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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型媒介的特征与启示

【摘要】在河南强暴雨事件中,“救命文档”刷屏并衍生为一场集体救援行动,展示了共享型媒介强大的社会介入功能。从发生原因上看,媒介可供性、网民的媒介技能和特定情境的耦合触发了此次媒介事件;从行动主体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生产可供性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从行动过程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社交可供性凝聚了群体认同和情感驱动力;从行动效果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群体协同涌现出群体智慧。在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的现代背景下,共享型媒介无论是在社会资源整合的实际功能上还是加强社会认同的情感功能上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意义,有待我们加以更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共享型媒介 媒介事件 媒介可供性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2021年七月份的河南强暴雨事件中,一篇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腾讯文档刷屏引发关注,该文档被称为“救命文档”,由大学生李睿发起制作,她和同学们将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的求助信息登记在文档里,转发给线下救援人员。网友们自发进行接力,添加核实信息、提供救助资源、医疗安全知识等,一天之内该文档更新270多版,由一个最初简单的求助表格发展成为“多用途”的民间抗洪资源对接平台,24小时内访问量达250多万次,创下了单个文档访问量的最高纪录。灾情发生后腾讯文档、石墨文档、飞书文档等纷纷创建了救援文档模板,为灾情期间的信息沟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应抗灾需求,高德、百度等也先后开通了灾情互助地图,提供救援信息和位置导航服务。这些共享协作型文档在灾情危急时刻发挥了媒介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引发了我们对共享型媒介的更多关注和思考。这些共享型媒介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在危急时刻出人意料地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大众参与信息共享有哪些意义?共享型媒介又能够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共享型媒介及其社会介入功能的拓展

共享作为人类社会性的一种体现古已有之,但是随着互联网、P2P、云端、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相继出现,共享精神和共享行为日益普遍。不仅共享经济已然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之一,在传播领域媒介的共享性质也日益突显。从广义上来说,互联网本身就是具有开放平等共享精神的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范围、模式和机制,不仅人人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生产者和传播者,各类社交媒体等共享平台也加速了社会组织及个体之间的互联互通。但是本文所说的共享型媒介是狭义上的,严格来说是指共享协同型媒介,指的是为完成同一任务而由多人在线共同协作使用的媒介,包括信息的生产、编辑、传播、接受和反馈等各个环节。其实在互联网发展之初就诞生了在线协同的应用,较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上线的维基百科——一款知识协同创作产品。最近几年上线的文档类产品因为其在信息整合方面的简洁实用、快速高效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信息协同工具中的典型形式。但是,此前共享文档主要用于信息收集、打卡签到等办公、学习的熟人或者社群场景,而在此次抗灾中一个小小的“救命文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陌生人之间广泛传播,凝心聚力组织救援,彰显了其特殊时刻信息整合和资源对接的社会动员能力,展示了共享型媒介在特殊环境下的可供性和功能拓展。

可供性这一概念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 Gibson)最先提出,用于解释人(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他将可供性定义为“环境为动物某种行为的发生提供可能性,动物也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出身体技能对环境做出反应。”①可供性理论后来被引入到设计学、传播学等领域,产生了“技术可供性”“媒介可供性”等概念。简单来说,媒介可供性是媒介作为一种技术(物)在社会环境中为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人提供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理论打破了媒介与人的二元对立,并引入社会环境的中介因素。该理论强调媒介功能是在与社会环境及人的感知与技能的动态互动中生成且变化着的,因而具有潜在的可能性。华裔传播学者潘忠党教授较早引入了媒介可供性的概念,并对媒介可供性从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维度进行了划分,认为媒介在三个维度上的可供性水平越高媒介就越新,越具有开放性和解放性②。在此次灾情的特殊场景中,以文档类产品为代表的共享协同型媒介从技术上展示了媒介介入社会行动的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将从媒介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对这一媒介事件进行研究。

