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战略关口。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挑战和机遇并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一对有着普遍哲学方法论意义的范畴。任何事物，尤其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过程，人类的科学知识与实践活动也是不断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文明成果的循环上升过程，世界大变局中充满诸多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纵观世界发展态势，“东升西降”和中美战略博弈成为这场大变局最为主要的时代特征。中国有足够的自信、智慧和能力顺应时代变局，并将在变局中开辟具有更多发展机遇的新局。
【关键词】世界变局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中美战略博弈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12
王永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导，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著作有《实践观念论》《实践活动论》等。
李梦云，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研究。主要著作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想》（论文）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挑战。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全球深层次矛盾迭出，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切。正确看待世界变局中的变与不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对于我们更积极主动地顺应世界变局潮流，在变局中开新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和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概念和表述，比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不确定性”等。这是人们对当今世界特点的一种理性把握和说明，也是人们对当今世界变局采取相应对策的重要依据。关于当今世界变局的基本特点，2020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作了如下清晰而明确的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变局及其基本特点的总体判断，并由此决定了我国正确处理国际问题的基本战略及对外政策方针。
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中，意味着世界局势或走势更多地处于不稳定、不确定性之中，也意味着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在这一时期，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挑战，也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是风险危局还是发展新局好局，取决于各国在当今国际关系及利益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也取决于各国领导者们的政治智慧及战略谋划。
世界大变局不常有。世界常态化运行是相对稳定的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指比较动荡的世界局势，涵盖“百年”时间跨度，且“变局”又将处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码是百年以上的时间。至于何时进入常态化变局新阶段，这取决于世界力量、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之间的战略博弈。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普遍性
一般地讲，不只当今世界时局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宇宙空间特别是人类社会事物发展无不如此。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基本特征，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根据实验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规律，即从物理学角度看，一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无穷多个扰动因素，而其中任一因素的异动都可能改变事物运行的轨迹。由于人们实际上不可能掌握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全部扰动因素，所以就无法预先完全确定事物发展的轨迹。后来，“不确定性”就成了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人们，微观客体的运动轨迹客观上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变量，对这些不确定性变量人们不可能同时确定互为共扼的确定值。这表明，概率性、几率性、随机性、偶然性，是自然界客观事物运动的普遍特性。
其实，自然界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是按其必然性、确定性和偶然性、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规律运动的。人类获得科学知识以及建构起来的各门科学知识体系，都是对自然界事物及运动状况确定性单一层面的认识结果，或者是在对不确定性现象进行概率统计基础上作出的判断，从而使不确定概率达至相对确定性的认知（知识）。自然科学的功能就在于反映和说明自然界事物被人们所认识了的相对确定性的规律现象（包括常识）。系统自然观或者自然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随机性）的辩证统一，而自然科学也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统一体。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可以理解为普遍的必然性，这也是传统知识论者所追求的，他们努力为知识的确定性辩护；而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是指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会更广泛更复杂，已有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也会日益凸显，科学知识会不断地得到更新和增加，把原来未知的、不确定性的因素转化为已知的、确定性的知识，以此不断推动科学知识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自然科学知识进步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一定的时空情景下，自然界事物的不确定性现象，既是超出必然的确定性现象之外的状况，也是超出不确定性概率之外情况下出现的状况，从而使人们无法可靠地量化事物运行的某种后果可能出现的概率，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事实上，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已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并合乎已知事实和逻辑推论的一种确定性认知，而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推论都有它既定的条件和适用的范围，因此，范围、条件变化了，科学认知也会不断修正和更新。这就是科学知识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是人的主体性与事物的客体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但由于其具有无限性、变化性、复杂性，其中又包含着各种偶然性和随机因素，加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受科技、社会等条件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使一切自然知识都有了历史阶段性与不确定性。反过来，这种不确定性又恰恰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自然界而言，人类社会事物的变动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更为明显。虽然人类社会发展也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确定性，比如，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工商文明生产方式必然会取代农耕文明生产方式等，这都是人类社会带有必然性、规律性的发展现象。