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前所未有的激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社会主义是人类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制度调整，不仅运行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用国有经济、社会改造，或者民主，都不能割裂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社会主义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才是，对此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面对后疫情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方案是通过构建更大的自贸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共同繁荣，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3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政策。主要著作有《西方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交锋》（合著）、《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理论研究》（合著）等。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一度偃旗息鼓。然而，随着“东升西降”的势头持续加强，美国将自身衰落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威胁”，并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拜登上台后，积极拉拢北约和印太盟友，妄图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排斥和孤立中国。意识形态竞争前所未有的激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人类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制度调整，不仅运行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还与资本主义互为借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缠绕共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亟待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亟需提上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但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从思想来源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对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或者亚当·斯密从分工入手构建的传统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公有财产作为消除不平等的解决方案，都反映了西方人对世界和思维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规律的探索，也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异质于其他学说，是因其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和实践特征，以及在此之上构建起来的有着明确旨归的国家和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内在于西方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理论体系的颠覆，所以才引起诸如米塞斯、熊彼特、波普尔、萨缪尔森、罗斯托、布坎南、诺斯等西方思想家的对话与交锋。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序言中盛赞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最谨慎、也最摄人的批判”，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哈耶克、梅达华、薛定谔、波尔、莫纳德和艾克里斯都是波普尔的坚定支持者。另外一些思想家则相对客观得多，他们承认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和启发。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思想史方面“标准的高深著作”当属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而熊彼特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为“第一流经济学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还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1986年，布坎南因将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研究并创建公共选择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外在于西方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推导和实践方案，更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容得下任何批评和质疑，然而，社会主义被打上“危险”的标签却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学说，而是因为它在百年来被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家付诸实践，并给其带来了飞跃式的发展。坦率地讲，西方国家怕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怕非西方阵营的发展壮大。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领导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指导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早期实验时，西方没有集体恐慌，反而有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因看到了人类的前途和希望而欢欣鼓舞。当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而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时，西方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许多。当时，一边是美国领导的“北约”，一边是苏联领导的“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同时也使世界的左右两翼力量维持均衡。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则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发生着变化。1972年中美建交，几年后，在吉米·卡特总统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半个世纪以来，尽管中美有矛盾冲突，但是接触和合作还在首位，直到特朗普任总统期间情况发生明显变化。2019年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宣称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他们两人一个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一个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美的紧张关系不仅已公诸于众，还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使然，但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翼思想家也层出不穷。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阿明、阿多诺、齐泽克、高兹、大卫·哈维、阿甘本等人，都以鲜明的左翼立场出现，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就是在当代美国，不仅有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这样的左翼人士活跃于众，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左翼思潮的拥趸。据2019年11月在线杂志《联邦主义者》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美国年轻人中至少1／3支持共产主义，70%会投票支持一位宣扬共产主义的候选人，57%认为《共产党宣言》比《独立宣言》更能“保障自由和平等”。2019年盖洛普民调也显示，美国青年人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已达一半左右。哈里斯民调则显示，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六成左右明确支持社会主义，49.6%则表示不排斥“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可见，西方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歧或许只是借口。问题的根源恐怕还是在经济，即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美国感到威胁，因此对中国极尽打压之能事，这反映了其霸权思维和自私心态。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某些国家上百年的发展之路，组织得力和行动高效不得不令人思考其体制的优越性。反观美国，疫情之下两大法理支柱——自由和民主都受到冲击，无所不在的社会不平等更加剧了其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无力解决国内问题，于是甩锅给外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正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做法。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才是，理智的人们不可不察。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互鉴共生
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没有给出社会主义的明确定义，而是分析了在经济上可以表现共产主义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2]这也是列宁的看法，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期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其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家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集中管理；指令计划；统一的国家经济综合体；动员性质；最大的自给自足（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时期）；主要关注自然（物理）指标（成本起辅助作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局限性；生产资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关行业的加速发展；对劳动物质和道德激励的结合；不允许非劳动收入和过剩的物质财富集中在个人手中；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分配的社会性质等。[3]“斯大林模式”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一大二公”的追求即在其中。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它既留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痕迹，也具备共产主义的一些特征，而这两者孰轻孰重、比例多少，由现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