共享型媒介社会参与的实践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媒介理论往往落后于媒介实践,于是媒介研究也出现了“实践转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尔德利提出了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认为“实践路径不始于媒介文本或媒介机构,而是始于与媒介相关的事件,含一切松散和开放的关系”,媒介实践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各种情境和语境中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何种与媒介相关的事情?人们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相联系?”③。此次“救命文档”的媒介事件给我们展示了媒介与人及社会关系的新的可能性,也为我们从理论上思考共享型媒介提供了范例。下面,我们结合此次媒介事件探究共享型媒介的实践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从发生原因上看,媒介功能、行动者的媒介技能和特定情境的耦合触发了此次媒介事件。按照可供性理论,媒介本身的功能并不只取决于媒介本身的功能性,而同样也取决于具备能动性的行动者和其社会环境的互动。共享型媒介提供了网民在线协作的可能性,之前这种协作更多地发生在学习、工作等熟人场景,而在灾情这样一个特殊情境中在线群体协作被衍生为一场上百万陌生人参与的社会救援行动,可以说,正是共享媒介的功能性、行动者的媒介技能和特定情境及需求的耦合触发了此次媒介事件。首先,灾情这一特定的紧急情境激发了网民的社会救援这一利他行为。社会救援作为一种不图回报而自愿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是社会规范倡导和褒奖的一种亲社会行为,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人们从事利他行为往往会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可以说,人心向善的利他动机是触发此次媒介救援事件的原初动力。而且,利他行为的发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利他行为和事件的紧急程度相关。一般来说,利他行为发生的情境越紧急越容易吸引人们的参与,如失足落水、突发疾病、抗洪救灾等。利他行为的发生也和发生情境的原因相关。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帮助那些因为合理理由而受困的个体,如突如其来的天灾更容易引发人们对受困者的同情和援助。此外,利他行为付出的代价越小越容易发生,和被困者的社会关系越近越容易引发利他行为。此次河南灾情具备了激发利他行为的多种因素。其次,网民对共享媒介的使用技能促成了此次媒介向善事件的发生。在有共享媒介之前,远离灾难现场的网民大多因为空间的限制而停留在关切的层面难以付诸现实行动。而此次灾情中,在互联网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自然而然将这种媒介使用技能转移到社会救援中来。由于共享文档的开放协作特征以及便于转发扩散等传播特点,共享型媒介为紧急情境下人们的社会利他行为提供了实现渠道。于是,共享型媒介的技术可供性和特定的社会情境以及行动者的媒介使用技能发生了耦合,从而促成了这一媒介向善事件。

从行动主体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生产可供性吸引了网民的积极参与。首先,从媒介生产可供性的维度上说,共享文档的内容生产具有开放性和召唤性。共享文档是未完成的、待参与的、可书写的媒介,它有着明确的任务导向,只给出引导性的线索,同时又向着每一个人开放,允许每一个打开它的人参与书写和行动。因此,共享文档本身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召唤力,它给出任务并召唤每一个潜在的参与者。这种任务越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就越具有更强的召唤力。“召唤”是阿尔都塞解释意识形态功能时提出的一个理论名词,他认为“召唤”是意识形态给看似自由的个体提供了一个社会位置,只有当个体进入到这一位置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主体性从而实现自我认同。而“救命文档”的救援任务就具有这种强烈的召唤性,从而增强了网民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完成了此次社会行动的主体招募。其次,共享文档的内容生产具有动态性、实践性的特征,容易吸引人们的参与和关注。在此次媒介事件中,共享文档在众多网民的参与下呈现了一种动态的、线性叙事的生产方式,线下的行动实践被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进行了线上直播,二者相互印证加强了事件的真实性和过程性,引发人们的关注和积极参与。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增加到“救命文档”列表中,文档信息的不断增加和完善以文字形式再现了线下救援行动的进程,让网民有着强烈的参与感和跌宕起伏的情感体验,待救援信息就像一个个紧张的矛盾冲突和悬念展示在文档里,令人焦虑、期待并希望有所行动,而成功救助的信息则像一个个完美的结局令人振奋。比如第八个小时表格上用大字写着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的救援队到了” “制氧机来了”,这些来自一线的即时消息反馈使人们看到了事件的进展和自身行动的切实效果,进一步激励着人们积极参与共同完成救援使命和任务,同时也完成了共享文档的生产和叙事。

从行动过程上看,共享型媒介的社交可供性产生了群体认同和情感驱动。共享型媒介提供了一种即时共在的信息和情感的交流结构,具有很强的社交可供性,可共享、可协作,可传情,从而有利于产生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按照社会学的解释,群体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的个体组成,既包括在相同时间、地点偶遇的人们的集合,也包括有着共同目标和身份的高度结构化的组织。在此次媒介事件中,通过一篇共享文档聚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社群,文档数以百万计的被访问量也激励着每一个人。就这样每个参与者的存在和行动都会对其他群体成员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一种我们集体在行动的群体意识,而群体目标——救援任务的利他性则能够使成员产生更强的群体认同和荣誉感,从而提升了群体的凝聚力。另外,在此次媒介事件中,情感动员也成为群体行动的润滑剂和驱动力。美国传播学教授Zizi Papacharissi 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情感公众》中提出,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化公众”首先是一个情感共同体,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则是“情感公众”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在救援事件中,一方面,“救命文档”以实用的救援信息为主,具备工具理性,如在群体规范中呼吁信息要简洁不要上传图片,无关人员退出文档等。另一方面,“救命文档”也呈现出较强的情感表达和互动功能,缔结了个体相互之间的情感链接。共享文档中诉诸情感的留言相互鼓励、相互动员,塑造了一个虚拟的情感共同体,为救援行动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