然而，社会领域事物的存在和运行虽有一定的趋向性，人类世界也有其共同利益的一致性，但因为人们处于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群体、不同利益关系之中，加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因而常常导致人们受到不同主体主观自由意志的影响，对社会事物产生不同的判断和行动，这使得社会领域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概率要远远大于自然界的事物。各门社会科学也能揭示和描述社会发展的一些规律性和大致的概率性现象，但这些“规律”现象也只能更多以抽象性、原则性、模糊性来表现。人类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单一和必然的唯一，总是充满着多样性、可变性和不确定性。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所涉领域和事务愈加广泛和繁多，不可控因素也会相应地增加。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知与未知同步增减，它们相互统一而无法分离。如果说，自然灾害是因为正常自然进程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外部干扰变化所致，那么，随着现代社会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剧，将使人类社会进入不确定性增多或者变动更快的阶段。可以说，现代社会事物的多样性、变化几率及其不确定因素，呈现出几何式增长的趋势。
总的来看，小到微观层面的量子，大到宏观层面的宇宙，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事物都处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张力之中，这是事物存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是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存在和运动的。不只是客观事物，人类的所有行为也都是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方式存在的：按已知的确定性认知去判断和锁定行为，按不确定性原则探索未来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确定性的行动结果。因此，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一对同有与无、存在与虚无、此在与彼在、恒常与无常、变与不变、静与动、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相近的哲学范畴，有着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范畴的基本含义
既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自然界和社会事物运动的普遍特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其上升为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哲学范畴，从哲学层次探讨它们的本体论及认识论内涵。
我们先来讨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范畴的基本含义。从哲学层面上讲，确定性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稳定不变的性质和形态，并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保持或延续存在一个阶段的现象。比方说，太阳、月亮、地球的存在和运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基本稳定、确定不变的。一只牛、羊、马的生存，在其一生中总是以牛、马、羊的特质存在着的，它们不会突变为其他动物。人的生存和活动也同样如此。但是，太阳、月亮、地球的具体存在和运行也会受到一些周围环境因素的干扰，从而出现某些不确定的现象。比如，运行速度、轨迹的微妙变化。一只牛、羊、马的生存和生命活动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其具体生存状况出现明显的不确定性。人们的生存、特别是行为活动，更是千变万化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这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基本稳定的，因而才具有事物确定性的特点，除非受外界因素强烈干扰而突然中断。但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形态、功能、作用以及时续长短等，都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确定性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基本前提，不确定性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基本形态。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漂移不定或突然产生的状态，而这种状况的产生、存在通常有随机性、偶然性，即不确定性或难以预测性。显然，任何事物都有区别于他物的独特性，即单一性和统一性，同时又有具体形态和展开过程的多样性及一定范围内量的可变性。事物的特质通常是统一、唯一、单一（共同性）的，正如牛就是牛，牛的特有性质是单一的，而牛的大小、毛色、能量及生命长短等量的形态是多样可变的。牛的不确定性是指牛的具体生存状况的多样性，而牛的确定性是指牛作为牛的基本特质的唯一性。每个事物自身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统一性，但当它充分弥散出去、逐渐展开，就具有了多样性，从而显示出丰富性和不确定性。
事物的确定性通常是在事物不确定性的随机变化中呈现出来的稳定性和规律性，而事物的不确定性是事物在确定性运行中出现的随机性、偶发性。一切事物在其存在和运动中总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特性。客观事物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加上人们认识和活动上的不确定性，导致社会领域事物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社会领域事物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客观事物的不确定性和主体人行为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一般来说，运用概率性的数学方法可以认识事物在量的变化上不确定性的统计本质与统计规律，而运用辩证性的哲学方法则可以认识事物在质的变化上不确定性的抽象本质与抽象规律。
从上述分析可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范畴和哲学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其含义是十分相近的，但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点。通常，必然要出现的事物及状况具有确定性，而偶发性现象则具有不确定性。这是事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和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相同或相近的含义。但是，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侧重揭示事物发展中各种状况产生的原因。这对范畴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按照该事物特性的必然性及其与周围环境偶发的互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描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本体论特点。
如果说必然性与偶然性主要描述事物产生的两种特性状态的话，那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对范畴则进一步描述了事物存在和运动的两种形态，即不只描述了“产生”的存在状况，而且还揭示了“产生”之后的运动状况。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对范畴既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有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面，又揭示了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现象对人的主体性意义——事物生成及运行对人的主体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意义。当人们说某个事物未来具有可变性、不确定性时，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偶然性”产生的原因，而涉及了主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选择，其中还包括对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的预判。因此，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既有事物存在和发展本身具有的本体含义，又有与事物客体相对的人的主体性和认识论意义，而必然性与偶然性更多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体意义。