对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一方面，历史已经证明，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脱离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不从实际出发，全面借鉴采用资本主义体制、制度和措施，也不叫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带有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特征。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从实际出发，对我国现阶段应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所有制做出的准确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5]，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借鉴，也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事实证明，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
以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何谓社会主义所做的历史探索。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又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呢？鉴于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本土有星火燎原之势，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简短入门》中，作者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归因于2008年金融危机，认为不平等的加剧和对当代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日益激烈的批评，使社会主义重新回到了大众思想的主流。2018年，公共宗教研究所提供了两种社会主义定义：一种是为公民提供健康保险、退休支持和免费高等教育的政府系统；另一种则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关键部分，例如公用事业、运输和通讯业等。前一种明显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伯尼·桑德斯所持思想即追求于此，后一种对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众对社会主义（如苏联和中国）的理解。尽管美国人中支持社会主义的仍然是少数，但利用公共权力缓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为所有美国人增加机会和安全感，却将是当今大萧条后的政治中一股强大的潮流。社会主义的复兴对那些想保留市场经济制度的人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对那些想改革它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6]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美国眼中的社会主义标准。
首先，将政府是否控制经济作为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不对的。早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官方控制和国有经营就已存在。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实行“官山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实施的盐铁官营政策，并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盐铁官营的开端。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后，国有化一度盛行。1660年，查理二世创立英国邮政总局，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有企业。1674年，路易十四将烟草行业收归国有。1810年，拿破仑将在大革命期间被打破垄断的法国烟草业重新收归国有。1867年，德国将邮政系统收归国有。与此同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都纷纷开始由国家修建铁路。一战前，俄国的国有企业同样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占有60%的份额。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正式出版，标志着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初步形成。此后，其追随者如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罗宾逊、希克斯，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萨缪尔森、托宾等人在坚持凯恩斯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凯恩斯主义的两大支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从而在20世纪50、60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新正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及制订经济计划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而且通过“国有化”运动直接掌控国有企业，使其参与经济活动，并使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期间，东西方均出现了大型国有企业，例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法国电力集团、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印度国家火电公司、韩国电信公司、日本邮政控股公司等。
由于指导思想和经营效益等各方面的原因，国有化和私有化经常交叉进行。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兴起，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波“私有化”运动，但就算在私有化高潮的20世纪80年代，法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除阿根廷外，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均先后在不同行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2012年，阿根廷政府宣布将该国第一大石油企业YPF强行收归国有，此前阿政府对其最大的民航企业——阿根廷航空公司也实施了国有化。21世纪以来，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国有化措施。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机场安保业收归国有，由美国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统一管理；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接管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增持股份的方式为多家濒临倒闭的银行注资；2009年申请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重组后由联邦政府控股。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混合经济，证明国有制不是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并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国有企业及对战略产业进行国有化的现象。
其次，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否作为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也不妥。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然而20世纪以来，美国在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经济等问题上不断摇摆，也出台过政府“强干预”的法令和措施。早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就强调联邦政府应在生产、消费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职能，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代言人。大萧条时代，美国联邦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制定和修订《社会保障法》，设置一系列社会事务相关机构，从制度上确立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和治理。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提出“伟大社会”改革计划，举凡社会保障、种族平等、医疗卫生、教育发展、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社会事务都被纳入联邦政府管辖的范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重新成为联邦政府的指导思想，美国治理理念从“大政府”向“小政府”回归，但政府仍发挥统筹和监督的作用，同时保障社会组织的运行。80年代里根主义出台，意味着对内消除“大政府”“大劳工”、对外抗衡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达到顶峰。90年代克林顿对保守主义进行纠偏，提出新的经济政策，增加税收，进行环境保护，并提出医疗和教育改革方案。随后，乔治·布什又对克林顿进行纠偏。其后，奥巴马又对乔治·布什进行纠偏，其中最主要的主张与举措是停止减税、实行教育新政和普及医疗保险。特朗普上台后，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计划，并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我们预测，新就任的拜登政府对内政策必然回调，从其就任伊始就签署了价值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即可见一斑。在当前美国的政治背景下，除了一些政客，比如桑德斯和科尔特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人也将话语向“左”，选择更温和的“混合经济”版本的资本主义，即要求市场和政府共同努力实现各种目标。难道这样就能证明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显然不是。所以，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也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
最后，民主是否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呢？当代西方政治把多党制和选举制等确定为唯一合法的民主形式，姑且不论此标准是否合理，单从程序和结果而言，西方在认定民主与否上也存在严重的“双标”问题。美国是两党制，并不是多党制；大选分两个阶段，既有普选，也有代议制，并不是全民直选。俄罗斯是多党制，总统也是全民直选的，但欧美却从未将俄罗斯看作“民主国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人民享有广泛和真实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方式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这些都是基于我国国情制定出来的政治规则，却不为西方所承认，因为“他们评判别国是否民主的真正标准，是看选举结果是否符合欧美垄断资本霸权体系的利益。”[7]只要跟着美国走，即使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也是“合法”的，如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皮诺切特集团发动流血军事政变，悍然推翻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不跟着美国走，即使是民选政府，美国也会策动“颜色革命”将其推翻。以“民主”为由推翻政府后的国家是否就变成“民主国家”了呢？例如2003年“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2004年“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答案只有一个，继续追随美国就是民主国家，不追随美国就是专制政府。据统计，近30年来，被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已占垮台政权总数的90%以上，“民主”成为欧美颠覆别国政权的主要手段。可见，政治上采取什么形式不重要，关键看是否与欧美站在一边。这便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
