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寺院典当异军突起，唐宋以后典当业焕发出新活力，及至明清，典当业的发展遭遇瓶颈
南北朝社会生产力发展，流动性增强，寺院典当异军突起，开创了向广阔社会范围内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大胆进行质（抵）押贷款的新局面，大大提高了金融业的社会化程度。据记载，南齐已经出现设置专门机构经营质举业（即后来的典当）的佛寺。此时的寺院亦从事大量的举贷，即信用放贷业务。一般来说，南方比较稳定，民众财富容易积累，寺院质押放款比较发达。北方地区战乱比较多，民众财富不容易积累，举贷，亦即信用放款比较发达。从现存资料可以看出，佛教寺院大量的借贷都是举贷，借贷双方往往通过签署附加违约条款的形式来保证合作顺利进行，在敦煌出土的残契中有很多都与此相关。
唐宋以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使原来只盛行于寺院寺库的典当机构纷纷转向民间，出现了官（政府或官员）典当、民间典当、寺院典当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质（抵）押借贷的方式还积极向信用借贷领域渗透，以致唐宋以后的信用借款，一是尽量增加抵押贷款的比重以规避风险；二是万一借款人的全部动产仍不够赔抵偿欠款，则以担保人的资产作抵。凡此种种，就使得信用放款虽仍维持在熟人关系的范围内，但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及至明清，典当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第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农村城镇化的趋势，当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流入城镇时，他们迫切需要谋生的本钱，小额借贷遂成为城市底层市民生存之必需，但因缺乏必要的质（抵）押品，已有的金融机构——典当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商品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发展，意味着工商业者的采购—生产—销售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越来越分离，对巨大营运资金的需求增大，但典当业的实物抵押贷款却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位居十大商帮之首的山西商人顺应商品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提高的趋势，大胆地以无形资产——人的劳动能力作为贷款的信任基础，并借助第三方担保，开创了向不熟悉的陌生人进行信用贷款的新局面，致使信用放款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并由此催生出两个新的金融机构——印局和账局。
印局是专业向城市底层市民放贷的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数量庞大的城市贫民和小商小贩。考虑到这些人资产少，缺少抵押物，贷款审查和贷款监管难度大的情况，印局进行了担保贷款、频繁还贷、高利率的无抵押担保贷款设计，与今日小额贷款的模式相类似。账局是专业向工商业放贷的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小型零售商，也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候选官员贷款，所谓候选官吏，是指具有了做某品官的资格，但仍需要与具备同样资格的人竞争该官位，因此出现了“跑官”的现象，也就有了为“跑官”而提供的贷款。账局对候选官吏放款时，不要求抵押物，仅以“官缺”，即官吏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未来的盈利能力为基础。账局发放贷款时并不要求提供质（抵）押物，更多地依赖于贷款筛选以及贷款监督，这主要是因为在交通、通讯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以工商业者在外地的资产作为抵押，核实以及违约时收缴都有很大难度，并且质（抵）押物管理还会带来更高的成本，综合考虑还是信用放款比较合适。
中国自古以来的孝文化有助于降低借贷风险
金融的一大麻烦是如何降低借贷风险。至于质押、抵押以及第三方担保都是降低借贷风险的技术方面的进步，着重从外在规范人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内在规范人的行为，包括借贷行为伦理方面的进步。中国自古以来的孝文化有助于降低借贷风险。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说，“孝”的最基础的境界是感恩。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自然要报恩父母。“孝”的最高境界是服务社会，受到社会的赞美，让父母祖宗以自己为荣。具体到金融市场，一个心中有“孝道”的人，肯定要严格地自我约束，期望以高质量的工作赢得社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诈骗、欠款不还等自毁形象的行为就会大大减少。
有一种观点认为，孝文化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孝文化强调家庭互助，对来自非血缘的社会资金的需求自然减少，这样自然导致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借贷为例，南宋袁采痛心疾首的“杀熟”现象即是典型事例。《袁氏世范》写道：“房族、亲戚、邻居，其贫者才有所阙，必请假焉。虽米、盐、酒、醋，计钱不多，然朝夕频频，令人厌烦。如假借衣服、器用，既为损污，又因以质钱。借之者历历在心，日望其偿；其借者非惟不偿，以行行常自若，且语人曰：‘我未尝有纤毫假贷于他。’此言一达，岂不招怨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一方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后再碰到亲戚借钱，他只能是或者干脆装穷，或者如袁采所建议的，“应亲戚故旧有所假贷，不若随力给与之”。而不管哪一种，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否认，这种说法确有它的道理。这是因为，“孝”有两种，正确的、理性的“孝”是利人利己，服务社会发展自身。不正确的、本能的“孝”是损人利己，亦即只爱自己的家庭不爱别人的家庭，甚至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去损害别人的家庭。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就是故意借款不还。
如果说自公元3—9世纪长达700多年的佛教传播，使得牺牲今世换取来世幸福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利于“父债子还”“夫债妻还”的无限责任思想在民间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近代的欧美文化则将有限责任的思想带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然这是与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企业倒闭率提高，无限责任难以推广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对经营者而言，存在如何对待投资者信任的问题，不能利用有限责任的漏洞谋一己之私；对投资者而言，存在理性投资的问题，不能仍然抱着传统的无限责任观点不放。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②[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③[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外物》，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④[南朝宋]范晔等撰：《后汉书·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⑤[唐]杜佑：《通典·刑典六决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⑥[汉]班固：《汉书·张冯汲郑传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⑦[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邦计部·旷败·诬誷·贪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杨玲玲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