由此可见，从偶然性与必然性意义上理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对范畴，其具有事物自身客观变化的本体论意义；而从人类认识事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意义上去理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范畴就有了人的主体性和认识论意义。这就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对范畴独立存在的哲学价值。
确定性、不确定性原理与人类行为特点
自然界事物的确定性表现为自然界系统及生物世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自然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自然界系统的开放性和可变性，使得生物世界具有多样性和可塑性。社会领域事物的确定性，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向性，但更多地表现为不确定性和多样性，这是由人类主体的多元性和自由意志决定的。可以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更适合于揭示人类社会事物的发展特点。
从社会学角度讲，社会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且充满博弈性。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变化都可能引起众多个体行为的变化，一个社会组织和一个国家的行为则会引起更大范围、更多主体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单一的、线性的、稳定的，而是好比求解由亿万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繁复无比、难以穷尽。正因如此，人类历史上因一个偶发小事件、一个小人物的行为而导致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案例并不少见。正如“蝴蝶效应”所揭示的原理，蝴蝶翅膀的拍动会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暴。
一切事物发展都有连续的时序性和过程性，这保证了事物的确定性和可认识性。尽管人类社会具有更多的随机性和可变性，但社会主体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进而有一定的共识和行动。事物发展的确定性保证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可认识性，使人们的行为可以有预见性和安全性；而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保证了事物发展的开放性和可变性，使人们的行为有选择性和变革的主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面对不确定性的事物、环境和未来，人类从本性上看就是追求、创设自己所需要的确定性世界的群体。人的能动的聪明才智及本质力量，就在于能认知、选择不确定的可能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将不确定性的世界转化为确定性的世界。离开确定性，人就无所依归；没有不确定性，人就无所作为。
人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包括政党、国家，一切活动的依归或发生的必要性、可能性，都在于一切事物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两个方面，人的认知、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张力的一种选择。人们用已知的确定性去推测不确定性和选择其中一个或若干个不确定的可能性并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确定性，通过认识这种不确定性去设定、创造新的确定性。如果事物只有确定性或者只有不确定性，那么人类的选择性和自由性也就丧失了，人的活动也就不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了。人是自由能动的、有认知意识和选择能力的活动主体。事实上，人作为实践活动的能动主体，每时每刻都在对各类不确定的未来现象作出分析判断，进而选择自己的意志行为。正因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多样性，才使得人们有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对未来充满期待，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并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世界的创新发展和多样性也由此而来。
从人类活动的原理和机制层面分析，人们通常从已知事物和已知结论去推测判断未知的不确定性事物，将已有的确定性认知作为判断的基本依据，然后根据综合知识、利害关系和主客观条件，分析判断多种可能出现的状况，最后基于一种或若干种最为有利的可能状况确定自己追求的实践目标。
这告诉我们，人类行为机制最深层的依据就是事物的确定性原则：从已有的确定性认识，推导和选择未来不确定性状况的最大可能性，然后将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作为自己要达到的确定性结果并积极创造条件去实现它。也就是说，从确定性出发，认知和选择不确定中的可能性作为实践目标，最后达到新的确定性成果。人类的认知和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如此不断将不确定性的东西转化为确定性文明成果，又以确定性文明成果去驾驭不确定事物的历史过程。人类建构起来的各类学科、各门知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准则制度、社会组织秩序和社会精神文化等，都是几千年来逐步积累起来的已知的确定性认知成果（原则原理，文明成果等）。当然，对人类社会的这些确定性认知成果，人们通常很难完全形成普遍共识和共同准则，因而其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但总的来说，正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辩证转化的螺旋式循环递进，才使得人类的文明进步不断得到积累和提升。
人类社会事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既表现为时序上的无穷发展过程，也表现在空间上的无穷拓展过程。换句话说，人类社会不会因为积累更多已知的确定性成果而减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相反，掌握知识越多、活动范围越广，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也更大。事实上，人类的多数知识、学科和理论，差不多都是对不同对象不同层面的事物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解读，以帮助人类揭示、锁定、解释、建构起思考和行动的确定性依据。但与此同时，它们敲开了新的未知领域、创造了新的不确定性，使人类面临更多新的困惑和风险。有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风险社会里，人创风险比自然风险更多更大，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便是证明。正因如此，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一批研究当代全球危机和人类发展困境的国际研究组织和专家学者。比如，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尔利欧·佩奇撰写的《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1985）、美国学者梅萨罗维克和德国学者佩斯特尔撰写的《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1987）、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撰写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2018）、英国学者拉里·埃里奥特和丹·阿特金森合著的《不安全的时代》（2001）、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撰写的《知识的不确定性》（2006）等著作，都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样一种辩证的观点：“人陷入被他的非凡的能力和成就所设置的陷阱之中，正如他陷入流沙一样——他越是利用他的力量，他就越需要力量，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力量，他只能成为这种力量的俘虏。”[1]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水平和活动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将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正如乌尔里希·贝尔语所述，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一个“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的时代。
