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晓冬 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斌昌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外事部部长
摘 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格局变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人类命运发展的基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一系列挑战，用“文明协同论”代替“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的大厦才能屹立不倒。“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以协同论、系统论、熵增理论为基础，是一套适应发展要求，以建设组织生命力并高效匹配外部复杂环境变化的协同治理分析框架。
关键词:文明协同论 全球治理 人类发展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作出论述：冷战后世界政治将是一个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发生变更，权力正从长期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各文明转移；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而且是文明断层线冲突；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必须以文明为基础，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证。
理解“国家利益”，其实就是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去哪里？怎么去？假如这三个问题出现混乱，国家利益或是国家治理都将无从谈起。为了突破“文明冲突僵局”，笔者提出“文明协同论”，提倡人类应当正确回答“我是谁”“去哪里”“怎么去”这三个哲学基本命题。“文明协同论”认为我们需要弄清自己和周围环境，超越阶级、人种、族群、宗教、性征、国别等因素，运用中国传统智慧，创新性地建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分析该框架各部分的关联，梳理框架内部的多维度关系，从而突破僵局，形成灵活多变、陈陈相因的协同治理效果。
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
“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以协同论、系统论、熵增理论为基础，以整体、系统、全生命周期研究组织协同治理体系建构，是一套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建设组织生命力并高效匹配外部复杂环境变化的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可以为回答“我是谁、去哪里、怎么去”这个命题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探索路径。
该协同模型由10要素构成，包含三个层次：基础层、中间层和顶层。基础层由周边环境/地缘政治、规模/范围、满意度/表达、国家认同/社会行销、结构/稳定、激励/约束6根支柱（又称6个子系统）组成；中间层由共同价值/首要目标、战略/战略决策、制度/模式共同3要素（又称三重要素修炼）组成；顶层是“协同”。该模型以实现组织协同治理为最终目标，实施组织治理战略、制度、价值的三重修炼，建构包含六个子系统的相互匹配支撑体系的系统工程框架。
在“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中，从结构看，基础层与中间层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周边环境/地缘政治、规模/范围是组织制定战略/战略决策的基础；满意度/表达、国家认同/社会行销是组织的共同价值/首要目标的直接表现；结构/稳定、激励/约束决定着组织的制度/模式。最终，共同价值/首要目标、战略/战略决策、制度/模式共同作用才能达到组织目标实现协同。
从内在运行机制看，该模型每个子系统和要素修炼在整个组织中发挥着互应和序参量的作用。各个子系统和要素修炼在不同层次中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各个子系统和要素修炼之间动态的匹配与协同。同时，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子系统和要素修炼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在发生着变化，总有一个或几个子系统或要素修炼影响整个组织的发展，从而达到整个组织的协同发展。
“国家与组织治理10S协同模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建构，不仅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对大国崛起的理论解释的探索，对于建构国际关系新的制度文明框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国家与组织治理中的“我是谁”
回答“我是谁”，我们试图用组织治理基础层6根支柱来解读文明的自我认知：周边环境/地缘政治、规模/范围、满意度/表达、国家认同/社会舆论、结构/稳定、激励/约束6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同心闭环。
子系统1：周边环境/地缘政治(Surroundings/Geopolitics)。组织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如空气、水、土地、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对外关系中竞争、合作、冲突、战争、中立或结盟的地缘政治选择，以及由此产生对内、对外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文明与生态的关系。不同的自然条件对文明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为文明的形成和演进提供了天然且必要的外部环境。例如，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这些文明都具有其独特性，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差异性。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显著特征。
子系统2：规模/范围(Scale/Scope)。规模/范围是指组织拥有并能使用的自然资源与人口条件、经济与科技实力、军事力量等有形物质要素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其影响范围。而无形的精神因素则包括政治体制、政府效能、国民素质和国家凝聚力等。把国家实力分为有形的物质要素和无形的精神要素两大部分是目前众多学说的普遍看法。规模/范围是直接决定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子系统3：满意度/表达（Satisfaction /Expression）。组织治理以成员满意或不满意来决定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成员满意度是组织治理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是治理效果的最高标准。满意度/表达涉及公平、民主、自由、利益表达、政府问责、政府效率、质量管控、法治和防治腐败。
子系统4：国家认同/社会行销(State Identity/Social Marketing)。国家认同，又称民族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民族团结等的认同。社会行销是在社会发展急速变迁过程中，以行销传播的策略与做法凝聚人心，进而达到促进个人、群体或社会整体福祉。
