉，试图结束我们对各自老人的愧疚、后悔、遗憾，以便明天轻松上阵！兆勇说，我们两个今晚来个约定，或者叫做“盟誓”——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对方的老人当作亲生父母对待，与对方的兄弟姐妹一起赡养二老。这也是我的心声。于是，我们双双跪着面向北方，朝着自己的祖国，朝着自己的家乡，想着最难以割舍的父母，发誓道：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如果我们同时牺牲，愿组织将我们安葬在一起；如果有一人活着，要为牺牲者的父母养老送终；如果双双生还，将永生结为兄弟。
1969年5月，在上海留念（左为王保岭，右为宗兆勇）
邂 逅
俗话说，漫地里说话草丛中有人听。“我们也算上！若有不测，我们负责赡养你们的父母”。说着，有人从羊肠弯道出来，到了跟前。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越南北江省安世县女民兵排的阮班长和黎副班长。她们是特来为我和兆勇上前线送行的。
我们与阮班长、黎副班长都很熟悉。女民兵排共有4个班，50多个人，全是待命前线的女兵，在我们的山下丛林中扎寨。当时，一些国家为援越抗美提供武器弹药等物资，暂时存放隐蔽在这里，再根据前线需要一车车输送到各战区，她们的任务是装卸运输车辆。阮班长的班负责与我们对口联谊，双方经常在一起唱歌、跳舞。她们也不时地会到我们驻地帮助挑水、做饭、洗衣服等。当时她们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我们时常资助她们大米饭、包子、馒头之类的食品。两个单位相处得很融洽，这些女兵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小战士很亲切、很热情、很友好。
阮班长说：“听说你俩明天要到前线参战，我们是代表全班同志来送行的。偶然听见你们两个的盟誓，我俩也愿意入盟。万一遇有不测，在取得抗美战争胜利后，我们愿将你们的父母接到越南，负责照顾老人。你们从遥远的中国北方，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越南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越南人大都会汉语，那晚阮班长和黎副班长的汉语普通话说得相当标准，激情真诚，令人动容。
失 联
战局瞬息万变，令人难以预料。经过“双六八（1968年6月8日）”之战后，越南战争进入“谈打”结合的相持阶段，我和兆勇经过战争洗礼，日渐成熟。后来，我俩奉命返回机关，由于战场上表现优异，我俩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双双被评为战场上“五好战士”。我在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兆勇被调到领导身边从事服务工作。
1969年2月，我部完成作战任务，奉命回国驻防上海浦东。不久，兆勇被调到上海空军警卫队，我则随部队的先遣组到福建执行接防事宜。由于他们单位当时处于保密状态，兆勇给我写过几次便条，是托人带给我的，没有地址，并告我不用回复。按照他的嘱咐，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他购买的两个绸缎被面寄回了山东老家；二是由于他的单位暂时不准通信，为避免老人担心，又代他给老人写过几封信。1969年的下半年，兆勇给我父亲写信，询问了我的通信地址后，我们俩得以联系，互相鼓励，共同追求进步。
1971年底，我给兆勇写的信均以“地址不详”纷纷退回后，就给他山东老家写信询问，但以“查无此人”被退回。大概1976年，我太思念这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再次按照原地址寄信，即“山东省滕县级索公社宗庄大队宗兆勇”收，信再次被退回。后来，由于工作、家庭、事业缠身，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去思考、寻找。
1994年9月，在山东滕州市，分别25年相见后合影
（左为宗兆勇，右为王保岭）
寻 亲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通讯系统大为改善，“寻亲”之事再次提上日程。我相信，兆勇也在时刻思念我、千方百计寻找我。1994年，我在异地单身工作期间，几乎每晚都拨打电话。滕县民政局回话说，各个时期退伍军人名单中均无此人。无奈，我只有在闲暇时拨打滕县“两办”（县委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电话。一天晚上10时左右，我拨到滕县县委值班室电话时，再次将寻人情况叙述了一遍。接电话的年轻人很负责任，向我反复询问兆勇的年龄、籍贯、个头等等，凡是有记忆的信息我都如实相告。我又连续打了几个晚上，终于又等到那个小伙子值班。他对我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很像是我们焦化厂的厂长。”并告知我这位厂长女儿的名字和单位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急切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打过去，指名宗明霞接电话。当我问“你父亲是否叫宗兆勇，在上海当过兵、是否级索镇宗庄村的人”时，明霞直接说道：“你是河北的叔叔吗？我知道你！”我不由得“啊”了一声，一时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话。她接着说：“我爸爸几乎天天念叨你，也在找你。你们两个的照片就在我家墙上挂着，我们全家都认识你。”又说这几日她爸爸到淄博出差，便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
当天晚上，兆勇迫不及待地和我通了电话。原来当初他的部队出现变故，中断外界联系。为找我，他这些年也是费尽心思。由于我家早已搬至县城，他给我父亲邮寄的信件或因“查无此人”退回，或石沉大海……说着，他急切地要与我尽快见面，还提议我俩互相去看看对方的老人。那时，我们二人各自只剩下一位老人。在兆勇的陪伴下，我首先到达宗庄村拜见了他的老母亲。当时老人已经85岁高龄，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知道我的名字后，老人非常激动：“兆勇说找不到你，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惦记着你呀，孩子！”老人一边说，一边急忙扶起跪在她面前的我，又嘱咐兆勇：“尽快到河北看看你王大伯。”
25年后的兄弟相见，格外亲切，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谈到动情处我们就流泪，说到高兴事我们就欢笑。我们想起了战争中那些默默沉睡在异国他乡的英烈，以及烈士父母晚年的凄凉和孤独；想起了战场上那些铮铮铁骨的战友，不知今在何方；还谈到了越南的阮班长和黎副班长；想起了那天盟誓之夜的点点滴滴……
（作者：王保岭，系广平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现任广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