当然，我们对历史和现实都不应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态度，人类社会发展客观上就是如此：人类文明进步越多，面临的可能性风险也越大；反之，克服了这些不确定性的可能性风险，人类又会获得更多的文明成果和新的发展机会。虽然人类将永远面对不确定性甚至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无论人类的认识和活动水平怎样提高，都无法也没必要彻底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给人类提供了探索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希望。这种不确定性，让风险与机会共存。
世界大变局的主导力量
当我们说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不确定的时代时，并不意味这之前或之后的世界发展就是基本确定的。事实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不定性）、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都是相对存在的。但是，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强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有时平缓，有时则会剧烈变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前者通常表现为改良式进化或和平发展时期，而后者则表现为革命或战争的状态。不确定性的变动既可以是量变现象，也可以是质变现象。社会形态或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或处于相当规模的战争状态时，就是动摇或打破原有确定性状态而进入不确定性状态的动荡阶段。
当今人类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当今世界之变不是小变、中变，而是大变。世界大变局指世界处于极不确定性的发展状况，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变化越大，不确定性也就越多、越大。只有动摇、打破、放弃原有的一些确定性，才能产生大的不确定性，才会有大的变局。不确定性越大，变数和风险也越大。
总之，所谓“大变局时代”就是世界面临重大变化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将会发生格局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旧有局面将得到改变，而新的格局又处于尚不确定的阶段。
从时代变局的性质和内容来讲，今天这个大变局时代是否已经发生了质变呢？现在要作出判断为时尚早。实际上，我们很难说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世界格局或者说时代基本特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但另一方面，如今的世界格局与过去的世界格局相比，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或正在发生部分的质变，而且未来的变局将会更加快速、更加广泛深刻，大变局正在加快向纵深演变。
那么，引发世界大变局的原因或者说主要动力、主导因素和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一般地讲，主导世界格局或引发世界变局的力量，主要有自然、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制度以及全球主要国家领导者们的整合力量等方面。
第一，自然化力量（自然力）。其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自界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劳动力、消费力、市场力）和历史纵深（历史文化财富可看作是一种既定资源，故列入自然化力量）。虽然这些不是绝对的、决定性的力量，但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没有自然禀赋力量是很难持久的。世界全球化水平越高，这类自然化力量的作用通常也越重要。
第二，硬性化力量（硬实力）。这在现实世界中起主导作用，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这些是决定国家综合竞争力最为根本性的关键力量。
第三，软性化力量（软实力）。其主要包括：一国的文化影响力（包括价值观、文化、话语传播等）、制度影响力和领导统合力（政治领袖对国内国际力量的统筹谋划、综合运用的智慧和能力）。文化软实力也是一种广泛持久的力量。
毫无疑问，引发和主导世界大变局是世界各国和国际上各种力量综合互动的结果。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各主要大国综合实力的起落变化仍是关键所在，而构成各国综合竞争力的基础力量，则无疑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核力。
世界大变局主要之变
当今世界发生了哪些“格局性”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催生的科技大变革。当前，建立在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以5G为先导的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的发展突飞猛进。智能化技术带来的不仅是科技的变革，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生活进步的新动力。人类四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即原始生存状态的渔猎采集活动、农业生产活动、工业生产方式和信息化，是四次重要的历史性变革。人类工业化也经历了四次革命性变革，即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今天的智能化，将成为引发世界变局的最广泛特久的力量。智能化是当今世界各个领域发展进步的强劲动力。数字赋能将是各国推动下一轮发展的根本性选择。“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而智能化科技变革是推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全球化进程开启于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新航路的开辟使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此后，人类的各种生产要素以及各类资源在全球层面得以广泛流动、有效配置，从而带来了生产规模、能力、效率、效益的大幅度提升，全球财富得到广泛有效的增长。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前的全球化是血与火的全球化，伴随着军事侵略和殖民化，是充满痛苦的全球化。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些全球化规则，推动了相对比较成熟、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但是，经济要素全球化必然伴随制度规则、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内容的“次全球化现象”，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伴生的各个领域的全球化现象，由此必然会带来全球化进程中的更多纠纷和矛盾。
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是难以完全实现的，由于种种原因，全球化并非是各国同时受益的。这样一来，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现象总是相伴相生。近几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强权政治等现象，以及“美国优先”等极端化思潮。这些暗流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的现象。
当然，人类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全球化也必定会向前推进，只是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局势将局部暗流汹涌，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清醒认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在较量中演进的客观规律。
第三，“东升西降”趋势。“东升西降”是当前世界大变局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和特征，也是大变局的一个实质之变。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志就是“东升西降”。众所周知，人类自工业化、“大航海”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就一直在西方。但在今天，世界经济重心以及全球影响力中心，正出现向东方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向。“东升西降”的主要变化有：