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关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西方中心论”迄今依然占有较大话语空间。譬如，哈弗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当今美国对华舆论中最典型的话语圈套，引导全世界从“陷阱”的角度预测中美关系走向。
子系统5：结构/稳定（Structure/Stabilization）。结构是指组织为了其目标的实现，经过设计形成其内部相关部门、要素、子系统之间分布与排列方式，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军事结构等。稳定是维持组织稳固、固定、平衡，以达到其运作的目的。一般来说，一个文明包括四个基本结构，即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国家结构与权力运行结构。建构、维系、调整乃至变革文明结构的主体是国家及其权力。
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并没有形成单极格局，国际关系呈现多极化趋势。大国之间的协调关系明显加强，改变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多极化的经济格局，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了世界格局的演变。
子系统6：激励/约束（Stimulation/Restrain）。即组织按照一定程序，遵循一定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和释放个体或组织内在潜能和活力，使个体或组织产生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人的行为，朝着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协同推动个体和组织的共同进步。没有激励就没有个体或组织的积极性，而没有积极性，就无法达到既定目标。而个体或组织都对其行为后果负责，其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国经济复苏表现分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期望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和空间，要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享有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但同时，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和运行起来的，因此它们占有先发优势。全球治理体系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严重损害其治理效果。
国家与组织治理中的“去哪里”
要素修炼1：战略/战略决策（Strategy/Strategic Decisions）。战略是指组织为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完成组织目标和使命的整体谋划，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等特点。战略反映了组织对竞争环境、组织规模等关键因素的理解，用以确保已确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实现。战略决策是对组织未来方向的大政方针的判断、规划和把握。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面对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及“互联网+”等，更有利于人口众多的非西方国家“赶超”，以及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变化及其长期趋势，美西方国家一时很难接受、很难适应，并由此产生普遍的危机感和战略性焦虑，社会大众、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们，容易转向民粹主义、疑欧主义，转向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及反移民、反精英，甚至转向恐怖袭击、校园枪击等极端轨道；奉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对中国挥舞保护主义大棒等国策。这些内外因素相结合，作用于国际社会，使得美西方国家不但成为扰乱国际社会秩序的根源，其本身也成为“动荡之岛”，而中美关系也因此而更加复杂、面临新考验。
要素修炼2：共同价值/首要目标（Shared Values/ Superordinate Goals）。它包括组织的基本目标、基本思想、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基础。美西方国家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下的主要受益行为体，本应主动在全球治理中提供成熟的方案与可供选择的路径安排。而难民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美西方国家行为严重失范，不仅不能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反而加剧了一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把全球治理当作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在安全与发展等全球治理的基础议题上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集体行动意愿减少。部分国家把是否提供公共产品与自身是否能获得极致国家利益挂钩，导致了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要素修炼3：制度/模式（System/Schema）。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约定安排和行为规则，包括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在意识形态中具有核心地位。而模式是指行为体的一般方式，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其特征是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
二战后，美国借助其超级大国的身份建立了一系列符合其偏好和利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国际机制。自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西方盛行，它们也已作为治理范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并已占据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战略和战略决策，酿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同时，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其严重缺陷，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并妨碍国家认同。美国实行联邦制，保护各种利益，这一政治制度给美国带来了稳定、繁荣。实行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制衡。著名政治家麦迪逊就认为《邦联条例》使政府无能，机构重叠，权力分散，效率极差，又阻碍经济发展。
国家与组织治理中的“怎么去”
在6根支柱以及三重修炼各要素的共同驱动下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匹配、相互作用，以自组织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实现协同效应。协同作用（Synergism）下联合产生的效果超过单独效应的总和。通过各行为体的共同努力，达到整体协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不同的时间尺度，衡量不同的文明或行为体，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中讲述了世界21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他认为21种文明中16种已经衰亡，只有5种还在发展，中国文明是唯一劫后重生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主体是中原农耕文明，它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互鉴、整合中不断发展并流传下来。西方文明也一样经历了交往、互鉴、整合的过程。美国文明直接脱胎于欧洲文明，同时吸收了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