国家之间应不分大小，不分贫富，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党制度，是该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合法且正义，美国无权干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8]中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得到发挥调动，这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美国的“两党制”造成人民思想分裂、政策难以为继，又有多么高明呢？可见，社会主义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霸权主义才是，对此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全球疫情危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处理领土争端时提出一个倡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事实证明，这是缓和矛盾、着手解决共同问题的有效办法。中国无意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中国既不输出贫穷，也不输出革命，不应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长远来看，不同制度可以相互借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寻求最大公约数。从眼前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的共同威胁，各国应携手应对，保护人类的健康与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几个明显的后果：西方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种族和不同国家的分化更为严重；制度比较无可回避，意识形态竞争更加激烈；人类处在生死边缘，国家与个人的权利边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双面效应等因素凸显。疫情带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甚至可能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有的国家出现保护主义，如限制进出口、提高关税、停止或减少货运、高度重视国家的经济安全并力求建设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有的国家和地区选择区域主义，通行的做法是在其所在地区选择短链生产和供应，既不完全封闭，也不拥抱全球化；有的国家对全球化予以修正，希望建立世界合作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卫生检疫领域，与共同构成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其他国家发展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调整，从而改变世界经济面貌，这是疫情带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挑战。在国际政治关系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有些国家倾向于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导致其内部民粹主义兴起；有些国家受到严峻的外部挑战和威胁，导致民族主义上升；有些国家面对疫情无所作为，缺乏严格的管控措施，延续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做法。这些变化此消彼长，相互作用，形成博弈。在国际安全关系方面，美国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下降是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中国和俄罗斯军事和综合实力的增强是西方的焦虑所在；欧洲、日本和韩国战略自主性增加；众多发展中国家持摇摆态度，既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也构成国际安全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但大国之间的博弈会明显加剧。拜登上台后，资本主义力量可能会进一步联合起来，但经济因素和各国对发展目标的渴望将使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协调更加困难。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双循环”，疫情之下发展势头不减。面对后疫情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方案是通过构建更大的自贸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共同繁荣，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大考，考验着地球的生态环境承受力、各国的应急避险组织力、人民的理性选择行动力、医疗的科研开发转化力。“面对风险全球化趋势日渐突出、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威胁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情境，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构建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探索有效的国际协作方式。”[9]首先，大国应放弃霸权主义和对抗思维，做有担当的负责任大国。这个时候，如果还秉承“本国优先”的利己主义，终将会因别国防疫成效不佳而反噬自己。其次，防疫不仅涉及卫生医疗，也涉及物流和人口流动。各国应在规范防疫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互通有无。最后，疫情加剧了各国、各阶级、各种族的不平等，应加强对边缘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扶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哲学的升华，是构建价值共同体。利益上互利共赢、安全上公道正义，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才不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虚假的共同体’，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才能向价值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转化并升华。相较于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这一过程任务可能更为艰巨；但与此同时，以共生观念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正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雏形和基础。”[10]疫情之下，只有每个个体安全，人类社会才有整体安全。这种朴素的想法既尊重西方的个人主义，也服从东方的集体主义，理应成为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
注释
[1]肖河：《为何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世界知识》，2020年第2期。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3]В.Ю. Катасонов. Сталин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http://www.sovross.ru/articles/1022/17465,2020-01-0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5]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
[6]E.J. Dionne, Jr. and William A. Galston, "Socialism: A short primer",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19/05/13/socialism-a-short-primer/.
[7]韩震：《中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求是》，2017年第22期。
[8]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
[9]姜淑娟：《全球疫情危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审思》，《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10]张宇燕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
责 编／桂 琰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for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herent i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Global Governance
Ouyang Xiangying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intens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sened Chin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cialism is an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made by human beings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capitalism. It not only runs in China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but also is inherent i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No matter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or democracy, we cannot separate China from the world. Socialism is not the reason for the world being torn apart—the US hegemonism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highly vigilant against this.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ina's plan i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building a larger free trade zone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which represents the future and hope of mankind.
Keywords: socialism, capitalism, Sino-US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