首先，“非西方化”国家力量在上升。以东西方国家的工业制造品产量为例，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90%，非西方国家占10%；201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60%，非西方国家占40%；据预测，205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占40%，非西方国家将占60%。[3]
其次，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实力上升。宏观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左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已占全球近50%，按实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根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65%以上。
最后，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出现“中升美降”趋向。从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及趋势看，1999年，美国GDP占全世界的29.6%，中国GDP占全世界的3.4%；2019年，美国GDP（21.37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4.4%，中国GDP（14.34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16.4%。2007年，美国是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是13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7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15.2%，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现在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全球第二大利用外资国，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赶超时间还可能提前两年。当然，这里讲的是GDP的总量，而不是人均GDP。当前我国人均GDP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总体讲，“东升西降”正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与此同时，2020年11月签署的亚太地区“新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世界经济轴心的东移趋向。
第四，美国“一超”主导世界的时代渐趋褪色。在古代，人类“世界”尚未连为一体，只存在地区性强国，而无全球性世界强国。二战前支撑全球化格局的治理规则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世界性规则体系，拿破仑战争后出现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以及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在延续至今的雅尔塔体系中，联合国、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规则，大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多边秩序。但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受“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等影响，综合实力有所下降，但仍幻想凭借其所谓超强的军事实力和领先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西方文化软实力，构建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这与世界发展大势相悖，自然难以如愿。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使“让美国再次伟大”成为空谈；而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劲势头不可阻挡，国际组织（G20、金砖五国等）、世界区域性组织（上合组织、东盟等）大量涌现，成为塑造国际关系的重要多边力量。世界力量对比出现的“东升西降”日益显著，形成了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
第五，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正步入弱化和变革期。当今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弱化和亟待变革的时期。二战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病，日显乏力，深陷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治理有赖于一定的治理规则、组织体系和秩序，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应变而难变之境，各类纷争此起彼伏。总的来看，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必然要推进的，人类也许将又一次步入多事之秋时代。
第六，人类文明范式更趋多样化。人类文明发展从来都是多元的，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却总想用西方价值、西方制度、西方文明范式去“统一”世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来看，中国在5~15世纪的1000余年间，曾有过隋唐时期几百年的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前列。大约在公元15世纪，以工业崛起为基本标志，人类现代文明轴心才开始进入西方世界。世界文明的轴心从来就不只有单一的文明范式，世界文化也从来不缺多样性。人类文明范式的多样化主要是由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感情、语言文字民俗、社会制度差异等决定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2019）认为，“中美之间不是一场国家间的较量，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一种文明在复兴，另一种文明感受到了挑战。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治理的逐步成熟，无疑是对世界文明范式的贡献。目前，部分西方国家还没有客观认识到中国的贡献及其对于世界的意义。
第七，中美力量对比发生转折，两国进入艰难的战略博弈期。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但同时也敢于直面竞争与挑战。美国为维持其“美国优先”“领导世界”的地位，动辄用行政手段制衡别国，有违时代要求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国无意也不想跟美国对抗，但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是难以避免的。究其根由，从国际地缘政治和历史发展来看，是新兴大国的崛起遭遇了现存强国的阻力。多年来，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每年6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近20%。2020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0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让美国的部分政客认为美国受到了来自东方大国和另一种文明的挑战。纵观世界发展格局，人类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选择关口。“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有顺时而变而为，方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世界大变局中的未变
当今世界大变局之“变”是广泛而深刻的，但同时又处于“变与未变”的过程中。一方面，世界之“变”表现为上述七个方面，说明世界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区域发展、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和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等方面，的确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尤其以中美为轴心的“东升西降”的变化，给世界变局注入了新的变数。另一方面，世界大变局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当今世界正处于“变与未变”的演化之中。世界格局的“变与未变”，正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以下的七个方面，当今世界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处于变与未变之中。