可以说，人类文明之间的交往、碰撞、矛盾、冲突，也是竞争、合作、整合、融合，而且存续时间越长的文明也就越包容豁达自信。否则，人类社会还停留在霍布斯所说的“丛林野蛮”时代。当人类以大规模战争暴力强行推行自认为成功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时，总是悲剧丛生、生灵涂炭。
重塑全球区域治理的理论基石
“文明协同论”可以作为引导人类寻找全球治理中善基因、序参量、协同共生的一种方式，探索如何在全球治理的大棋局中找到协同，形成首要目标、价值共识、战略选择、制度结构与相处模式，如何尊重文明多样性、多元性与差异性，以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是一个从部落、族群、民族、国家等独立分散地自我发展到区域、全球形成信息网络联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人类文明体系的协同发展过程。全球化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涌动酝酿并在后冷战时代席卷整个世界，对包括国家间关系在内的全部人类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国际政治的一系列重要领域出现了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全人类克服个体、国家的狭隘利益，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寻求彼此共同的人类整体利益。否则，人类系统将可能从有序走向无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耗竭等一系列严峻后果，并最终导致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崩溃。
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发展日益复杂的时代，通过建立和运用规则、机制、规范和制度等途径和手段，处理跨国共同事务和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和进程。全球治理行为体是指参与全球治理活动的实体，既包括民族国家、政府部门和次政府部门，也包括从基层民众、社区组织到跨国公司、跨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等跨国机构的多种行为体。
全球协同治理体系是一种复杂结构。这种结构赋予每个构成它的行为体一个身份和地位，并在这个结构中获得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并进行相关活动。这种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共同性。即共有知识或价值共识，它是指各个行为体之间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对同一事物或现象共同具有的认识、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形成多种行为体的共同的身份和结构，或塑造一种行为体的身份或结构。
第二，平等性。它是指全球治理体系中各行为体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和利益，且在参与的过程中不受威胁或支配，包括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第三，综合性。行为体本身是社会观念性概念，也包含物质因素，而且物质因素是社会观念的基础，行为体是社会因素与物质因素的综合。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全球协同治理体系，这种互动的过程就是全球协同治理体系存在的基本条件。全球协同治理体系是一种动态的结构。
第四，多边性。它是指在全球协同治理体系中，不仅仅是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两个以上行为体彼此交流互动。协同包含着“多”与“一”的逻辑关系。正因为存在着多民族、多宗教的多样化行为体，最后都归结于全球协同治理体系这个整体。各行为体是互动互生的，其关系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价值性的或政治性的。
第五，规范性。全球治理协同体系以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为基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共同建立的行动机制和行为规范下运行，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最终实现全球事务共商、治理体系共建、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
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了众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行为体的交流互鉴和融合发展，一种新的全球协同治理体系正在出现，而理解这种全球协同治理体系，不能单从民族国家这个基本载体去考量，而是要从全球化下各个行为体形成的全球协同治理体系结构去权衡。
根据“国家与组织治理10S模型”，各行为体通过调节对全球协同治理体系的能量和信息输入，就能使全球协同治理体系有序、稳定地运行。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导致了全球协同治理体系结构的形成。造就这种结构的机制是互应逻辑和序参量。
互应意味着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感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两个行为体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感应的，也不可能达成共识，也就没有结构。两个行为体一经交往，双方就会发生感应、碰撞、沟通、协调、妥协，逐步形成共同观念、共有认知，于是便产生行为体交流互鉴。而多个行为体之间的感应、影响和作用，将更加复杂，其基本过程和规律服从于协同原理。
序参量是描述系统有序程度的变量。序参量是非线性系统突变前后所发生的质的飞跃的最突出的标志。不同的系统序参量的形式不同，有些系统的序参量是它的各种状态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体系，这个体系的序参量就是既活跃又具有实力的行为体，它们协同一致控制这个体系，共同决定着这个体系的有序结构。全球治理的序参量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其中主要是美中俄。区域治理的序参量是该区域的大国。
全球协同治理体系是由各行为体共同造就的，全球协同治理体系也成就了各行为体，赋予其身份与地位。体系结构不仅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动。所以，全球协同治理体系决定影响了行为体的行为，行为体的行为又反作用于体系，形成相互塑造的过程，也是体系和行为体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完善的过程。
全球化不是西方化，全球协同治理更不是西方文明化，而是超越文明冲突、具有人类命运的更高层级的新协同。“文明协同论”将重塑全球协同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协同治理，包容互鉴，命运与共，人类大同。
参考文献
[1]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注：该文精要内容发表于《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