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广州南粤基金的调研中，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有二：如何理解政府基金的逻辑与未来发展空间。
南粤基金的显著特征是“国有的本质、民营的机制”。我相信这恰好为南粤基金的“存在价值”提供了两项合乎逻辑的解释。首先，基金的国有本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贯彻依赖一个有力且有效的核心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核心工具非国有基金莫属。
与许多国家不同，在中国，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正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卓有成效的两个主要领域。在区域发展依赖产业政策带动的意义上，产业政策更具根本意义。
然而，产业政策的成功依赖于一组复杂的前提条件。首要的是解决甄别问题。可以认为，与公共财政和政策性银行这些传统的公共机制相比，民营化运作的基金机制可以更准确地和更及时地识别“何处、何时需要何种扶持”。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投资、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和政策性贷款扶持产业和区域发展，但这些机制非基金化机制的敏捷性和灵活性不足。举例来说，政府不太可能因为某个企业或产业在某个时候亟需一笔资金用于某个用途，就在正确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单独提供这笔资金。内部运作程序的冗长也不允许这样的灵活性。然而，民营化运作的基金机制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实践中，甄别失灵和行动失灵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在难以甚至无法准确及时甄别“究竟需要扶持什么”的情况下，也很难设想能够及时采取明智行动。两类失灵都会损害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甄别失灵意味着即便政府有足够的钱予以扶持，出现“该扶持却没有扶持、不该却予以扶持”的风险也会很高，这不仅导致资金错配和浪费，还会延误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宝贵时机。行动失灵意味着即便没有甄别失灵，行动上出现盲目性和滞后性的风险也可能很高，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执行力不足。
相比之下，这些瑕疵或缺陷会较少地出现在民营化运作的政府基金机制中。这个机制对“何处、何时需要何种扶持”的灵敏度与准确度更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甄别失灵和行动失灵，足以在政府行动与产业（区域）发展之间扮演一个桥梁角色，通过这个角色，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将变得更为精准高效。在我看来，“政府基金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解释政府基金的存在价值还有第二个逻辑：弥补民间部门的协调失灵。在产业和区域发展的早期，民间部门的协调能力明显不足。理论上，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可以在不依赖政府干预的前提下，通过民间部门自身的协调能力解决融资与投资和运营间的匹配难题，即在正确时间以正确方式、渠道和资金成本为投资活动和运营活动筹措资金，并确保相关各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在这里，三类角色间的密切协调必不可少，这就是资金提供方（包括民众和机构投资者）、投资方和运营方。投资方关注以投资获得想要的资产，运营方关注如何管理这些资产，支持商品与服务、生产与交付，融资方关注让渡资金的使用权的预期回报与风险。如果三方能够自行“凑合”这些具有互利前景的活动，那么，政府基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但问题是：真实世界严重缺失这种宝贵的“凑合”能力。不妨把这种情形称为民间部门的协调失灵。政府性基金因此应运而生，即作为弥补民间部门协调失灵的一种独特机制发挥作用。
于是，政府性基金的两个逻辑可分别概括为弥补政府（甄别与行动）失灵，以及弥补民间部门的协调失灵。两类失灵的主要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拥有资本的人不知道何处需要资本，需要资本的人不知道谁可以提供资本。在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个时间段，诸如此类的信息不对称总是存在的，有时甚至很严重。我猜想，传统的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没有能力应对这个难题，相反，政府基金有能力应对。
这个猜想的逻辑，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逻辑是一致的。一般地讲，以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制造业粗放扩张是适当的，但创新活动和对创新性产业的扶持更依赖多层次资本市场，后者比银行胜任得多。
如果上述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接下来就是空间问题：政府基金的未来发展空间在何处、多大？
我的猜想是：空间不会限于“基金”，而会以基金作为跳板扩展到“投资-运营-融资”这三大板块，每个板块都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无论针对政府提供相关服务，还是面向市场提供相关服务。准确地讲，政府基金将提供综合性服务，即把融资与投资及运营综合在一起的各种相关服务，这些服务的范围和方式远远超越“基金”概念。
（该文为人民论坛“国家治理（基层党建）创新经验”课题调研项目的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