第一，世界格局的主体单元即主权国家未变。近现代以民族、宗教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主权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且国家民族主义还会有所抬头。主权国家的实体和理念是近现代人类社会处理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基石和准则。世界格局的主体单元即主权国家格局基本不变的事实，决定了当今世界变局仍将延续国际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准则。
第二，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兴起并在一些重要国家取得政权以来，世界范围形成的“东西方阵营”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东方阵营”力量对比有变，“西方阵营”内部也多有矛盾变数，但两大阵营客观上仍将持续存在并在新的变局中展开新的竞争。这将是世界大变局中一个长期基本不变的态势。中国反对“东西方阵营”的“冷战思维”，主张各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然而，也要看到，东西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价值理念的纷争将是长期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长期共存或竞争中，如何实现平等互利，推动全球合理有序治理及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三，先发国家发展势头有所弱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发展优势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曾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有了大幅提升，已占全球总量近50%。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此占比将增至60%以上，这一变化趋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多，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因此，仅凭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的提高，就简单断定发达国家经济已走向衰退，其论据并不充分，未来变数的不确定性也很大。因此，先发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发展领先优势地位的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第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当今世界只有一个世界规则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步入全球化时代后，基于主权国家的基础和国际战争冲突的沉痛教训，经历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建立了包括世界贸易、金融货币、国际司法等领域的联合国组织和规则体系，以维护和调处国际纠纷。近百年来，联合国机制为全球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其功能和作用有所弱化，亟待深化改革，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未出现可以替代它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五，以美元为世界基本结算货币、储存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难以根本改变。金融货币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也是现代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世界结算货币、储存货币及货币价格体系有了新的重大变化，既而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货币以美元为主导的“篮子”格局，尚难根本动摇。目前，这个“篮子”里的“鸡蛋”种类和数量虽有新变化，可是“篮子”里的“天鹅蛋”仍将是美元。世界货币结构的变与未变，也大体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变局特点。
第六，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于超强优势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变。当前，“东西方”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出现了“东升西降”“中升美降”趋向，以中国为主导引擎的东方经济实力在上升，中美经济总量比例也有了较大变化。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和美国，但并不能由此简单地作出“东强西弱”“中强美弱”的判断。“升与降”是一个程度性、趋势性的变化过程，而“强与弱”则是变化的结果，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和美国仍将处于“强势”地位，国际格局仍将处于“一超多强”的格局。
第七，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题、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以及彼此合作交流的全球化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会有各种冲突、纷争甚至战争，各国之间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害矛盾，但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大方向是确定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要坚定信心，始终站在历史发展正确的一边，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简单的结论
第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普遍常理。宇宙间的事物和人类社会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有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变性与不变性、恒常与无常的特点。人类的认知和行为在于认识和把握世间事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而且人本身就是最为高级精致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融相通的生命主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范畴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第二，世界大变局是一个变与不变（未变）的过程。由于各国特别是大国间发展实力的变化，当今人类正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发展内容和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变局中也有不变的诸多方面。前文分析的当今世界七大变化和七大未变现象充分说明，世界充满着变与不变的历史辩证法。“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只看到变的一面，看不到不变的一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不变的一面，看不到变的一面，也不是马克思主义。”[4]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性变化。人类历史发展本来就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变与不变的过程，这是常态化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急剧变革的时局、非常态化的变化，也就是大激荡、大变动、大改组、大调整、大竞争、大变革的时代，这是当今世界变局的时代特点在变化规模、程度上的表现。其中最重要、最深刻的时代特点，则是世界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崛起以及世界经历苏联解体和美国“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引发的国际力量重组这三大变化。