从行动效果上看,共享型媒介的多主体协同涌现出群体智慧。共享型媒介的群体协同是一种多主体的分布式集群行为。共享型媒介向不特定的多元主体开放,这些主体之间是并行的,具有高度自治性,即每一个主体依据自身情况及环境对任务自发做出响应,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和安排,每一个个体就像一个节点,节点之间可以建立各种可能性的相互链接构成一个非线性的、立体的复杂网络,然而整个网络系统并不依赖于具体的单个个体,因为有无数的个体可以做出替代性的响应,而信息的传递或者说任务达成就在不同节点的相互链接中实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复杂集群中个体的行动链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超出个体的群体智慧和力量,这就是群体协同的效果。比如在求助信息搜集阶段,一开始的人工搜索较慢,经志愿者建议使用爬虫软件之后速度明显提升。在“救命文档”传播过程中,一开始只是对求助信息的搜集整理,随后不断有个体提供新的建议和援助,比如有医生自发提供线上问诊并成立了微信群,有程序员提供可以标注待救援地点的地图小程序等等,这些多元主体依据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提供救援帮助,救援效果逐渐超出最初的预期。“救命文档”在一天之内被维护了270多个版本,被几百万人访问、编辑但并未出现混乱状况,反而在参与者的维护下变得越来越完善,格式越来越清晰,展示出集群行为的协同效果。生物学家对蜂群、蚁群的研究早就发现,有机体的集群协作可以产生超越个体的智慧,人类的行为也是如此,集群具有一种自适应的特征,在面对复杂环境和任务的时候往往能够涌现出出人意料的效果。在此次媒介事件中,正是共享型媒介多元主体的群体协同涌现出的群体智慧和力量,使一个单纯的救援信息搜集行为衍变成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救援行动。

现代社会背景下共享型媒介的影响与意义

新的媒介往往会塑造新的社交逻辑和人际互动关系,甚至有可能会进而重塑整个社会环境。此次媒介事件展示了共享型媒介强大的以信息为中介的社会参与功能,也预示了更多的重塑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可能性。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就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区别,指的是信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多个社会领域起到关键作用的新的社会阶段。在传播学领域则出现了媒介社会的概念,用以强调媒介在社会领域中的底层架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互联网、云端、区块链等各种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和媒介的重要作用。从此次媒介事件的实践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共享型媒介充分体现了共享、协同的数字思维,调动和整合了社会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产生了群体智慧和力量。这种群体协同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公共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挥科技向善、媒介向善的社会作用。比如在战火不断的南苏丹,家庭失散、孩童流离失所,2019年7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与慈善组织Save the Children推出一个可共享的线上资料库与应用程序,当地居民可以在其中添加录音与照片,更加直观、方便地管理孩童失踪案件,推进孩子与家庭的团圆。这方面的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所体现,但还比较有限。我们需要拓展和加强对共享型媒介的社会应用,从而抵抗和减少风险社会带来的后果。英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用以反思现代性的弊端。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往往无法确定,造成的灾难是全球性的破坏且后果多样,风险程度往往超过了预警和事后处理能力。对此,共享型媒介通过调动广泛的群体智慧和力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对风险社会的防御和抵抗。

另外,通过共享型媒介组织动员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行动除了社会资源整合的实用功能外,其在个体亲社会人格培养和提升社会凝聚力方面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和意义。首先,通过共享型媒介的协作可以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友善,强化个体的亲社会人格。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竞争容易产生和强化敌意,而合作可以将人置于施惠于人的环境中,使人们之间更加友爱并强化个体的自尊心和成就感,从而增加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其次,通过共享型媒介的群体协作可以增加社会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河南灾情的救援行动被媒体赞誉有加,甚至被赋予了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次媒介救援事件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媒介建构社会现实的作用,不仅为今后类似的公共事件提供了范例和启示,通过其展示出的有意义的集体协作和友爱互助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与社会凝聚力。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分化较为严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滋生,社会凝聚力有所削弱。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培养了更多的“网络化公众”“情感公众”,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的协作共享和公共意识普遍增强,人心向善和科技向善的结合可以产生社会向善的美好动力与愿景。因此,在步入信息社会和风险社会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利用共享型媒介加强社会成员之间有意义的协作,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友善,强化社会认同,提升社会凝聚力,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作者为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传播学教授,北京市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重点实验室成员)

【注释】

①罗玲玲、王磊:《可供性概念辨析》,《哲学分析》,2017年第4期。

②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③尼克·库尔德利著、何道宽译:《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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