第四，中美战略博弈将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角。一般而言，世界变局取决于大国实力的变化。从目前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及发展态势来看，中美战略博弈是当今世界变局的轴心。美国是大变局的存量，中国是大变局的增量，两者博弈相交是世界的变量。中美力量的“一升一降”，将给世界带来广泛深刻的新变数。当前，美国有两个大局：重组弥合国内力量和重新领导国际社会。中国当前也有两个大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在世界大变局中开新局，努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总的来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艰难的战略博弈期，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的聚焦点、中心点、风暴点，也是风景点。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存在于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时期，但发展趋向和时间优势更倾向于有独特战略智慧和战略定力的中国方面。
第五，世界大变局中的领导者才智将发挥重大作用。经济、科技和军事硬实力在世界变局中起着基础性、根本性作用，但世界领袖和大国领袖们的智慧谋略则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变局中必然的、确定的趋向在客观上起主导作用，但如何认识、把握和引导不确定因素向着有利于本国、有利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智慧和才能。人类发展是在不确定性中来确定和把握历史轨迹的，或者说是在确定性中去寻找不确定性（可能性）的。人类行为本身也是在选择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张力中进行判断、取舍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挑战、磨难，也意味着变化、机遇、创造。正如古人所述，时势造英雄。世界大变局给杰出领袖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机遇和舞台。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化不利变局为积极有利之局，需要国家实力，也需要领导者的智慧和魄力。大变局时代也许是多事之秋时代，但只要谋划得当、运筹得体，就能科学识局，主动引领变局，在变局中布新局，并创造出更好的新局。
第六，新科技变革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世界变局中非常确定的一个重要变局，就是新一轮的科技创新。从中长期看，决定未来世界变局的重要因素，就是以智能化为中心的科技革命，即“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化、数字化科技革命不但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变局，而且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并将进一步引发世界格局的时代性变化。谁抓住了智能化科技革命机遇并抢占了制高点，谁就在这场历史性变局中抓住了重大突破口，从而抢占发展先机和竞争优势。
第七，世界文明范式的中心论及其多样化趋势。人类文明发展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历史上的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以及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同时，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着辐射周边的文明中心。就其影响力大小而论，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一般而言，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人类社会还不是一个紧密互连的世界，那时候只存在地区性大国强国（帝国），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发展文明中心。但即便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出现的世界文明中心，也并不存在独霸全球的一个强国，也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世界文明中心。事实上，世界上存在文明中心并不等于文明中心是唯一的，更不等于文明是单一的，人类文明从来都是丰富多样的。随着中国快速和平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探索和发展，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呈现出更多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从而使世界文明范式的多样性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大话题、大趋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着自己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智慧，致力于积极主动应对变与不变的世界变局。虽然世界大变局已拉开了历史序幕，旧局尚未根本动摇、新局尚处于雏形，但中国已做好了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准备，并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引领时代变局。如果说世界未来大变局将有更多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崛起中的中国将会拥有更多向好的确定性。
注释
[1]王永昌：《论人化世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0页。
[3]张蕴岭、杨光斌等：《如何认识和理解百年大变局》，《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
[4]王伟光：《大的历史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责 编／张 贝
The Certainties and Uncertain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ld’s Great Changes
Wang Yongchang Li Mengyun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level.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uncertainties and instability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facing an adverse trend, and the world enters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wi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existing.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re two categories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anything, especially that of human society, is a contradictory movement process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Huma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re also a spiral-lik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uncertainties into certain civilizational achievements. There are many dialectics of change and invariance in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world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rising East and falling West" and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is great change. China has enough confidence, wisdom and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times and will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with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hanging situation.
Keywords: world changes, uncertainty and certainty, Sino-US strategic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